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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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碥道是蜀道山地交通中“凿石为路”的典型形态,也是古道主体路网的基础。相较于栈道,碥道分布更广、稳定性更强,但尚未得到系统性关注。考证“碥”的语义流变,结合地名大数据与GIS核密度分析,碥类地名呈现线性聚簇与“南密北疏”的空间态势。其命名逻辑与区域地质环境、营造技术、宗族治理及民间信仰密切相关。蜀道交通由“栈”入“碥”的技术演变,本质上是明清时期应对人口增长与人地矛盾的生存策略体现,折射出古代交通建设对自然与社会的适应。

关键词:蜀道;碥道;历史地理;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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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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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蜀道研究历来聚焦于标志性的“栈道”工程,然而,分布更广、功能更持久的“碥道”却长期处于学术边缘。蓝勇研究指出,碥路是中国古代远比栈道使用更为广泛的道路形态。而地名是留在空间里的历史印记,当原有的实物遗迹被现代建设切得支离破碎时,利用“碥”类地名的大数据来还原交通脉络,就成了厘清蜀道工程演变的一条重要路径。本文采集川、陕、渝核心区含“碥”字地名样本1968条,运用核密度分析法探寻其空间聚簇特征,通过地名层位与文献互证,重点探讨“碥”类地名在蜀道路网中的分布逻辑。“碥道”并非栈道的附属,而是蜀道系统在不同地形约束下的最优工程选择。通过分析空间格局的差异,可进一步揭示宋元以后蜀道工程技术从“易腐”向“永固”转型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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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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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碥”的语义流变

“碥”字本义是指上车马时垫脚的乘石,考其字理,从“石”从“扁”,“扁”既示声亦示义,含“平、薄、狭”之态,与道路属性并无直接关联。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六《毛诗音义中》言:“有扁,边显反,又必浅反。乘石貌,乘石者,登车所履之石。”宋陈彭年《重修广韵》亦载:“碥,乘车石也。”此时,“碥”与“扁”通,描述的是登车履石时“扁扁然”的姿态。这种释义在《重修玉篇》与《集韵》中均有互证。至明代,“碥”的内涵由乘车石延展为临水、临崖的险峻地貌。“碥”由“石”与“扁”构成。“石”可指山石;“扁”又指物体之间距离狭小,“偏”省,表示倾侧。《正字通·石部》云:“碥,水急崖倾曰碥。又蜀江自嘉州至荆门水路有燕子碥、阎王碥,皆险地。”碥与滩、濑等地理术语并列, 《蜀水经》中也记载有如黄龙碥、牛石碥等与水道相关地名。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四“蜀中风俗记”辑录了蜀人对江口至荆门段滩险的专门称谓:

蜀江自成都至荆门,名滩险地······浅而急流曰滩,水流沙上曰濑,水出尾下曰瀵,水疾崖倾曰碥,水漫石流曰沱,石积水浅曰渍,滩渍相凑曰林,水如毂转曰漕。

作为交通术语的“碥路”或“扁路”,直到清代才正式在文献中大量涌现,常指“山之侧”或“崖之缘”。其词义演进逻辑是由“临水的平石”延展为“在石壁上开凿出的狭窄路面”。虽然“碥路”一词定型较晚,但以石板铺垫路面的工程实践古已有之。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观察到川北保宁、顺庆二府“不论乡村城市,咸石板甃地”,虽未直接使用“碥”字,却记载了川北地区利用砂岩资源“凿石为路”的盛况。《(乾隆)凤翔府志》载有乔光烈《上张抚军论修栈道书》,其中谈及川陕交界处修筑偏桥、碥路:

自宁羌州七盘关与蜀界始,至凤翔府宝鸡县止。中唯沔县之栈多,土碥间有石坡,前已计施煅凿,疏剔土石,令开就平广。其宁羌、褒城、凤县、宝鸡诸栈皆在万山中,凡山坡石嘴可锤煅者,昔人并已开治,名曰碥路。如层峦叠嶂,傍有可通之径,即绕道而行。唯崇山拱峙,中夹巨津,断岸悬崖,傍无他径,则绿溪傍麓,架木为桥,名曰偏桥。凡设桥之所,其山非高数丈,即数十百丈,岩石崭崭,如虎豹蹲峙,不可得凿。是以万难措置之中,相度形便,因地制宜为偏桥碥路,俾往来相通,无阻绝不前之困。

碥路作为一种交通设施,其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岩石依赖性,主要集聚于砂岩分布区。在火成岩、沉积岩、变质岩三大类岩石中,沉积岩最宜修凿;而砂岩又因硬度适中,富有韧性,成为开凿路基与加工石材的最佳选择。蓝勇将碥路分为两种型态:石料铺垫型、基岩开凿型。具体而言,在山势极度陡峭的路段,工匠多采取铲山为碥的方式,如巴中市通江县诺水河镇的阎王碥(位于米仓道与汉壁道的交会处),即是在沿河垂直崖壁上横向凿出半隧道状石路,至今存有约1公里的道路遗迹。而在低山丘陵区,则多利用条石垒石为碥,通过修筑挡土墙填平沟壑。此类形态在达州、巴中、南充等地最为庞大。这些工程实例与川黔古道、金牛道诸段共同构成了中国交通史上的碥路典范。

由此可见,“碥”的内涵与其工程形态相契合,体现了依势切削、临水而行的营造特征。这种工程模式对地质条件有明确的要求,意味着其在蜀道系统中的分布并非随机产生,而是地理环境制约的产物。下文将通过对川、陕、渝地区地名大数据的空间分析,验证这种从语义内涵到工程实体的逻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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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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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碥”的时空分布

通过对国家地名信息库中“碥”字地名的检索与制图分析发现,此类地名在全国范围内共计2089个,呈现出高度的地域集聚性。其中四川省分布有1457个,陕西省分布有404个,川陕渝核心区域合计占比达全国总量的94.59%。在空间格局上,碥类地名呈现出明确的线性聚簇趋势,与米仓道、荔枝道及金牛道南段等古交通网高度契合。核密度分析表明,地名高值区以达州、广元、南充及成都为核心,形成了显著的热力连片区域。越过汉中盆地向北进入秦岭段,地名密度则骤然下降,构成了“南密北疏”的空间特征。这种分布态势与“碥”字含有的“偏侧、临水”词义一致,在核密度图中表现为沿嘉陵江、渠江分布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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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空间格局的形成,是地理环境的约束与社会生态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碥”地名的密度直接受控于大型水系的地质切割深度。高密度区精准分布在嘉陵江、渠江、汉江及青衣江等河流的阶地切割带上。例如,达州—安康—巴中这一区域地势破碎,岩石裸露,作为荔枝道与米仓道的穿行地带,碥道成了大巴山深处解决陡坡通行的主要方式。广元—汉中段作为金牛道枢纽,地名密集分布于嘉陵江沿岸及朝天岭、剑门关一带。汉中作为诸道交会处,地名多聚拢于褒斜、傥骆等河谷转折的悬崖边沿,发挥着比栈道更长效的支撑作用。

碥道的分布具有显著的地质依赖性,表现为对红层砂岩地质的适应。川北及大巴山南麓的砂岩硬度适中、韧性强,最宜人工锤煅开治。乔光烈《上张抚军论修栈道书》中描述的“山坡石嘴可锤煅者······名曰碥路”,在空间图景中表现为砂岩发育区与地名热力区的高度重合。

地名分布还印证了交通技术的空间弥散效应。蜀道主干线形成的成熟凿石技术,逐渐向周边的府县道路及乡间小径扩散。南充丘陵地带及成都盆地西缘虽不完全属于蜀道主干线,但其地名的高占比印证了碥道已从官方军事工程演变为川陕地区普遍的交通景观。南充等地的碥道分布,反映了嘉陵江中游广泛分布的砂岩特征。这种易开凿且稳固的技术特征,使得碥道成为区域交通网络的核心。这些地名标记的不只是蜀道主干,更是以主干线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交通体系。

综上,自然地质的硬性约束与交通路网的下沉扩散,共同塑造了碥类地名独特的空间分布格局。但这仅仅只是理解蜀道工程演进的地理维度。每一个具体地名,往往还与当地的修筑实况、社会治理及乡土文化息息相关。因此,要全面还原碥道的历史面貌,就必须从地理坐标深入到文化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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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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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碥”类地名的命名逻辑

地名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秦巴山区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印记。通过对川、陕、渝地区1976个“碥”类地名样本的系统梳理,发现其命名逻辑深度植根于古人对地理形态的认知、工程技术的实践以及社会治理的需求。

在命名逻辑上,地质形态与物理属性是此类地名最直接的来源。古人通过观察石路路面的规整程度与道路规模进行直观命名,如平碥、长碥、大碥、方碥、乱石碥等,直接反映了道路平坦、绵延或崎岖的物理特征。此外,如褒城县北部的“甜竹碥”或河谷转折处的“燕子碥”,其命名则通过类比植被特征或动物形态,为险峻的空间提供了直观的视觉参考。这种以自然地理特征为主导的命名方式,构成了蜀道地名系统的底层逻辑。

工程技术的介入则是“碥”类地名定型的重要驱动力。此类地名往往呈现为一部刻在岩石上的施工纪录。以“火烧碥”为例,该地名直接记录了古人利用“火焚水激”法粉碎顽石、开辟石路的修筑工艺。“石梯碥”等称谓映射了道路的阶梯状结构,此类“石梯”式结构是石质路面应对陡峻坡度的典型技术手段,在秦巴山区分布广泛。而“新开碥”“凿子碥”等词汇,则强调了修筑行为的时间序列或所使用的铁制工具,说明碥道的命名具有显著的技术指向性。

命名逻辑中还隐含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在蜀道系统中,地名常作为调节社会心理边界的标志。如阎王碥、观音碥、飞仙碥、罗汉碥等地名的出现。观音碥(原名阎王碥)是金牛道上的典型碥道工程,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勉县、留坝县交界处,为连云栈上的核心险隘。阎王匾反映出早期栈道的险绝,清代贾汉复通过煅石开道,尽去其险,并将“阎王碥”改名“观音碥”,又撰写《修碥记》镌于崖壁,其文曰:“云栈中,碥为最险,有燕子碥、甜竹碥,而阎王碥最险。工日凿之,不能以寸,烈火沃醋,应手坠落,不三月告成,广倍于前,而碥失其险。易阎王之名为观音,人无不知观音之为济世慈航也。”

“碥”类地名的命名呈现出明显的“工程下沉”与“空间家族化”趋势。在1976个样本中,包含姓氏的地名多达1066个,在宣汉等县甚至占据该类地名总数的57%以上。这类“姓氏+碥”的命名方式密集出现,有力地佐证了地方宗族力量在交通营建中的崛起。这种趋势在成都平原边缘表现得尤为典型:在大邑、新津等地,原本带有宏大工程感的“碥”被冠以叠音,演化为“姜碥碥”“陶碥碥”等称谓。这种川西方言中带有亲昵色彩的叠词,将“碥”从官方驿道术语改造成房前屋后微观的生活化景观。地名语汇的这种转变,标志着蜀道修筑技术已完全由官修工程下沉为标志家族宅基与生息空间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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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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碥道的修筑实践与文化叙事

历史上“栈”与“碥”常被并称,但二者有着本质的物质形态差异。一是“架木为栈”与“凿石为碥”有形制差异。栈道与碥道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建造方式:栈道是在悬崖上凿孔插梁、铺板而成的“桥梁”;而“碥”主要是指石路。二是在蜀道工程中出现了“栈道时代”向“碥路时代”的转向。周秦至唐为栈道时代,汉唐文献中关于“栈阁”的记载极多,是蜀道作为官方通道的体现,印证关中与秦巴山区利用丰富的林木资源,追求高效率、直线化的交通逻辑。宋元至明清,蜀道逐步进入“碥路时代”,这也是18世纪人口激增引发的“坡地农业”革命。明清时期蜀道由“栈”入“碥”的技术转型,本质上也是生态红利耗尽后的适应性选择。

历代载籍对碥道的记录,保存了蜀道从“架木”向“凿石”转化的过程。早在汉代,蜀道开通就开始采取“火烧水激”的方法凿石开路,唐文宗开成年间修筑褒斜道和金牛道,“炽炭以烘之,严醯以沃之,溃为埃煤,一彗可扫”。“汉代唐蒙开凿之道显然是在岩石之间开凿的,但是否已经铺设碥石,同样不可得知······朝天岭上的碥路仍然存在,从山势道路情况来看,可能宋代就已经有路基存在。”宋元时期针对特定路段“石碥”的记载已开始出现,主要是指石路。最早如宋末元初诗人汪炎昶《古逸民先生集》卷一所言:“凡诗友之来游者,皆自谷口径悬崖而上,名缘云径。有石印鹤指爪迹者,名鹤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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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由于栈道易朽坏,还存在被火焚毁的风险,留有多次蜀道维修记录,如:“元至元年间,‘发巩昌、凤翔、京兆等处未占籍户一千修治四川山路、桥梁、栈道’,整治故道、褒斜道和金牛道;明洪武时,开凿广元千佛崖附近的险道,维修连云栈道桥阁;正德年间,剑州知州李璧主持整修剑阁县境内驿道三百余里,以石弼路,两旁植柏。”广元市朝天区朝天岭至今仍有较多碥道遗存,经学者调查,沿线山体基岩裸露,道路因势而凿,展现出蜀道由北至南、由栈道向碥道过渡的山区交通形态。清康熙年间,贾汉复大举维修连云栈道,党崇雅《贾大司马修栈记》中详细记载了其过程,包括维修“险石路”“险土路”“险碥桥”“去偏桥而垒石”“修水渠”“煅石”“去当路山根大石”“垒修木栏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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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地方志书中关于“碥”的文献记载显著增多。褒城县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与勉县交界地带,是褒斜道南端的终点、金牛道北端的起点,也是蜀道网络中连接秦岭南北的核心枢纽之一。《(嘉靖)陕西通志》卷三“汉中府褒城县”中详细记录带“碥”字地名的栈道有:“阎王碥栈一百二十间”“长亭铺栈即今甜竹碥栈阁三十八间”“燕子碥栈今燕子栈六十一间”“滴水桥即今火烧碥栈阁百二十一间”“鸣玉栈今簸箕碥栈阁二十八间”。射洪地区在《(光绪)射洪县志》中亦有“武南碥”之载。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更集中记录了秦巴边防要冲的火镰碥、甘家碥、七里碥等8处碥道,证明了碥道在保障军事调动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连云栈、金牛道等主干线的部分险隘地段,均实现了从凌空木阁向石质路面的形态转变。此时碥道相关文献记载增多,与栈道互相补充,以应对人们对交通的需求。

文人诗作为“文学地理学”的特殊文本,以具象化的笔触补足了官修地志中工程细节的缺失。王士禛两次途经褒斜道入蜀,经过苍溪县境内之葡萄碥,又经观音碥,“发马道,渡青桥河,食青桥驿,再渡沙河。自马道至此,山顽劣少竹······至观音碥(旧名阎王碥,贾中丞汉复易今名),奇石插天,犀株林立,飞瀑箭激,凝为深潭”。他还在《观音碥》诗作中感叹工程之巨:“观音碥险绝,连山列天仗······颇闻贾中丞,于此铲叠嶂。”王氏不仅记录了地名的更迭,更揭示了贾汉复采取“煅石开道”的具体开凿技术,即通过火焚水激击碎岩石,开辟了自此迄宝鸡“凡木石之工九百三十八丈有奇”的宏大工程。此外,为保障行旅安全,更于此“剔(凿)大石,置栏楯(栏杆)”,使凌空险径转化为具备防护措施的稳固石路。许荪荃在《观音碥》诗中也精准描述了其开凿工法:“一线豁崖根,指涂沂谗缅。何年鬼斧凿,疑是巨灵遣。寻岩只两壁,拾级乃百转。仰瞻烟岚昏,俯瞩雪浪显。”“一线豁崖根”生动描述了碥道的修筑方式,即在崖壁底部横向凿开一线空间。严如煜在诗作《观音碥》中进一步印证了工程效果:“石壁宁无碍,山根铲始平。马登云路稳,人坐竹舆轻。”“山根铲始平”一语,生动揭示了碥道修筑的核心工艺——通过铲平凸出的山脚基岩来扩展路面,由此带来的“马稳”“人轻”的通行体验。在褒斜道南口的燕子碥,文学文献于此展现了碥道与历史遗迹的共生。张澍在《燕子碥》诗中云:“台侧皑皑白玉盆,模糊汉隶字犹存。”这里的“汉隶字”与碥道空间相叠合,证明碥道的悠久历史。碥道的修筑不仅改变了通行条件,更因其坚固的石壁载体,成为了历代文人吟咏、题刻的重要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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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碥”不仅是蜀道地理环境中的物质形态,更是秦巴山区交通工程转变的缩影。从“架木为栈”向“凿石为碥”的转型,标志着蜀道营建体系从早期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型工程,向明清时期追求永固性与低维护成本的转型。川陕核心区“碥”类地名的空间分布与语义演变,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地名内涵从最初对山脚基岩的纯粹地形描述,逐渐叠加姓氏宗族、民间信仰等社会要素,最终完成了从自然地理标识向地域人文景观的语义跨越。在当代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中,应超越单一节点的保护思维,将碥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进行整体考量。在旅游开发中,应减少虚构的奇观复建,挖掘碥道所承载的因地制宜工程智慧,重塑其在蜀道交通史中的历史地位,真实还原古代山区交通网络的全貌,实现文化遗产的深度激活。

作者:任昭君

来源:《文史杂志》2026年第6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汪鸿琴

校对:李美云

审订:董进康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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