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马钊
2024年1月1日,财政部《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施行,企业数据资源开始纳入“无形资产”或“存货”等会计科目核算。随后,城投、公共交通、港口及车联网等领域的企业相继开展了数据资源入表实践。但在实践中,当股东尝试将数据资产作为非货币财产作价向目标公司出资实缴时,财务上的确认并不等同于公司法上的出资合法性,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规则衔接问题。
目前,青岛市已完成首例数据资产作价100万元出资入股试点,苏州市通过地方数据交易生态探索了数据作价入股路径,安徽省含山县国资企业也在低空经济领域实现了150万元数据资产作价入股。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定依据,加之监管严格,此类模式尚难大规模推广。数据资产作价入股不仅是会计账目的调整,更涉及数据权利形态、价值波动规律与新《公司法》资本充实原则之间的协调。
一、法律适用边界:新《公司法》下数据资产作价出资的规定
新《公司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同时明确禁止高估或者低估作价。虽然该条款未直接列举“数据资产”,但《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属等有规定的,股东可以按照规定用数据作价出资”。这为数据资产作为非货币财产登记设立提供了部门规章层面的依据。
从法理上看,数据资产若要归入新《公司法》第四十八条中的“其他非货币财产”,需满足法定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三项要件:合法性、可估价性与可转让性。
第一,合法性要件。出资标的不得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出资的财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将劳务、信用、商誉等列入负面清单,而数据资产经过清洗、脱敏与加工后,具备独立的财产属性。只要其采集与加工过程符合《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要求,即符合合法性前提。
第二,可估价性要件。出资财产必须能够通过公允方法核算确定价值,以保障公司资本的真实与确定。因此,数据资产作价应限定于可通过货币衡量的价值范畴,评估程序也需符合《资产评估法》及《数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等技术规范。
第三,可转让性要件。出资人应当拥有对数据资产相关权利(如持有权、产品经营权等)的合法处分权,并能将其完整、无瑕疵地转移给目标公司,且转让过程不得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
二、实务障碍:数据资源入表向作价出资跨越的瓶颈
《暂行规定》主要解决了企业内部财务报表的数据资产确认问题。但在出资场景下,数据本身的无形性、易变性与合规风险,与新《公司法》强化的资本维持机制产生直接冲突。实践中,数据资产作价出资主要面临权属转让、价值评估及合规维持三方面的障碍。
(一)权属与转让:源头授权瑕疵与存续期限限制
当前数据要素权利体系倡导“三权分置”(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股东作价出资时,转移给目标公司的通常是数据产品的经营权或收益权,而非排他性的绝对所有权。
在源头授权方面,若股东的数据来源于协议获取或外部采集,但前期采集未经充分授权,或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规范,可能导致其对数据资产不享有合规权利。依相关规范,登记机构审查数据来源时,如出资人无法补齐合法来源证明,登记申请将被中止,该资产的出资合法性也会受到否定。
在时效限制方面,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常附有明确的有效期限。例如,部分地方数据交易所开具的凭证有效期为1年;国家数据局确立的统一登记凭证有效期通常不超过5年,期满需办理续期登记。一旦凭证到期且出资股东未能协助完成续期,目标公司所持资产将面临失效风险。
(二)估值与波动:入表成本与市场公允价值脱节
《暂行规定》侧重于成本法核算,即归集采集、清洗、标注等环节发生的实际支出。然而,新《公司法》对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要求是反映其公允价值。
现有数据资产评估方法(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极度依赖具体的应用场景与技术条件。某一数据集在特定场景下具备高估值,但场景变更或技术迭代后,其价值可能大幅缩水。
新《公司法》禁止高估作价。若数据资产出资后因场景变化发生严重减值,债权人或其他股东可能提出“出资不实”的主张。司法实践中,如果出资评估程序缺失或不符合规范,法院可指定第三方机构追溯评估;若追溯价值显著低于认缴出资额,股东将面临出资补足责任及赔偿责任。
(三)合规与维持:公司资本维持与董监高履职风险
新《公司法》强化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不仅细化了股东瑕疵出资责任,也大幅提升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查与核查义务。
新《公司法》赋予董事会对股东出资的核查与催缴职责。若股东出资不实,未尽勤勉义务的董监高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数据资产出资情形下,若董事会未能识别出权属缺陷、估值虚高或登记逾期等风险,可能因此承担执业赔偿责任。
此外,新《公司法》第五十二条明确了股东失权制度。以瑕疵数据出资且未在催缴期限内补足的,公司可通过董事会决议剥夺其股权。当公司发生债务危机时,债权人亦有权要求该股东在出资不足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典型操作流程与统一登记规定
结合青岛试点与苏州地方实践,数据资产作价出资通常包含以下五个操作环节:
合规审查与确权:出资方委托专业律师事务所梳理数据来源与授权链条,出具法律意见书。
数据质量评价:由数据交易机构或专业评价团队对数据进行脱敏与质量评估,出具质量评价报告。
资产评估作价:评估机构根据应用场景,运用成本法、收益法或市场法进行货币化估值并出具评估报告。
挂牌与产权登记:在数据交易所完成交易交割,并申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
验资与登记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后,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注册资本与股东变更登记。
此前,各地数据产权登记标准并不统一。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初步搭建起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框架。
根据该指引,国家建立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发放统一样式与固定15位编码的《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该凭证主要发挥三项作用:在数据交易中作为产权证明,在入表、融资担保及作价入股中作为合法控制的凭证,以及在权属纠纷中作为核验证据。通过明确登记机构对数据描述、来源与权属的审查职责,该指引提高了数据资产出资的审查效率与合规可信度。
四、合规建议与风险防控机制
结合新《公司法》对资本维持的合规要求及数据资产的变动特性,企业在办理数据资产作价出资时,建议从合同设计、补正追认与履职留痕等方面建立防控机制:
第一,在交易合同与公司章程中设立出资补足机制。由于数据资产价值受应用场景影响较大,股东双方应预先约定估值调整与出资瑕疵补足条款。例如,明确若数据资产因授权失效、政策调整或技术淘汰发生重大贬值,或未能完成登记凭证续期,出资股东须在指定期限内以现金补足差额,以保障目标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同时,可设置基于后续运营效益的股权调整机制。
第二,严格区分会计“入表”与公司法“作价出资”。账面成本归集仅代表企业完成财务核算,而出资作价必须满足新《公司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公允价值的要求。出资前应开展独立的合规审计与第三方评估,并选择具备国家资质的评估与登记机构,确保评估依据及场景假设合规合理。
第三,妥善处理历史遗留出资问题。对于此前未履行严谨评估手续或仅凭内部协议完成出资的数据资产项目,可参照债权出资的追溯评估做法。由出资股东聘请专业机构以原增资时点为基准日补办追溯评估报告。若追溯评估值不低于原作价,经股东会决议追认以消除瑕疵;若低于原作价,股东应及时补充货币资金,防止因出资不实引发追责。
第四,落实董监高审查职责与档案留痕。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在审议数据资产出资时,应建立专门的审查档案。重点核验出资人提交的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合规法律意见书及第三方评估报告。此外,公司应建立产权存续期台账,对凭证有效期进行监控,提前提醒出资股东办理续期,维持公司资本的真实稳定。
五、结语
数据资产作价出资是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途径。财务上的“数据入表”仅解决了内部账务处理问题;而要实现合法合规的“数据出资”,仍须遵循公司法关于非货币财产权属明确、可依法转让、价值公允及资本维持的法定要求。
市场主体在探索数据资产出资时,需清晰认识权属、估值与合规维护方面的潜在风险,充分利用国家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通过完善的合同约定与合规审核程序,确保数据要素在满足公司法资本安全的前提下顺畅流转。
马钊,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主要执业领域包括公司法、收并购、民商事诉讼、刑民交叉及群体性诉讼等,尤其擅长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她曾代理颇具代表性的群体性纠纷,该系列案件总标的额达数亿元。在同类案件综合胜诉率不足万分之一且一审已完全败诉的极端不利局面下,马钊律师于二审阶段成功实现逆转,撤销生效判决,为客户避免了数亿元的损失风险。马钊律师凭借着众多的优秀案例和扎实的专业表现先后斩获LegalOne实务精英100强:争议解决(Elite 100:Dispute Resolution)、LegalOne Merits(典范)评级、LegalOne“实力之星”(Stellar Accolade)、《商法》2025年度杰出交易大奖、律新社2025年度标杆案例以及律新社《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5)》企业商事领域(华北)及争议解决领域的“匠心律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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