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盛京崇政殿的殿门在卯时刚过就被推开了。
两黄旗的巴牙喇兵披甲执刃,站在大清门到崇政殿的御道两侧,甲片被晨光打得发白。
殿内,礼亲王代善坐在西侧首席,郑亲王济尔哈朗次之,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依次落座。
没有人说话,殿外甲叶摩擦的细响一阵一阵地传进来。
皇太极死在五天之前。
八月初九亥时,他坐在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停止了呼吸,年五十二岁,生前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嗣君的遗言。
盛京的空气里还残存着丧仪烧过的纸灰气味,八旗的兵丁已经在各旗旗主的府邸和皇宫之间来回奔走。
两黄旗大臣索尼、图赖、鳌拜等人天不亮就盟誓于大清门,要求立皇子为帝;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则跪在多尔衮面前,劝他即位。
崇政殿里的会议,就是在这个局面下开始的。
济尔哈朗时年四十六岁。
他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第六子,自幼被努尔哈赤收养在宫中,比多尔衮年长十三岁,比豪格年长十二岁。
他掌着镶蓝旗,旗主之位得自兄长阿敏。
天聪四年,阿敏因弃永平四城被皇太极议罪幽禁,镶蓝旗没有交给旁人,落在了济尔哈朗手里。
此后十余年,他随皇太极征明、围锦州、攻松山,在八旗亲贵中位列和硕郑亲王,是皇太极一朝少数既掌旗又掌部务的宗室之一。
但镶蓝旗在八旗中排在最末,旗内牛录数目不及两黄旗和两白旗,济尔哈朗本人的汗父之子身份也远了一層——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不是儿子。
这一点,殿内所有人都清楚。
会议开始后,索尼先开口,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其余不知。
多尔衮让他退下,问诸王之意。
代善年过花甲,两红旗在皇太极一朝屡遭削弱,他只说了一句“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便不再多言。
豪格自陈“福小德薄”,辞让退去,两黄旗大臣拔剑向前,说若不立帝子,宁死从先帝于地下。
多尔衮没有接话,多铎和阿济格在旁边催他决断,殿内的气氛绷到了极处。
这时候济尔哈朗开口了。
他没有支持多尔衮,也没有坚持豪格。
他提出的方案是: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多尔衮共同辅政,待福临年长之后归政。
这个方案在殿内没有被立刻接受,但也没有被立刻否决。
两黄旗要的是“帝子”,福临是帝子;两白旗要的是多尔衮掌实权,辅政的位置给了多尔衮;代善的两红旗不必选边;豪格的正蓝旗失去了继续对抗的理由。
会议从清晨开到午后,最终各方接受了这个折中。
镶蓝旗没有动一刀一矢。
济尔哈朗的算盘并不难读。
镶蓝旗的实力不足以单独把豪格推上皇位,也不足以对抗两白旗。
如果豪格与多尔衮在殿内殿外真动起手来,镶蓝旗无论站哪一边,都要第一个填进去。
立一个六岁的孩子,让多尔衮和他自己去辅政,镶蓝旗的旗分、牛录、兵丁就都还在原处。
他没有争那个首席辅政的位置——至少在崇政殿上,他表现出来的姿态是:他与多尔衮并列,但多尔衮居前。
顺治元年正月,济尔哈朗做了一件在史料中留下明确记载的事。
他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堂官,向他们宣布:此后各衙门办理事务,凡应禀告辅政王的,或者需要记注存档的,都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也先写睿亲王的名字。
这条谕令发出的时间,距福临即位不过四个月,距清军入关还有三个月。
济尔哈朗用公开的方式,把首席辅政的位置让给了多尔衮。
他未必没有自己的考量。
让出首席,换多尔衮不向镶蓝旗伸手;让出礼仪上的位次,换两白旗在入关作战中与镶蓝旗并肩而不是对峙。
从顺治元年到顺治三年,济尔哈朗仍然出现在重要的军事行动中,镶蓝旗的旗务也仍由他掌控。
表面上看,这笔交换是成立的。
但多尔衮要的不是首席的名分。
入关之后,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掌握了军政实权,济尔哈朗的“信义辅政叔王”封号在顺治元年十月颁下,金千两、银万两、缎千匹,赏赐的规格很高,但实际参与决策的空间却在一寸一寸地收窄。
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以“王贝勒等管理部务”妨碍政务为由,停止了诸王贝勒对六部和都察院事务的兼管。
济尔哈朗掌过刑部,这一条下来,他在部务上的抓手被抽掉了。
紧接着,多尔衮的母弟多铎被一步步抬举,从豫郡王到豫亲王,在朝会的班次和仪注上排到了济尔哈朗之前。
济尔哈朗没有公开对抗。
史料中用“谨让”二字形容他在这一阶段的态度,说他“对多尔衮处处表示谦让和恭顺”。
顺治三年,他受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南下,但这次出征的时机和规模都说明,他在朝中的角色已经从一个辅政王变成了一个被调离决策中心的领兵亲王。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顺治四年。
这年二月,济尔哈朗的王府建成。
殿基的高度超出了规制,府中使用了铜狮、铜龟、铜鹤。
这三样物件在清代王府的等级序列中有明确的使用限制,宗人府和工部据此弹劾。
多尔衮没有放过这个由头:济尔哈朗被罚银二千两,罢免辅政职务。
一座府邸的殿基和几只铜铸的禽兽,能成为罢免辅政王的理由,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多尔衮要拿掉济尔哈朗,只需要一个能在文书上写下来的条目。
铜狮龟鹤是不是真的逾制,殿基高了几寸,在权力面前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辅政的位置只有一个,而多尔衮要让多铎坐上去。
济尔哈朗罢辅政之后,多铎随即被册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赏金千两、银万两,册文里写着他“勦灭流寇,底定陕西,珍福王平江南”的功劳。
济尔哈朗的名字,从辅政名单里被划掉了。
事情没有到此为止。
顺治五年三月,贝子屯齐、尚善、屯齐喀等人讦告济尔哈朗,罪名是:太宗初丧之时,两黄旗大臣谋立肃亲王豪格,济尔哈朗知情不举;此外,入关时他擅自令两蓝旗越序立营前行。
第一条罪名指向的是崇政殿会议前后他在皇位继承中的真实立场,第二条指向的是行军序列中镶蓝旗的位置。
两件事都被翻出来,议罪的结果是“当死”。
多尔衮“从轻”发落:革去亲王爵,降为多罗郡王。
从崇政殿上提出折中方案的人,到被指控“不举发谋立豪格”的人,中间隔了不到五年。
更值得留意的是第二条罪名——“两蓝旗越序立营”。
镶蓝旗在入关途中走在哪一旗的前面,原本是行军序列的调度问题,却被写进了议罪文书。
这说明多尔衮的清算并不止于济尔哈朗个人的辅政头衔,而是指向了镶蓝旗作为一个旗的整体位置。
镶蓝旗被从它应有的序列里拎出来,放到罪名的位置上。
济尔哈朗被降为郡王的同一个月,豪格在狱中死去。
闰四月,济尔哈朗恢复了亲王爵。
九月,他被任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南下湖广。
恢复爵位和派往战场几乎同时发生:多尔衮需要有人去对付南明和湖南的抗清势力,济尔哈朗仍然是镶蓝旗旗主,仍然能带兵。
但辅政的位置,再也没有还给他。
顺治六年正月,济尔哈朗的大军进入湖南。
他命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和固山额真阿济格尼堪为前锋,攻破湘潭,擒杀南明总督何腾蛟。
这是济尔哈朗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独立指挥。
湖南的战事打得很硬,但朝中的局面比湖南更冷。
他在外领兵的时候,多尔衮在京城里把自己的仪仗、府邸、班次一步步抬到了接近皇帝的程度。
济尔哈朗在湖广的捷报传回北京,不能改变任何人在朝会上的座次。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在喀喇城狩猎时暴卒,年三十九岁。
消息传到北京,朝局在一夜之间翻转。
多尔衮生前以摄政王身份追尊为“义皇帝”,庙号“成宗”,丧仪依照帝礼办理。
但不到两个月,济尔哈朗就动了。
顺治八年二月,济尔哈朗会同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联合上奏,追论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所用仪仗音乐卫从俱僭拟至尊、造府与宫阙无异”等罪状。
奏疏递上去之后,顺治帝下令削去多尔衮的睿亲王封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出宗室,籍没财产。
一个月前还以帝礼下葬的人,一个月后连宗籍都没有了。
济尔哈朗在这次清算中的角色,史料记得很清楚:他是领衔上奏的人。
五年前他被指控“不举发谋立豪格”的时候,审讯他的是多尔衮的人;现在审讯多尔衮的身后之名的人,是他。
当年在崇政殿上他选择了妥协,在顺治元年他选择了让出首席,在顺治四年他选择了不公开对抗,在顺治五年他选择了接受降爵而不举兵。
这些选择中的每一个,单独看都可以被解释为退让,连起来看则是一条完整的线:镶蓝旗始终没有成为任何一个阵营的敌人,也始终没有成为任何一个阵营的盟友。
它只是在每一次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站在了不会立刻被碾碎的那一侧。
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没有停下。
顺治八年之后,他继续协助顺治帝肃清多尔衮集团的成员,一批在多尔衮摄政期间被压制的上三旗官员得到了升迁。
顺治九年二月,他被晋封为“叔和硕郑亲王”。
这个封号中的“叔”字,是顺治帝以皇帝身份对叔父的确认,但它来得比“信义辅政叔王”晚了整整八年。
顺治元年那个封号里有“辅政”二字,顺治九年的这个没有。
顺治十二年五月初八,济尔哈朗在北京病逝,年五十六岁。
他死后谥“献”,入祀盛京贤王祠,配享太庙,郑亲王一系成为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世袭罔替。
镶蓝旗的旗分没有在他手里丢掉,他的子孙接过了旗主和亲王的位子。
如果只看结局,济尔哈朗赢得了身后的一切:爵位、谥号、配享、铁帽子。
但顺治十二年五月距离崇德八年八月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里,他先让出了首席,又让出了辅政,然后被罚银、被罢职、被降爵。
他在崇政殿上提出的那个方案,让福临坐上了皇位,也让他自己坐到了多尔衮的旁边;而多尔衮用五年的时间告诉他,坐在旁边的人随时可以被挪走。
崇政殿的会议散场那天,两黄旗的甲兵收起刀剑,从大清门两侧退出去。
济尔哈朗走出殿门的时候,镶蓝旗的护兵在阶下等他。
他上了马,没有往多尔衮的府邸方向去,也没有往豪格那边拐,马头朝着镶蓝旗驻防的方向。
盛京八月的风从殿前的空场上刮过去,把丧仪留下的纸灰吹起来,落在马蹄踏过的青石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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