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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APEC深圳峰会期间,中俄美三国元首会晤备受世界关注。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吴玉章讲席教授王文受邀与挪威东南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格伦·迪森对话。对话围绕此次三大国会晤的历史意义,中美、中俄关系走向等作解读,还原创性地在英文语境中发明了“深圳国际体系”一词。

11月16日该对话在发布后,观看量就迅速超20万、评论超340条,还被、多米尼加《民主报》等多家外媒编译转引。现将对话内容整理发布如下: (全文约7500字,预计阅读时间19分钟)

▲点击查看视频

格伦·迪森:欢迎回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王文教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感谢您参加节目。

王文:谢谢您,迪森教授。每次有机会和您交流,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格伦·迪森:我今天想和您聊聊习近平主席、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之间即将展开的三方会晤,地点是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我想知道,您认为这次会晤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我来说,这非常引人注目。这是三大国领导人的会晤,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可以让大国们梳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之后处理其他细节问题就容易多了。

但当然,欧洲方面也有自己的担忧,他们害怕这会重蹈雅尔塔会议的覆辙。不过,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三位领导人似乎对这次会议有着截然不同的动机和优先事项。所以,我想知道,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什么?

王文:正如您可能知道的,2026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后,,。所以现在,距离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还有几天时间,越来越多的媒体预测这次会晤很可能会成真。

▲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后,王文接受BBC采访,预测中俄美三国元首有可能举行会晤

首先,我必须澄清,这种三边会晤的目标并非建立军事联盟、签署宏大的和平条约,或制定瓜分世界的核心规则。相反,其核心目标是管控大国间冲突风险,并为大国共存建立一个可预测的框架。因此,我认为现在有些媒体将这种会晤报道或预测为“G3会议”,我对此并不认同。

正如我们所知,当今世界危机重重,这主要是由于大国之间误判风险增加,以及沟通渠道不畅或沟通不足造成的。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承认,三大强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和诉求,正如您刚才所问的。

我认为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在于避免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管控核不扩散和地区冲突的蔓延,包括伊朗危机,并维护其现有的全球影响力。这就是美国的关注点。而俄罗斯的关注点,我认为是获得全球大国地位的安全认可、重塑欧洲安全架构,以及管控乌克兰危机。

那么中国呢?在我看来,中国的重点在于捍卫自身核心利益、反对集团对抗、防止世界分裂,以及维护全球供应链和经贸环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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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节目发布于格伦·迪森Youtube频道,英文版观看次数超18万、评论超340条

因此,基于这些不同的利益,我认为如果这三大国的领导人在深圳会晤,议程很可能围绕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展开。

我认为,第一类涉及诸多方面,例如在达成最低限度共识最可行的领域,如管控核风险、防止冲突升级,以及至关重要的建立机制,以避免大国直接冲突。

第二类涉及全球公共产品,即在利益交汇的领域寻找合作机会,例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危机、公共卫生、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反恐和核不扩散。因此,这些问题为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三类涉及大国之间就交往规则展开原则性对话,坦诚沟通各自在核心利益上的立场,明确竞争的界限,并区分竞争、对抗和战争。

因此,自然而然地,我的结论是,目前许多棘手的双边争端无法在三边框架内得到解决,仍将继续通过双边渠道处理。因此,此次三方会谈的价值不在于解决所有冲突,而在于防止双边争端演变为全球灾难。这就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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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中国研究中心、多米尼加《民主报》等外媒转引对话观点

格伦·迪森:是啊,我想这就是看待大国会面的两种不同视角。阿拉伯人有一句很棒的说法,大概意思是,大象打架的时候,草地会被踩踏;但是,大象欢愉时,草地也会被踩踏。因此,小国总是担心,当大国聚在一起时,会损害小国的利益和安全。但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确实需要达成某种协议,否则小国就会被卷入它们的竞争中。

然而,特别如果你关注欧洲媒体的报道,这次会议被描绘成又一次“雅尔塔式”协议。当然,在雅尔塔,会议使大国竞争制度化,划分了相互竞争的集团和专属势力范围。而且,在单极世界时期,它不仅试图巩固全球霸权,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因此,许多人认为,至少在欧洲,这是一种摆脱旧雅尔塔体系的方式。当然,对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来说,他们也不想回到单极时代。然而,如果将其与雅尔塔会议进行比较,您如何理解这种多极体系的新模式呢?因为您将其称为“深圳国际体系”,那么,这样的体系该如何组织呢?它与雅尔塔体系又有何不同呢?

王文:是的,我认为雅尔塔体系和“深圳国际体系”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的话。10月我写了一篇,让我来解释一下。

我认为雅尔塔体系是一个框架,二战后的战胜国通过这个框架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其基本逻辑建立在势力分割和对立集团的形成之上,并认为安全是由大国决定的。在后来的体系中,周边地区被划为缓冲区,而小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大国博弈中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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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王文在《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学术网站发表文章解读“深圳国际体系”

冷战结束后,单极运动兴起,并沿着冷战的逻辑发展,推向极致,试图让一个国家定义全球秩序,并利用盟友和集团的机构网络来制约其他大国。这就是雅尔塔国际体系。

那么,“深圳国际体系”又如何呢?我认为我所称的“深圳国际体系”,既不是新的战后条约,也不是试图以其他组织取代联合国的尝试。相反,它是一种正在演变的大国互动模式,目前正在实践和发展中,其基础是多极世界已经到来的客观现实。

因此,我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三个根本区别。首先,它们的逻辑出发点不同。雅尔塔体系根植于利益划分和势力范围的界定。相比之下,“深圳国际体系”以承认所有国家的核心利益为出发点,同时明确拒绝势力范围的逻辑。虽然大国会维护自身安全,但它们不会把其他主权国家当作缓冲区或附庸,它们绝不允许以安全为幌子侵犯他国主权。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在于它们的运作模式。雅尔塔体系以阵营对抗为特征,非友即敌。“深圳国际体系”承认竞争的存在,但对抗并非不可避免。尽管大国之间可能存在激烈的竞争,但这并不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这也不会导致排他性军事集团的形成。竞争必须有界限,冲突必须有相应的制止机制。这是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区别,我认为在于它们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因为在雅尔塔和欧洲体系下,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大国安排的被动承受者。在“深圳国际体系”下,我认为大国间的协调不能绕过中小国家,大国达成的协议不能凌驾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愿景之上。大国间的沟通旨在降低全球战争风险,而不是为大国之间瓜分世界提供便利。

至于如何构建这样一个体系,并非一朝一夕通过一次会议就能实现的。我有一些设想。

首先,至关重要的是,要在主要大国之间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其次,更重要的是,要积累在全球公共议题上开展合作的实践经验;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深圳国际体系”必须对全世界保持开放态度,它不能成为一个完全封闭的圈子,而必须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现有国际体系相兼容、互补,而不是试图取代它。

格伦·迪森:不过,你描述的这种模式,通常正是安全架构应有的样子。理想情况下,主要大国或所有大国都应能够协调利益,也就是尽可能地寻求双赢方案,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但如果无法协调利益,那么至少应该如何管理竞争、制定规则,从而起到约束作用。

我认为单极世界时期的一大挑战在于,霸权时代建立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上,而当时的外交本质上意味着,你与立场一致的人坐在一起,也就是你所属阵营的人,并通过集体霸权施加最大压力,迫使其他国家屈服。

所以我认为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消亡,至少它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了。我认为,当时更多的是最后通牒和威胁。然而,现在我们正在远离这一时期,决策似乎不再由美国及其盟友做出,而是由美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做出。再次强调,目前的主要担忧来自欧洲国家和日本。

你认为这是否会造成一种新的大国格局,导致小国的安全被忽视?因为人们经常指出,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如果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感到非常不安全,它们可能会做出愚蠢的事情,比如开始军事化、发展核武器。因此,大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尽管决策方式应该在外交层面做出一些调整,但也必须考虑到小国的利益。

王文:是的,这种担忧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也确实非常现实。但我必须解释,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大国进行幕后交易,私下决定其他国家的命运,牺牲小国的利益,正如你所提到的,为了在彼此间达成妥协。

所以,我们所关注的是这种旧式的权力政治,我们对此感到担忧,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也同样担忧。但问题在于,现有的国际体系正试图摒弃这种旧式的权力政治。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另一种情况是,大国建立对话机制,进行风险管理和控制,旨在防止彼此爆发战争,并确保冲突不蔓延至全球,同时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指手画脚。

如果这种对话机制能够建立,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来判断。首先,就议程而言,任何直接影响欧洲、日本或其他地区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都不能闭门解决,仅由美国、中国或俄罗斯单独决定,相关各方必须拥有充分的参与权和有意义的发言权。当然,大国可以交换意见并管控风险溢出,但它们无权越界,并对其他地区的政治安排指手画脚。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关于机制的性质,它必须保持功能性对话的性质,重点在于危机沟通和风险管理,它不能设立一个专属委员会来对全球事务做出决定。此类对话的结果不能强加于第三方。

因此,这是两条非常重要的底线。如果我们能够坚守这两条底线,我认为大国间定期对话可以成为多极世界的稳定器。反之,如果对话沦为幕后交易,实际上会重演过往时代的权力政治,这种发展必然会遭到全世界中小国家的抵制。

因此,我认为未来“深圳国际体系”如何维系,以及这一机制如何运作,都必须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耐心观察“深圳国际体系”的落实情况。

格伦·迪森:那么,它就包括所有这些主要大国,我们可以说有三个大国。当然,大国的定义因人而异,但在三大国中,最大的两个当属中国和美国。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或者说根本的竞争,似乎在于技术、军事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当然,你也可以说,迄今为止,这种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它始终存在着蔓延至军事领域的威胁,也就是说,试图使中国台湾地区分裂出去,甚至可以听到打击伊朗或俄罗斯的言论,这些都可能被用来削弱中国。所以竞争是存在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

你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中美对话,是否有潜力开启一个新时代,从根本上打破过去冷战的思维模式?或者,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暂时的“休战”,双方都在重新集结力量?

王文:依我之见,这不仅仅是你所说的“休战”,这也不意味着双方的根本意图已经解决。因为我认为,

你提到了“休战”,我认为“休战”一词源于战争语境,意味着为下一次更持久的对抗积蓄力量。然而,我认为当前的中美竞争涉及两个大国在一个统一的全球体系中共存,这种竞争是结构性的,尤其是在科技领域。这种竞争不会凭空消失。任何策略都无法通过一次会议彻底消除。

但问题在于,两大国都日益意识到一个严峻的现实:当代大国竞争的代价极其高昂,无论是通过军事冲突、彻底脱钩,还是全面技术封锁,没有真正的赢家。因此,各方为了务实需要,不得不将竞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既允许竞争持续存在,又划定红线,以防止滑向直接冲突。

简而言之,我认为中美竞争已成为新常态,而中美冲突必须得到妥善管控。所以,这并非如你所说是短暂的“休战”,而是这两个大国不得不接受的一种新的长期共存模式。这就是我的新观察。

格伦·迪森:我们看到,在中国和美国的这些会谈中,中国似乎变得更加自信。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其实力增长,或者仅仅是在塑造与华盛顿的关系方面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又或者这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即如何应对特朗普?因为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如何应对特朗普,这是否一直是中国的一个重大课题?

王文:我认为,目前没有任何一方拥有绝对优势,可以单方面塑造中美关系。双边关系的走向始终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并非任何一方能够单方面决定或掌控的。当然,我同意你所说的,中国如今更加积极的外交姿态源于日益增强的国力,以及对外部世界更加清晰、冷静的认识。与此同时,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技术和联盟体系,为其提供了更广阔的行动空间。

但我认为,如今的优势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这种双边关系中,双方都有各自的谈判筹码,同时也面临各自的制约因素。因此,不能说中国单方面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至于你提到的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一劳永逸的万能公式。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以高度务实和强烈的交易性质为特征。

因此,对中国而言,应对策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明确而坚定地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坚守严格的红线,在主权和安全等原则性问题上绝不妥协。其次,在利益交汇领域进行务实沟通,找出可以合作或谈判的方面。

现在,我们也必须充分意识到,如今美国国内政治高度两极分化,即使与美国行政部门达成协议,也可能受到国会或公众舆论的制约。因此,我认为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不能只关注任何一位领导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既要应对短期互动,又要争取长期战略利益。

格伦·迪森:但我们再次强调,他们此次会晤的关键原因在于,过去的霸权体系当然已经不复存在,西方主导的架构正在逐渐过时,而且我们看到,近期的事件至少加剧了类似的争论。

也就是说,在中东,海湾国家正在思考安全架构应如何重塑,因为美国未来将不再扮演重要角色;在欧洲,他们也意识到了类似的问题,但态度略显勉强。当然,东亚也有类似的讨论。我知道,当美国开始撤出其防空系统时,韩国人格外担忧。所以,霸权时代已经结束。

但在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许多国家,很多人担心,如果用另一个主导力量取代一个大国,也就是用另一个大国取代美国,最终会陷入类似的局面。事实上,你经常会从美国人自己那里听到这种评论,即担心中国会像另一个美国一样,渴望成为全球霸主。你认为中国该如何证明,其多极世界愿景是真诚的,而不是为了增强中国权力而耍的花招?

王文: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他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所以这一点非常明显。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始终坚持既定的规则和原则,即拒绝新的霸权。而且中国从未想过要取代美国的霸权。这一点显而易见。而且,未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充当新的霸权,这一点非常明显。

第二点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中国将确保自身利益永远不会凌驾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之上,中国绝不能迫使全球南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第三点,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全球治理采取何种形式,中国都在采取切实步骤,将治理权和制度权力向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倾斜。这包括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推动金砖国家扩员,并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拥有最大的发言权。所以这一点显而易见。

当然,我知道展现长期战略仍然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但中国一向如此。所以请相信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中国一直奉行同样的战略,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也将继续这样做。

格伦·迪森:但有趣的是,这里有三大强国。我的意思是,如果印度采取不同的立场,它当然也可以跻身其中。但如果我们认定存在三大强国,有趣的是,美国在其霸权姿态背后始终奉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挑拨中苏对立,而现在,当然又试图在中俄之间制造隔阂。

我想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美俄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加剧,如果美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分歧继续扩大,在经济领域也能看到这一点,他们的经济利益重合度并不高。但如果分歧继续扩大,您认为中国可能会面临哪些艰难抉择?我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俄中已经建立了非常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您认为这种伙伴关系的界限在哪里?

王文:我认为,当前大国竞争的现实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选边站队。众所周知,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之上的,因此这一原则确立了其基本界限。

首先,中俄关系并非军事联盟,我们不会与俄罗斯签订军事条约,我们也不会承诺直接参与任何大国之间的对抗。虽然中俄合作植根于共同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国际问题上立场一致,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保持独立判断。

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中俄伙伴关系不会演变成旨在对抗美国的军事集团。中国在发展与俄罗斯战略协作的同时,也保持着与美国的沟通和对话渠道,这两者并不相互排斥。中国外交的目标并非与一方结盟以击败另一方。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美俄冲突加剧客观上使中国的外部环境复杂化,并带来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做出令人不快的抉择。中国的外交逻辑是分别处理各种双边关系,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符合中俄双方的利益,而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则侧重于中美关系本身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逐一处理的两个独立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存在一条绝对的界限,中国的一切对外合作都必须服务于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与任何国家的伙伴关系都不得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最终的红线。所以我想向大家解释的是,我们需要运用新的逻辑、新的理论逻辑,来观察中俄美之间复杂的三边关系。

格伦·迪森:我记得,至少在70年前,西方也有很多文献,甚至带有更多的批判性,探讨军事集团带来的危险,这必然会引发反制。所以我认为,这种对军事联盟的反感或许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积极方面。无论如何,王教授,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我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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