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在前两天迎来了收尾。时至今日,长征早就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国人面对困难、绝不屈服、敢于斗争、终将胜利的象征。它是信念的象征,它是过去对未来的投射,是超越时代、由中国革命所缔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观。
在剧集的最后,经历了两万五千里的伟大征途,队伍已经走出失败的低谷,走向充满希望的新起点。整个剧集的基调也从绝望中的沉重走向希望中的明快。五十集开头,自带回声的“首长四重奏”,一字排开蹦蹦跳跳开心离去的背影,让弹幕里的观众笑成一片。
长征的苦与乐,都超过今天人们的想象
从叙事的角度说,长征的苦和乐一直是交错的,尤其是遵义会议之后,这种叙事的转折是明显的。从手法来说,这带有明显的以小喻大,由个体的遭遇与精神面貌来折射宏大叙事的快速变化。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长征叙事,“红军不怕远征难,千山万水只等闲。”
爬雪山时,陈赓把仅有的白糖撒在雪上,做成简易冰淇淋,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口甜。过草地时,女红军详细讲解皮靴这个新菜色的七十二道工序。而老炊事班班长把最后一口青稞面煮进白水里,战士们端着这碗近乎白水的饭,下着老班长用嘴巴炒出来的肉菜果腹,还不忘气氛热烈地要求偷点醋提味。
至于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歌声,更是和红军一起走过了整整二万五千里,从不停歇、响彻云霄。每当衣衫褴褛的红军在剧中唱起了歌,那种昂扬的情绪轻易就穿透了时空的阻隔。这一幕幕,想必都让观众想起了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汇——革命乐观主义。
爬雪山,过草地,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已经是长征艰苦的代名词。但对那时的革命者来说,自然环境的恶劣恐怕是眼前诸多困难中最小的问题。
长征的艰苦,是全方位的,是后世的人难以想象的。四路近二十万大军,无后勤,无根据地,甚至一度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打到哪里算哪里,横穿了半个中国。爬雪山、过草地,这是自然环境的艰苦;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过桃江,过湘江,过乌江,飞夺泸定桥,横渡大渡河,这是战斗的艰苦。
这种艰苦,有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它是真正苦难的熔炉,是铁与血的考验,是对人的极致塑造。我这里不妨引用老将军滕海清的一段经历,描述一下那种超乎想象的艰难。
滕海清出身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移踏上长征的时候,任师通讯排长。部队突破敌人封锁,过平汉路的时候,他被手榴弹炸伤,双眼当场失去视力,右手不能行动,门牙被打掉,只能吃流食,躺在担架上随队转移。
由于敌人连续追击,一周后,为了轻装前进,重伤的滕海清得到十块银圆,要求他就地安置。不甘心脱离队伍的滕海清,用刚刚恢复一点视力的左眼,勉强看路,左手拿着竹竿,带着弹片的右手吊着绷带,没有干粮,没有药物,就这样一点点挪动着追赶队伍。每天黎明,部队开始行军,他要努力跟上。因为走的慢,很快就落到后面,等到大部队入夜宿营了,他还要追赶三四个小时,后半夜才能赶上。
没有干粮,没有药物,他越走越慢,不久就和大部队彻底脱节了。这期间,他的伤口溃烂,没有食物,只能靠地里捡来的玉米粒充饥,饿到流冷汗,走路经常摔倒,爬起来继续前进。就这样,又硬撑了十天,他终于又追上大部队。这次,他幸运的找到了自己过去的老上级倪志亮。倪志亮特批他做了手术,发了一套棉衣,一双草鞋,他才算死里逃生。
我们今天经常说不抛弃,不放弃,这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余裕,是一种奢侈。在真正的困难面前,在长征中,没有大家一起走的余裕,牺牲是常态,放弃是日常,必须不断靠牺牲局部来保全集体和核心。
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能不能承受这样的牺牲,尤其是当自己是被牺牲者的时候。像湘江之战的红34师,牺牲自己,保卫大部队,还坚守到最后,打到全军覆没,乃至像陈树湘那样,伤重被俘,宁死不屈?
我们代入长征,总是习惯代入胜利者,幸存者的视野。但是,四路二十余万人马先后参加长征,最后到达陕北的仅有三万多人。
长征的第一步,其实你可能就没办法加入。你可能被要求留下打游击,那是同样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大部队很快就被打散了,没有稳定补给,没有装备补充,甚至连家乡父老都被反动派的屠杀杀得一干二净,四面八方只剩下无穷无尽的敌人。瞿秋白就被留下,然后牺牲了。留守的二十二个中央委员,牺牲了十八个,留守部队损失超过九成五。
在二万五千里的漫长征途中,战斗无穷无尽,缺医少药。作为烈士,在战斗中牺牲了诚然壮烈,但是,你可能生病,可能受伤,一旦跟不上队伍,你很可能像滕海清那样,被要求脱离部队,不能拖慢行军速度。那时的你,举目无亲,伤病满身,还要想办法瞒过敌军、民团的密集搜捕。
当然,不做叛徒,但设身处地,我们真的不会顺坡下驴做逃兵吗?大浪淘沙,很多时候在后人说来简单,那是在知道未来的前提下。而在当事人来说,是真的在万丈悬崖上走钢丝,每一步就耗尽了心力,面对松一松,退一退的诱惑,几个人能说我能坚持?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退缩在我们今天看来胜利的前夜?谁都会想更好的保存自己,以待未来,但如果大家都一心保存自己,这个未来还会存在吗?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毛主席说革命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苦要放在第一位。在革命的历程中,困难是长期的,而稍有余裕,诱惑又太多。所以真正的革命者确实是特殊材料所锻造的。
当然,革命者不是苦行僧。坚定的红军战士也有喜怒哀乐,会累,会疼,会饿,当然也爱笑,爱吃瓜,爱穿干净合身的衣服。他们和今天的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如果有需要,我们也可以成为他们一样的战士。
比如斯诺笔下,我们耳熟能详的彭大将军并不是一个疲惫、总板着脸的严厉军官。他爱吃瓜、爱笑,会因为有一件缴获降落伞做成的背心而得意,也会为了和斯诺比谁爬山快,“像兔子一般窜了出去”。
一名红军小战士专程来找斯诺,向他严肃地澄清自己名字的发音。免得斯诺在外国的报纸上把他的名字写错,给外国的同志们留下一个坏印象。这个十三四岁的小战士,被斯诺称为少先队中的“花花公子”,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也能把自己打理得讲究得体。
当斯诺离开陕北时,来送他的人提出的要求同样具体而日常。有人提醒别忘了他承诺的照片,有人让他寄几两可可,还有人诙谐地找他要求送个老婆。这些具体而不那么高尚的需求,当然也是红军和革命者的真实一面。
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几乎是每一个人对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普遍印象。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战士依然把蒋委员长调侃成“运输大队长”“供应部长”,缴获物资后还要给予一句物流运送及时的好评。
在剧集里,草地里饿着肚子行军时,朱老总面对荒芜的草地会叹这里没人放牧和耕种太可惜,又和刘帅认真讨论革命胜利后,要在这里修铁路、修公路,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在这块似乎最看不到未来的地方,兴致勃勃地规划未来。
砍毛竹架设浮桥的时候,红军战士们还要给毛竹分个公母,好给它留点种,胜利后还要用它们来盖高楼大厦。红军指战员明明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牺牲,也许根本看不到明天,却总是在畅想未来。当他们用未来的美好来重新定义当下的意义,当下的困难和“绝境”便吓不倒人了。
这样的乐观不是盲目的,也不只是苦中作乐。因为红军正是一支压不跨的队伍,那时的共产党人就是这一群“为了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心一意要实现人间奇迹的革命者。
为什么说长征是“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因为红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人民的队伍,是第一支真正教育自己的战士,为什么而战,不避讳困难,不避讳牺牲,描述了人应该怎样生,怎样死,怎样实现人生价值的革命队伍。我们耳熟能详的老三篇说的正是这一切,革命者的生与死。
这样一支队伍,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实实在在能战胜强敌,能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的力量。这是在漫长的斗争中,得到一次次确认的,哪怕我牺牲了,我的队友还会战斗下去,战友们会实现我的梦想。
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对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充分认识,是面对困难,想方设法的干,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干,这个前提之下的。了不起的红军战士们,能够从困难中看到希望,坚信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并将这种信心和希望投射到当前的工作中去。这是一种热情,一种每一个时代奋斗者,革命者都应该有的热情。
革命正确路线的斗争和形成,比长征更艰难
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坚持到底,绝不屈服,这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吗?这是不够的,这还差的远呢。革命的第一要务是斗争。这种斗争不仅仅是和外部敌人的斗争,更痛苦、更复杂的的是和内部敌人、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长征叙事的另一个重点,遵义会议。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外有强敌,内部更是斗争激烈。先要纠正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主义错误,又要克服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主义错误。这不是纸面上的几句话,开会的几场辩论,都是数以万计的基层指战员用自己的鲜血、生命支付的代价。
在我们熟悉的长征叙事里,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线,之后故事逐渐走向明快,包括这部电视剧也是这样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斗争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哪怕之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教训已经如此深刻,但真正的革命事业中,斗争是长期存在,并始终存在的。而斗争的人与事又是那样复杂,置身其中,远非后人看到的那样黑白分明。
以我们更熟悉的“左倾”错误而言,这就绝非来了几个外国顾问这么脸谱化。那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确实主要来自欧洲,来自俄国革命。要进攻城市,要快速发展,要以工人而非农民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一份答案,更是带有经典马列政治性的一种刚性诉求,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到底是谁,在哪里。工人还是农民,城市还是农村,这一点在俄国革命中是一个关键分歧,也是苏联早期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当时人看来是一个关键性的立场问题。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怎么看中国革命的现状。除了少量的革命者,以农村、农民为基本盘,宗族、会党、旧军人、进步士绅等各种造反者共同构建了苏区的权力格局。一边是独立发展,鱼龙混杂,有明显山头的苏区本土干部。另一边则是空降自大城市,掌握革命话语权,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极少数高级干部。
怎么把分散建立的苏区统一起来,怎么形成统一的集体认识,怎么从本土干部手中把军政经各种权力收回来,群众到底要跟谁走?路线的分歧,本质是不同背景的人的分歧。
一些“左倾”冒险的做法,我们后人看觉得不自量力,不可思议。但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中英杰都迫不及待,甚至宁可甩开毛主席,要自己单干呢?
热衷于进攻大城市,这是新领导要有事功能证明自己,镇住场面。这和后来的各级领导喜欢干大项目有什么区别?热衷引入苏联顾问,这是新领导指望靠外部权威,来巩固内部权力。这和后来的各级干部喜欢挟洋自重,搞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又有什么区别?我们只能说,很多毛病,环境稍一宽松,马上又会出现的。
更多时候,我们避讳的,这次难得在这部剧里隐晦提及的,其实是苏区时期的肃反。当夏曦登场的时候,我们想很多人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都特别标注了他。
电视剧里我们也能看到,由于长期的内部路线分歧,刘志丹为了避免队伍分裂,冒死赴会。多亏了中央红军及时赶到,才保下了刘志丹,保住陕北红军的元气。
那么,如果没有中央红军赶来呢?作为革命者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斗争?为了团结就要搞消灭吗?为了团结就要去牺牲吗?消灭的对象消灭了就没有了,愿意牺牲的人都牺牲了,也没有了。权威和团结是一回事吗?以这样的代价就能保证路线的正确与执行吗?如果路线错了,那又该如何纠正?如何避免革命,尤其是处于逆境中的革命事业,成为一个逆淘汰的过程?
这是中国革命的长期问题,也是毛主席提出民主集中制,始终强调要治病救人的直接历史背景。顺便一提,这一点,我们今天觉得格外关键,应该有一套成法。但在历史上,这是苏联人长期秘而不宣的看家本领,虽然如今来看,苏联人自己其实也搞的很不好。
上个世纪,有多少革命组织都失败在这点上。中国同志靠自己研究理论书籍,比如王稼祥回国就专门带来一批这方面的理论书籍。毛主席为代表的第一代革命者结合苏联实践、中国本土实践、历史经验,最终才探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一个组织能长期良性运转的核心功法。
同样,我们把目光落在右倾问题的时候,从单纯的红黑对立挪出来,就会看到更多的,更深远的地方。
我们前面提到的滕海清是三过草地,张国焘分裂是长征途中决定队伍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
从源头来说,来自大城市的高材生张国焘恰恰是通过严酷的内部整肃,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建立了很高的威望。红四方面军的肃反是一个复杂问题,其本身组织成分复杂,内部纪律散乱,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很多人都拿红一和红四比,指出两个方面军作风差异极大,这也是后来双方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队伍需要整肃是当时红四领导层的共同认知。但在这个过程中,张国焘集中了很大权力,野心膨胀,搞了一个独立山头,最终发展到仪仗兵强马壮要另立中央。
这种情况,从苏联时期开始,一直是严密的列宁式政党所面临的最大隐忧,直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终爆发。组织的上层,特别是领导层出了问题怎么办?中下层要如何坚持正确的认知?从结果来说,红四方面军还是跟着张国焘的命令走了,吃了百丈关的大亏,不得不回头。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像张国焘一样的野心家,但结果却很让后人唏嘘。比如和红四一起行动的军团级干部,原本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像何长工、李卓然、罗炳辉、邵世平,许多人是井冈山时代跟着毛主席的老革命,都没能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只有一个起义出身的董振堂顶住了压力,可惜后来他牺牲在这场斗争余波的西路军之役。
说实话,长征走到卓木碉,虽然已经突破了蒋军的层层封锁,但前路还很茫然。后面敌人的追兵不远,前面虽然没有封锁线了,却是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原,队伍减员严重,中央初定去陕西,但大家都不确定陕西的具体情况。大量的干部在之前的路线斗争中吃了大苦头,或者在战斗中所在部队为掩护主力,做出了惨重牺牲,不满情绪是普遍存在的。
怎么正确处理这种怨怒之气,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疾风知劲草,能不能顶住压力,坚持大局为重,确实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但回过头来,一个组织如果只靠下级的觉悟来维持,没有一套有效的纠错机制,领导干部如果不能使下级心悦诚服,只能以势压人,下级有疑问,有委屈,就只会讲服从,一味靠刚性的手段处理组织关系。这样,久而久之,必然要形成盲目服从和上下离心的局面,平时看着一团和气,关键时刻是要掉链子的。
错误既然发生了,但很多干部是被裹挟着进入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的。一些干部也不过是本身受委屈,或者对前途迷茫,被野心家利用了这种情绪。真正出了问题,怎么去治病救人,抓大放小,团结向前,改正了问题就还是好同志。事实上,像博古、罗炳辉后来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甚至牺牲在革命的事业中,这也是毛主席路线的成功之处。
但这种团结,是不是又到了揭过一页,既往不咎,从此大家又和和气气了呢?我们纵观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从之后的革命实践来说,斗争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每个人都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抉择。
哪怕是走过两万五千里,胜利到达延安了,并非一切就从此走上正途。王明从苏联一回来,口含天宪,党内马上又陷入严重的路线分歧。长江局建立起来,毛主席又有了靠边站的危险。马上,西路军、皖南事变,言犹在耳,重蹈覆辙,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中国的革命者面前。
解放战争时期,四野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就是参加了长征的红小鬼。战友们连拉带背,护着他走完了长征。但是当他遇到个人情感纠葛,舍不得正在交往的房东女儿,看到四平作战失利,居然带着机密文件投靠了敌人。
作为从宝岛赶赴大陆报国的知识青年,走完长征的蔡孝乾,被国民党特务谷正文描绘成一眼就能看出,是那种参加了长征,具备特殊气质的高级干部。但这不妨碍他在生死关头变节投敌。反而是起义将军吴石,宁死不屈,扛住了苦刑,最后慷慨就义。
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无数指战员付出惨烈代价,中国革命几乎为之覆灭之后,才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而坚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一个复杂、艰难、曲折的过程,要远超两万五千里长征本身,是贯穿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和建设时期的长期斗争主线。
长征以延安为胜利的终点,而我们知道那只是更大事业的起点。而等到更大的胜利到来,战士们也将一步步走向新的战场,经受更多,更复杂的考验。
当革命胜利,和平降临,曾经的革命者也会老去。当你作为一个经历了重重革命考验的老战士,成为老干部,进城娶了老婆,对方是书香门第,子女聪明伶俐,住别墅,坐汽车,从此告别了过去的苦日子。
久而久之,当你看到工作中有分歧,过去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有心无心犯下了错误,你还能板正面孔,直言相告,按规矩处分吗?当因为你当年干革命吃了许多苦的亲朋好友,家乡父老,需要你一点举手之劳的帮助时,你会加以援手吗?当你年迈垂暮,即将离开工作岗位,会让恰好分管的老部下稍加照看,使晚辈今后的工作更加顺利吗?午夜梦回,你还记得自己曾经是那个衣衫褴褛,稚气未脱,又满怀热忱,敢说敢干,毛主席的战士,还会想起那些倒下的战友和他们未实现的梦想吗?
今天的中国人,更要重走长征路
我们为什么爱说长征的故事,因为它是中国革命的来时路。它的挫折,它的教训,它的成功,都是一面镜子,我们时不时会从其中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它也是一段没有尽头的征途,这就像革命的事业一样,时刻会有人掉队,也有人会加入这个队伍。
革命的事业不存在一劳永逸,斗争的方法始终在变化,斗争的原则却始终要坚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要去回顾历史,为什么总是要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始终在路上。
可以说长征不是过去时,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的事业还在,它就始终是现在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前辈先烈虽然艰苦,但当代青年也面临着沉重的结构性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面对苦难,红军战士托付集体以完全的信任,集体赋予战士远超个体的力量,他们的这种乐观从不源于孤勇。而现代社会越发把我们孤立成了原子化的个体,人们面临困难往往只能独自抗争。
可以说,当代复杂的社会环境,晚期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与思想乱象,不亚于当初的长征路上的三道封锁线雪山草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有属于自己长征之路,也要想方设法,团结起来,坚定起来,用革命的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继续战斗下去。
也许,这个时代的前路依然是迷茫的。长征出发时,红军并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每一次转移,都是在绝境中闯出一条生路。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选择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当我们无法确定努力一定能兑换成某一个结果时,能够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就是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正确性。坚定斗争的意志,掌握斗争的方法,成功也许不必在我,但成功一定有我,正确的努力终究会导向正确的道路。
鲁迅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伟大的长征中鲁迅宋庆龄和斯沫特莱等一起看苏联电影夏伯阳
这段话一直激励着红军里那些当年的90后、00后和10后。他们没有选择等待,等待一个成功的完美条件,而是用手里仅有的东西,先发出那一点光。和一百年前比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民族面临被世界民族之林所淘汰。今天的90后、00后和10后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又何尝没有感受到时代的车轮从背后隆隆袭来。踟蹰原地、虚度光阴,并不能成为我们寄托未来的答案。明天会变好,但明天不会自动变好。
长征已过90年,正如当年斯诺写下的这段话一样:“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愿革命乐观主义的烈焰,长征的精神代代相传,愿中国革命的事业在当代青年手中发扬光大,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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