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翔先生举办过《心经》主题的个展,在这场个展中,曾翔先生突破了传统书法的窠臼,用不同的工具、材料以及新的表现形式,诠释了他心目当中的《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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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个展十分轰动,不但受到很多业内人士的推崇,也得到了很多普通大众的高度赞誉,展出的作品也纷纷被高价收藏,其中的一幅作品更是卖出了40万的高价,成为当时书坛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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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翔先生好写《心经》,常隐居禅寺静心创作。与常人书写《心经》时突出敬畏肃穆不同,曾翔先生的《心经》作品形式、风格多样,个性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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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心经》作品中能够明显感受到,笔下并不是他心灵的祈祷,而是自我心境的展现,是内心的独白,他不是在写《心经》,而是在梳理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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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无旁骛,展现自我的书写方式是曾翔先生最主要的艺术理念,他的书法不是为旁人而写,完全是为自己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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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抄经的形制规范,首先服务于宗教功能,而非审美表达。界格、匀净、端正、笔笔交代,皆为确保文本的可读与可诵,使经卷成为可供供养、诵读与流通的法器,其价值在于功能之达成,而非笔墨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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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书写者在抄经行为中的位置是被规定好的:他应当退居次要,使笔墨成为透明的媒介,令经文依其原有的庄严呈现,而不使个人的笔性、情绪与趣味介入其间,任何介入均被视为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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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范自有其合理性,却内含一种代价。当书写被要求尽可能剔除外在的个人痕迹,作品的可辨识度随之降低,千卷一律的端正固然庄重,亦难以承载具体个体的精神活动,其完成度以一致性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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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翔先生的《心经》写作,恰从这一被规定的位置上退出。他不承担代述的角色,而以第一人称进入经文,使文本成为自我陈述的载体,而非向外转达的祷词,这一位置转换,构成其全部形式实验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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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察其笔,中锋始终未失,转折处的交代清晰可辨,放纵仅发生于表层,骨架仍依规矩搭建,只是规矩退入不显眼处,成为日常训练的沉淀,沉淀愈厚,放纵愈显得有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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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越界须以充分的内化为前提。旧有规范若未被深入掌握,所谓突破便只是结构的空缺,其新奇仅能维持短期的注意,随后连作者本人亦无法回收其立场,空缺一旦暴露,修补亦无从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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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以归结为其核心的艺术理念:书写不为旁人,完全为己而作。此语并非标榜孤高,而是指明书写行为的责任归属,作品成立与否,只由书写者自身承担,此种承担既包括技艺,也包括判断及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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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己而作与自私无关。前者要求书写者对自己的状态保持诚实,后者仅涉及利益的分配;其区别在于,为己而作者必须承受作品的全部后果,包括误读与失败,自私者只承受收益,从不承受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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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选择的代价同样明显。它容易被误读为傲慢,也容易被市场简化为一种可识别的风格标签;一旦标签成立,原本诚实的犹豫便转化为可复制的符号,符号背后则空无一物,标签既立,反思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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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者与所处世界之间,不再以取悦换取位置。此种状态无法表演,只能由作品自行证明,证明的过程缓慢,且不接受申辩,只待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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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翔先生的《心经》之所以可观,不在其是否合乎经文应有的样貌,而在其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样本:一个人以二百六十字为轴,反复整理自身,直至纸上不再留下应酬的痕迹,痕迹既去,形式与心境始得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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