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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年底的核心是稳预期。

什么是稳预期?

对政策来说,就是追求计划目标的确定性。

如果前几个季度不达预期,宏观政策就通过发力提效稳预期。2026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4.6%,一季度5.0%,二季度4.3%,三季度4.5%。二季度那个4.3%,是2023年以来最低的一个季度。没有悬念,政策会立即做出反应,8月起,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快发放。

这已经成了规律,连续四年,年年如此。

但有个问题,年年发债10万亿稳预期,可年年预期不稳。而且稳信的是GDP预期,其他的核心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房地产所有指数年年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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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这就涉及到一个原理性的思考:如何追求宏观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同样是追求确定性,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

一种是计划出来的确定性:年初设计出GDP增速5%,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那就是强计划,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跟着计划走,达不到预期就加发国债,在最后一个季度精准地实现了GDP增速5%。

这可以说是人为的确定性,只要愿意,总能实现,但一定有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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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市场碰撞出来的确定性:美联储不设置GDP目标,因为它是经济的结果,不是起点。它也不是经济的目的,经济的增速以效率为前提,如果出现了效率递减,过去投三元钱砸出来一元钱的GDP,现在要十元,结果是债务跑得比GDP快。美联储关心的是另两件事:就业与通胀率。

同样是追求确定性,一个是跟着办公室精英的计划跑,一个是跟着市场的变化跑。这完全是两种思维模式。

计划的确定性很确定,但办公室精英可以计划供给端,计划不了需求端。

从近些年的数据看,债务增速比GDP增速跑得快,债务利息增速比财政收入增速跑得快,需求端与供应端分离了。

2027年的经济形势将更加富于挑战性,你们得到了GDP增速的确定性,但这个确定性中也包含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就是核心指数背离。

“卢卡斯批判”告诉我们:政策体制一变,人的行为规则跟着变,用旧数据估出来的参数随即失灵。

这在中国或许更为应景,因为中国GDP的统计主要是生产法,产品生产出来,不管能不能卖出、能不能形成效益,都是GDP,那么,庞大的GDP数据中不排除僵尸产品。比较一下劳动生产率与能耗就清楚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不到美国的20%,而能耗是美国的两倍以上。

计划出来的确定性,通过强指令的稳预期,从长期看,是在积累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它的背后是债务。

真正的稳预期是反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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