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1955年的授衔名单,有一组对比总让人多看两眼。
1949年,张宗逊是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许光达是一野下辖的第二兵团司令员,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到了授衔,副司令是上将,兵团司令是大将,正好倒了过来。
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排反了”。我觉得,如果只盯着1949年那一张编制表,这道题永远算不明白。
军衔是对一个人全部来路的评价,不是某一年职务表的换算。
先说张宗逊。他在西北战场的分量是实打实的。
1947年2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组建,他任司令员。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后,他任副司令员。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他又任第一副司令员。西北最艰难的那段日子,他一直在指挥位置上。
许光达进入西北战场要晚一些。1947年8月上旬,他率晋绥军区第三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建制。
纵队改军后,他任第三军军长。1949年6月,一野原有的6个军编成两个兵团,他才出任第二兵团司令员。
单看西北这几年,许光达确实在张宗逊之下。那份大将的分量从哪来?
答案在西北之外,也在更早的年份里。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开国将领中,同时具有黄埔军校和留苏经历的人并不多见,许光达是其中一位。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时,他还不到47岁,是开国大将中最年轻的一个。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南昌不可久留,在九江的汪精卫部队主力很快就会来进攻。
8月5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赶来参加起义的许光达到达南昌时,部队已经走了,他决定去追。
那时恰恰有很多人革命意志薄弱,觉得起义没有前途,当了逃兵往回跑。部队离开南昌南下,走了两个星期,开小差跑掉的达到三分之一。
许光达迎面遇到的人里,有的还认识他,劝他:“你不要去送死吧,你看我们都不干了。”他反其道而行之,一路紧追,最后在赣南宁都城下追上了部队。
到宁都后,他被安排在第11军第25师第75团第3营第11连排长。七十五团是一支光荣的部队,是由叶挺独立团抽调干部为骨干组建而成。
他长得面嫩,又有一股儒雅之气,一些老兵背后叫他“娃娃排长”。他并不计较,他知道要想得到别人的信任,必须在战场上见真功夫。
这段经历我一直觉得很能说明问题。资历不只是年份的累加,还要看关键时刻往哪个方向走。
别人往回跑的时候他往前追,这件事本身就是资历。
1932年,湘鄂西的瓦庙集打了一场重要的仗,结果打成了消耗战。虽然顶住了敌人,但消耗了红军的武器弹药,又得不到补充。
部队作战很英勇,战果却没有取得多少,许光达还负了重伤。
他强忍剧痛接受开胸手术。手术器械简陋,子弹离心脏只有10公分,难度非常大。
连续三次开胸手术,依然没能取出他胸口的子弹。
组织决定送他去治疗,这一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他秘密乘轮船到了苏联,在莫斯科取出了这颗子弹。
伤好以后,他得知苏联东方大学为中国派去的干部办了一个汽车训练班,教汽车、坦克以及火炮技术,就主动去报名。他学会了开汽车,也学了一些坦克,对机械化车辆有了很大兴趣,又主动要求继续学习。
这为他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员打下了重要的专业基础。
1937年11月,许光达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和治疗,回国后于1938年1月抵达延安。
常有人说他“缺席”了五年。换个角度看,这五年也给了他当时军中很少有人具备的东西。
回到西北,他的打法依旧硬朗。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打响。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赶赴乌龙铺一带,承担阻击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的任务。
8月19日,第三纵队进至乌龙铺与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面对敌军主力和身后的葭芦河,许光达要求部队坚守阵地,哪怕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这一仗歼灭整编第36师主力6000余人,西北解放军由此转入战略反攻。
同年10月,他率部攻打清涧城。守城的是国民党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恰好是他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
两人分手二十多年,各在一方,这时在战场上再次相逢。外围作战基本完成后,许光达没有急着攻城,先给廖昂写了一封信劝降。
廖昂接信后确实动摇过,他了解许光达的本事,也认为信中分析的形势很客观。可他听说援军已到清涧城西南地区,马上能赶来,态度又强硬起来。
这种犹豫反复犯了兵家大忌,大敌当前军心动摇。后来他虽然严令抵抗,很多士兵已经无心恋战,那封信起到了心理战的效果。
清涧最终被攻克,歼灭国民党军8000人,俘虏廖昂以下6000余人。廖昂被带到指挥所,一言不发。
许光达递给他一支烟,说:“我们好多年不见了,咱们走的路不同,不过你的路走错了。”廖昂不服气,说如果援军赶到就不会是这个结果。
许光达笑笑:“你要是不服,我放你回去,你再要一个师来,咱们再较量较量。”廖昂再也说不出什么,敬了一个礼,就被带走了。
这两仗放在一起看,一仗靠死守,一仗靠攻心,都是独当一面的打法。
1950年,许光达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位装甲兵司令员。同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成立,年轻的装甲部队在他的领导下迅速成长。
授衔看的不只是打了多少仗,还看开创了什么。从零起步搭建一个兵种,这份功劳无法在1949年的编制表里找到对应位置。
许光达堪称红二方面军的代表性人物,对革命立下了卓越功绩,在装甲兵部队的组建和发展上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央军委考虑到这些,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
有人把这个结果全归结为“代表性”,我不太认同。代表性是事实,但如果没有前面那些硬功夫,代表性也立不住。
同样,张宗逊的上将也不是“委屈”。上将本身就是极高的评价,两人的军衔各自对应一段完整的经历,不是彼此比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对这个“相反”最不安的,恰恰是许光达本人。得知消息后,他心事重重,认为授予自己大将军衔有愧,经过再三考虑,郑重递上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申请书中写道:“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乃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战友们在敌人重兵包围下艰苦奋战,我却无危险之忧,无饥饿之虑。”
中央没有批准他的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他还是坚持要求给自己降低了一级工资。
外人替他算资历,他自己反而把最薄弱的五年摆到台面上,这份坦荡比任何解释都有说服力。军衔高低是组织的评价,怎么对待军衔则是个人的品格。
如今,许光达一手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已陆续拥有重型、两栖、轮式、空降等机械化部队,并发展了装甲兵数字化部队,成为国防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铁流滚滚,这位铁甲元勋会一直被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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