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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

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70周年这个承前启后的特殊节点,我们推出【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专栏,对话百位规划前辈,留住历史,让七十余年的规划智慧得以留存与延续;传承精神,让一代代规划人的学术追求与专业信念薪火相传;面向未来,在行业转型的关口,从历史的轨迹中探寻对未来方向的启迪。

本文字数:4453字

阅读时间:1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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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对象:吴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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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我国首位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

吴庆洲教授用四十余年时间,填补了我国科技史上“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系统”研究的空白。从广袤乡村的水利遗产保护,到千年古城的理水工程精髓,他提出了“防、导、蓄、高、坚、护、管、迁”八大方略,并将历史智慧转化为应对极端气候与内涝频发的现代城市规划处方。本期专访,让我们跟随吴庆洲教授,探寻中国古城防洪理水的深邃智慧与规划人的时代担当。

01

逆境择路,为国蓄才

从个人生计到国家需要的转变

问

您好!您于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时梁思成先生是系主任;1979年又考入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师从龙庆忠先生攻读硕士,并成为我国首位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两位建筑学界的前辈,对您走上古城防洪研究这条当时的“冷门”道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应该说,我是被历史推到了这个地方。我年轻时其实没有太大的志向,从没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教授。在清华求学期间,我非常崇拜梁思成先生,对他的建筑美学理念、《营造法式》都极感兴趣,同时我的数学和理工科基础也比较扎实。

“文革”期间,我被分配到重庆,后来为了与妻子团聚又调到湖北黄石,在工地做施工技术员。当时我整天在工地摸爬滚打,晒得特别黑,但觉得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工地上干一辈子也挺快乐,思想非常简单。直到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我爱人考虑到单位频繁流动对两个孩子教育的影响,劝我考研。

当时在工地,一位毕业于华南的马工程师拿来招生简报告诉我:“龙庆忠教授还活着,正在招研究生!老一辈规划建筑学界有‘南龙北梁’之说,你可以考他。”龙先生当时出题考高等数学,这正好发挥了我的数学特长,最终我以高分被录取。

最初读研时,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拿个硕士学位找个稳定工作。龙先生给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两广建筑避水灾之调查研究》。硕士毕业时,龙先生动员我继续读博士。我当时还有顾虑,但龙先生非常严厉且诚恳地对我说:“吴庆洲,你这个思想有问题!我们培养博士是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你看现在到处都有洪水问题,我培养你就是为了解决国家的大事。个人不能光从私人角度想,要为国家着想!”

这句话对我触动极深。后来开学第一堂课,我想做中国古建筑断代研究,龙先生问我:“你修过古建筑吗?没有修过,专家凭什么相信一个没摸过古建的人能断代?”随后他郑重指明了方向:“你该做的就是‘中国古城防洪研究’,解决国家大问题。”他告诉我,中国古代土木水利建筑本是一体,虽然西方现代分工很细,但中国传统工程技术注重综合集成。龙先生甚至下达了“不接受这个题目就退学”的铁命令。正是老一辈学者这种服从国家需要、胸怀大局的格局,把我推上了这条研究道路。

02

履践致远,治水有方

两百万字考察日记与120万字学术巨著

问

上世纪80年代,您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系统——在此之前,这一领域在我国科技史上几乎是空白。在那个资讯与交通都不发达的年代,您是如何展开踏勘并完成这一开创性研究的?

龙先生对我要求极其严格。他不仅要求我在答辩前必须在重要刊物发表12篇论文,还强行规定我必须写考察日记,每天记录行程、收获甚至作息时间。从读研开始,我就养成了极为周全的田野考察习惯,四十多年下来,我的考察日记积累了大概200万字。

我的第一次实地考察是去浙江台州。出行前我做足了功课,到现场发现台州古城墙确实兼具防洪功能,非常兴奋,当即进行测绘。当时当地城建局看到公函上写着“博士研究生”,觉得非常稀罕和敬佩,全力配合我查阅和复印资料。在台州待了10天后,我梳理清了防洪脉络,连续写出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城市规划》和《古建园林技术》上。

攻读博士的第三年,我闭关三个半月,手写出了约17.5万字的博士论文手稿,画了大量的防洪工程图纸。1987年1月,吴良镛先生专门坐飞机到广州主持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郭湖生、郑孝燮等专家一致评定为优秀论文。

毕业后,我赴英国牛津理工学院从事防灾减灾研究。在英国期间,我把硕士和博士论文提炼翻译成50多页的英文长文,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Disasters》上,成为该刊创刊以来发表的首篇博士论文摘要。这种中西方学术训练的双重背景,让我既具备了国际化的灾害管理视野,又深化了对本土理水智慧的理解。

在这四十年的持续研究中,我从最初的《两广建筑避水灾之调查研究》,到后来出版120万字的《中国古城防洪研究》,系统总结出了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的八大方略——“防、导、蓄、高、坚、护、管、迁”。这八个字看似简单,背后却是中国数千年营城治水经验的凝练:

防:筑堤设闸,御洪于城外;

导:疏浚河道,分流导流;

蓄:利用湖泊、坑塘、护城河调蓄雨洪;

高:高处选址,高垫基址;

坚:巩固城墙,石砌防洪;

护:及时维护修缮,确保防洪排涝设施功能正常;

管: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对水系和防洪设施进行科学管理;

迁:遇到不可抗巨灾时适时迁建避险。

03

古为今用,融通古今

传统理水哲学与现代海绵城市的对话

问

您在研究中提出了“行洪河道密度”与“行洪断面面积”等量化指标,并深刻总结了古代城市水系的“十大功能”。针对当前频繁发生的城市内涝与极端天气,古代古城防洪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城市规划有什么启发?海绵城市建设又该如何继承这些传统智慧?

很多人以为古代防洪只是筑堤,其实古代城市水系是一个高度集成的综合系统。我总结过古代城市水系的十大功用:供水、运输、溉田、军事防御、排水排洪、调蓄洪水、防火、避风浪、造园绿化、改善环境。水系就是城市的血脉。

以紫禁城为例,它600年无雨潦之灾,其排水与蓄水设计堪称典范。紫禁城的筒子河又宽又深,在规划之初,它既是建造运料的水道,又是安全防御的护城河,同时具备巨大的调蓄容量。即使遭遇北京特大暴雨,筒子河也仅水位略微上涨,紫禁城内部水系能够极其顺畅地排干雨水。

还有肇庆古城,民国三十一年发生特大洪水,四周一片汪洋,但肇庆古城因为完好的防洪城墙与合理的内部排水系统,城门一关,洪水进不来,城内排得出,一举救了5万多人的生命。

我们在乡村和中小城市也发现了大量卓越的工程。例如,我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参与修复的贵州安顺鲍家屯水碾房工程。这个已有600年历史的明代水利系统被誉为“袖珍都江堰”,采用了S型堤防顺应水势,历经数百年洪水而不垮。我们坚持“修旧如旧”的传统原则进行保护修复,最终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奖。

针对现代城市规划,我认为海绵城市是对传统排蓄结合理水智慧的继承与创新。但当前一些地方在建设海绵城市时存在误区:流于表面,只做表面花草绿化,忽视了水系密度、河道断面与总体调蓄容量等核心水文指标。针对极端天气,我们需要建立“大排水系统+中排水系统+小排水系统”的三级排涝框架。

如果要给当今面临暴雨内涝的城市开一张“规划处方”,我建议:

1. 设定硬性指标下限: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强制性的科学参数,包括水系密度下限、行洪断面面积下限以及每平方米的城市容水量。

2. 恢复与保护历史水系: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填埋河道的做法带来了巨大代价。规划要有远瞻性,严格控制河道两侧建设,在更新改造中逐步恢复历史水系。

3. 增加透水与非工程措施:改变过度硬化的不透水路面,推广透水铺装与屋面雨水收集,重视地面回灌,防止地下水过采导致地面沉降。

4. 融合本土哲学与图像学: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有三大思想体系——礼制营建思想、风水地理思想、实用工程技术思想。同时,古代常采用“仿生象物”的理念,如赣州、昆明等50多座古城规划中采用的“龟城”形态,蕴含着深刻的营城图像学与天人合一哲学。现代规划应当汲取这些本土文化基因,创造有中国特色、自然和谐的城市风貌。

04

立德树人,薪火相传

坚守实事求是,用脚步丈量学术

问

您四十多年如一日耕耘在教学与科研一线,培养了大量城乡遗产保护与规划历史方向的优秀人才。在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全面渗入规划领域的今天,您对青年一代规划师和学者有什么寄语?

在学术研究和规划实践中,我始终要求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做到实事求是。做学问没有捷径,博士论文绝不是凭聪明、图快就能写好的。必须深入文献,更要亲临现场,把历史文献、地形地貌、古城格局一步步挖掘清楚。

就像我们在赣州考察福寿沟时,起初借了机器人下涵洞,结果机器人陷在泥里动弹不得,最终还是靠师生亲自下到涵洞里去拍照、测绘。学术研究必须有这种踏踏实实的脚力。

现在AI和大数据技术发展很快,青年学者可以利用AI来搜集思路、辅助参考,但绝对不能依赖AI做研究。AI有时会给出错误或虚构的信息,如果不加辨析地相信,论文就会出大问题。真正有价值的规划理论与学术创新,必须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实践、调研和严谨的逻辑推导之上。

对于年轻一代规划师,我希望大家做到两点:第一,胸怀家国,保持学术情怀。把个人事业融入国家需要之中,去关注城市安全、生态修复、文化传承这些关系民生福祉的大事。第二,学会向古代智慧学习,向自然规律学习。水系是城市的血脉,城市规划不仅是盖房子、划用地,更要处理好人与自然、城市与水系统的和谐关系。

虽然我现在年纪大了,但只要身体允许,我依然在坚持写作和研究。我的新著《中国古城水系研究》也即将出版。看到我们团队培养的青年学者逐步成长起来,把中国古城理水智慧与遗产保护事业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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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后记

从重庆、黄石施工工地上的普通技术员,到开创中国古城防洪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从两百万字的田野日记,到皇皇120万字的学术巨著——吴庆洲教授用一生践行了老一辈规划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研究用到国家急需处”的严谨治学精神。在极端气候挑战加剧的今天,吴先生提倡的古今融通理水观,依然为现代中国城市的规划建设与安全韧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智慧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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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庆洲先生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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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合影(前排:吴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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