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秋,陕西府谷县通往乡村的小路上,王扶之穿着便服,背着简单行李,独自走在尘土飞扬的路边。县城到村里没有通车,他原本准备徒步赶回家,却被一辆驴车慢慢超过。
赶车的是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农。王扶之看了看方向,开口问道:“大爷,您这是往哪里去?”
老农报出的村名,正是王扶之的故乡。听说对方要进村,老农爽快地让他上了车。驴车不快,车轮碾过土路,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谁也没有想到,车上这名年轻人,正是老农多年未见的儿子。
王扶之没有急着说明身份,只是试探着聊天。他问老人多大年纪,家中还有哪些人。老农回答,自己已经六十多岁,家里的日子比过去好了一些,乡亲们也分到了土地。
说到这里,老农的语气忽然低了下来。他有个儿子,年幼时就离家参加革命,一走便是十多年,至今没有确切消息。老人不知道儿子是生是死,只能把这份牵挂压在心底。
这句话让王扶之心头一震。
他又问:“您儿子叫什么名字?”
老人想了想,说:“小名已经很少有人叫了,大名叫王硕。”
王扶之顿时愣住。这个名字,正是他参加革命前使用的名字。眼前这位赶驴车的老人,不是陌生人,而是自己日夜惦念的父亲。
“爹,是我。”
短短几个字,老人没有立即反应过来。车上的年轻人衣着朴素,面容比记忆中成熟许多,身上还带着长期军旅生活留下的刚硬气质。王扶之跪在路旁,老人盯着他看了许久,才颤声问道:“真是我的娃?”
父子二人终于认出彼此。老人用粗糙的手反复摸着儿子的脸,王扶之则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十多年没有音讯,许多话堵在胸口,反而一时说不出来。
王扶之五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他跟着父亲生活。家境贫寒,父亲曾外出给人做长工,王扶之只能寄居在祖父身边。后来父亲把他接到身边,让他放羊、做活,又省吃俭用送他进私塾。
私塾只读了三个月,却给王扶之留下了难得的识字基础。1935年,红军队伍来到陕北一带。让他印象深刻的,不只是队伍纪律严明,更是官兵不拿群众东西,还帮助百姓挑水扫院。
十二岁的王扶之动了参军的念头。他找到一名红军战士,表示愿意跟着队伍走。对方见他年纪太小,便问他几岁。王扶之担心被拒,故意挺直身子反问:“您看我像多大?”
对方估摸着说:“十六七岁吧。”
王扶之顺势答道:“差不多。”
就这样,他进入了红军队伍,后来被编入少共营。临行时,父亲没有阻拦,因为老人明白,这支队伍是为穷苦百姓而来。父子告别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持续了十八年。
王扶之最初连一支完整的步枪都没有,手里只有一杆梭镖。后来,他在战斗中缴获了自己的第一支枪。凭着这股不怕苦、不怕死的劲头,他逐渐从普通战士成长起来。
由于识字,1936年他被选入测绘集训队,之后又担任通信参谋、作战参谋。测绘工作要求细致,作战参谋更要在纷乱战场中迅速判断。那些年积累的本领,成为他后来指挥部队的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王扶之随部队转战多地,经历过异常艰苦的行军与战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本想回乡探望父亲,但新的任务接踵而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又奔赴朝鲜战场。
1952年一次战斗中,王扶之所在的坑道遭到轰炸。巨响过后,坑道坍塌,他和战友被埋在土石之下。黑暗中,他的一条腿被压住,只能摸索着扒开身边的碎石。
他先确认战友情况,又鼓励还能发声的人保持清醒。外界一度以为他们已经牺牲,救援人员甚至准备了安置遗体的坛子。工兵连续挖掘时,石缝里飞出两只苍蝇,这个细节让救援人员判断坑道内仍有空气,随即加快了行动。
被困三十八个小时后,王扶之和另外两名战友获救。那场事故中,多名同志牺牲,他本人也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战场记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终于获准回乡。
驴车抵达村口,王扶之让父亲坐好,自己接过缰绳。老人一路端详着儿子,嘴里不停念叨:“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驴车继续向村里走去。多年征战、无数生死,都浓缩在这条乡间土路上。对于王扶之而言,那天回到的并不只是故乡,还有一个始终没有放下他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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