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谷有维,今年五十六岁,河南商丘人,老家在虞城下面一个叫谷庄的村子。我们谷家在我们那一支,我爹排行老二,上头一个哥,就是我大伯,谷长庚。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九八七年的事,那年我十九岁,一张车票三块五,一碗烩面五毛,一件的确良衬衫八块,而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三十五块钱,在今天的年轻人耳朵里,不够一杯奶茶钱,可在那一年,那是我在人生岔路口上,被两双手推了一把和拦了一道的全部价钱。
先说我们家的穷。不是形容词,是日子本身。
我爹身子弱,四十出头就咳血,地里的重活干不了,我们家六口人,我爹我娘,底下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就指着几亩薄田和我娘喂的两头猪。一九八六年冬天,我爹的病重了,县医院说要好生治,一治就是几百块的账。几百块,对那时候的我们家,是一座山。我娘把年猪提前卖了,把我爹攒了半辈子准备打家具的一棵榆树卖了,还是不够。转过年开春,我爹把我叫到床跟前,说:有维,爹这一身子,是个无底洞,这个家,不能再这么填了。你十九了,庄稼汉的儿子,除了种地,你还有一把子力气。你三叔公家你那个表哥,在郑州的建筑队上,一个月能挣六十多。你去,把这个家顶起来。
我娘连夜给我烙了一摞杂面饼,缝进了我的被褥卷里。可是路费呢?去了头一个月吃住呢?我们全家凑了凑,凑出来七块三毛钱。我娘说:儿,去找你大伯。你大伯在县城食品站上班,吃商品粮,月月有进项,他是你爹的亲哥。
我心里打鼓。为什么打鼓?我们家跟我大伯家,这些年来往是淡的。淡的原因,一半在我大伯那个家,一半在我大伯娘。我大伯谷长庚,人是个好人,年轻时是生产队的会计,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全庄的红白事对联都是他写。可我大伯娘,姓井,井凤仙,是集上井家的闺女,能干,泼辣,把一个家把持得铁桶一样,最要紧的一条:最见不得“穷亲戚上门”。我们家这些年,年节走动,一年比一年稀,我娘提起来就叹气,说:你大伯娘那个人,门里的东西,一粒米都算得清。
那年阴历的二月底,我揣着我娘给我装的两个杂面饼,走了十六里地,到了县城,找到我大伯家。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到的时候是晌午,我大伯娘正在院里喂鸡。我喊了一声大伯娘,她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手里的鸡食瓢停了停,说:有维来了。你爹的病,听说不大好?
我说:不大好。大伯娘,我这次来,是想……我娘让我来问问大伯,能不能借我三十五块钱。我要去郑州找活干,挣了钱,头一个月就还。
我大伯娘把鸡食瓢往鸡盆里一撂,脸上的坡纹一下子绷紧了。她说:有维,不是大伯娘说你。你们那个家,是个填不满的坑。你爹的药钱,前年你们张口,你家给了五块;去年你们张口,又拿了八块。庄稼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你大伯一个月六十来块,你大哥说亲要花钱,你大姐出门子要陪嫁,这个家的每一个铜板,都是有主的。她说到这儿,缓了口气,声音反倒放软了:好孩子,大伯娘不是心狠。你回去跟你娘说,这个钱,不是不借,是借出去就回不来。你爹那个身子,你家那个底子,你们拿什么还?
我在那个院里站着,一句话说不上来。她说的,一条一条,全是实情。实情这个东西最厉害,它让人连委屈都喊不出来。
就在这时候,我大伯下班回来了。他推着那辆二八自行车进院,看见我,又看看他媳妇的脸色,就全明白了。他把车支好,没进屋,站在院里,问我:借多少?
我说:三十五。
我大伯娘在边上开了腔:长庚!这个家你当还是我当?上个月的账你还没跟我对完,你倒先把手伸到外头去了?
我大伯没接她的茬,就那么站着,从中山装的里兜里,摸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里头是毛票和几张一块的。他数了数,三十一块。他把钱塞进我手里,说:有维,拿着。差四块,大伯再想想辙。
我大伯娘的脸,唰地白了。她说:谷长庚,你好样的!她在屋里摔了门。
我大伯领着我出了院,在街上,他把口袋翻了个底,又摸出来两块多,凑了三十三块五。然后他在食品站门口,跟同事借了两块,凑足了三十五,按在我手心里。他说:有维,别记大伯娘的账。她过日子的难处,你没当过家,你不懂。大伯就送你一句话:到了外头,把手艺和力气往正道上使,挣干净钱。这三十五块,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没有,就当大伯给爹的药钱添了一把。
我不肯要,往回推。我大伯眼睛一瞪,说:拿着!你今天要是空着手走出我这个门,大伯往后在谷庄,还怎么叫人?
我含着泪收了钱。当天下午,我在县城我表哥那儿借宿了一夜,第二天天不亮,去长途车站买去郑州的票。
车是七点半的。我到得早,坐在候车室的长条凳上,兜里揣着三十五块钱,钱用手绢包着,贴着肉。就在七点来钟,检票口那边忽然乱了,一个人影直直地朝我这边挤过来。我抬头一看,腿一下子软了。
我大伯娘。井凤仙。她挎着一个蓝布包袱,挤开人群,一头汗,头发都跑乱了,站定在我跟前,胸口起伏。周围的人都看我们。我心一横,站起来,把钱从兜里掏出来,捧到她跟前,我说:大伯娘,钱我不要了,我这就给您送回去,我走着去郑州,我去爬车……
我一着急,话都说不囫囵。
她一把把我捧钱的手打开了,那三十五块钱撒了一地。周围人哄地一声。我赶紧蹲下去捡,她也蹲下去,跟我一起捡。她捡钱的手法比我还快,一张一张,捡起来,吹吹土,掖进她那个蓝布包袱里。捡完了,她把包袱往我怀里一搡,说:笨手笨脚,钱撒了你都不知道先踩住脚底下那张。
我抱着包袱,懵了。她把我按回长条凳上,喘匀了气,才开口。
她说:有维,大伯娘追你来,不是来讨钱的。是来给你送三样东西的。
她把包袱打开。头一样,三十五块钱,原封不动,是她方才捡起来的,外头又添了十五块,凑成五十。她说:你大伯借你的三十五,是他背着我掏的,我今儿不是来销这个账的,我是来告诉你,这个账,我认了。添的十五,是大伯娘给你的路费钱、押金钱。你到了郑州,头一个月找活干,工头要押金,要吃饭,你兜里没钱,腰杆就软,腰杆一软,人就学坏。大伯娘穷过,懂这个。
第二样,一双新布鞋,一双千层底。她说:你那双鞋,鞋帮都裂了嘴了,出远门的人,脚底下的鞋,就是你的脸面,也是你的本钱。工地上挑砖和灰,一双好鞋,能多干半年。
第三样,一袋子炒面,一袋子煮鸡蛋。她说:车上一整天,别啃你娘给你烙的那些干杂面饼了,那东西噎人,就凉水,你的胃受不了。
我抱着那一包袱东西,眼泪跟开了闸一样,一个十九岁的庄稼小子,在长途车站的候车室里,当着满屋子的人,哭得抬不起头。
我大伯娘等我哭得缓过来了,才说了那段我记了一辈子的话。她说:有维,昨天大伯娘说的那些话,一个字都不收回。你们家那个坑,是填不满,你们要的每一回账,大伯娘心里都记着。这些,都是真的。可是——她顿了顿,大伯娘还有另一本账。你大伯跟你爹,是一个娘肚子里滚出来的。你爹病着,你大伯在单位,一个月瞒着我给家里省两顿肉,攒着,攒着干什么?他自己心里那本账,我当家的当了三十年,我门儿清。我拦你们家的账,是拦一个填不满的坑;可是你要出去闯了,这是你要把坑填上的头一步。这一步,大伯娘要是再拦,我就不是拦你的账了,我是拦你这个人一辈子的路。坑是坑,人是人。账,大伯娘跟你算得清;路,大伯娘不能给你断了。
她说完,站起来,检票口开了。她把我往那边推了一把,说:走吧。混出个人样来。混出来了,钱,一分都不用还我,你过年的时候,提两斤果子来看看大伯娘,大伯娘就知足了。混不出来,也没啥,回来,大伯娘的门,给你留着。
我一步三回头地进的检票口。上了车,靠窗坐定,我看见她站在候车室玻璃外头,冲我摆手,摆了两下,转过身去,蓝布衫的后襟,在人流里一晃一晃地远了。我到今天都记得那个背影。我这个大伯娘,骂了我们家半辈子穷亲戚的人,那天早上,天不亮从家动身,走了十六里地,赶到车站,就为了在我上车之前,把一个包袱塞进我怀里。
她后来跟我娘说过一回她的难处,我娘学给我的。她说:老二家的,不是我心狠。庄户人家,一个钱掰八瓣花。他家那个境况,我要是有求必应,两家就都拖垮了,这是小账。可孩子要出门挣命去,这是大事。小账上我一分一厘都要算清,大事上,我不能缺这一个德。
再往后的故事,我拣要紧的说。
我在郑州的建筑队,从小工干起。那五十块钱,果真押了三十的伙食押金,剩下二十,我撑了头一个月。我记着大伯娘的话:腰杆不能软。别人收工打牌喝小酒,我攒着钱买了两本建筑识图的书,跟着队上的老技术员学看图纸,学放线。第三年,我当上了小组长;第五年,我考了个施工的证,成了队里最年轻的带班的。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家过年,提了郑州的点心,一进门给我大伯大伯娘磕了头。我大伯娘把我拽起来,摸摸我肩膀上的肉,说:嗯,壮实了,也黑了。她转头去灶屋,我听见她跟灶上说话的声音在抖。
我爹的病,撑到了一九九三年。最后那两年,药钱里有我每个月从郑州汇回来的三十块。我爹走之前,把我大伯叫到床跟前,哥俩说了半宿话。我大伯出来跟我说了一句,说你爹说:这辈子亏了你大伯娘。当年把你们两家的账算得那么清的人,是你娘,是我,都欠着情的人。
一九九八年,我把我娘接到了郑州。后来我自己拉了个小施工队,零几年又办了个小建筑劳务公司,不大,可是稳当。我大伯家的堂哥堂姐,他们的孩子里,有两个是我带到郑州学手艺、帮着安顿的。我大伯娘起初死活不要,说:有维,当年那五十块,你早八辈子还清了。我说:大伯娘,您当年在车站说的那个账,我今天原样还给您:小账上,咱们一分一厘算清;大事上,咱们的门,互相都留着。
我大伯二〇〇九年走的。出殡那天,轮到我摔盆,我大伯娘拽住我,说该你堂哥摔。我说:大娘,爹走前留了话,这一盆,得我来。他说,当年那个车站,是这个家把他这个兄弟的儿子,推上正路的。
前年,我大伯娘八十四了,在我堂姐家住。我每年回去三四趟。去年腊月我回去,她拉着我的手,忽然说:有维,大伯娘跟你说句掏心的。当年车站那一趟,我回来路上想了一路:我这个人,一辈子把账算得太清,差点儿把这辈子最大的一笔人情,算没了。
我说:大娘,您那不叫算错,您那叫会算。坑是坑,人是人,这一笔,您到今天,还是我们全家的先生。
把这个故事写完,掏心窝的话,照我的老规矩,分三头留下。
第一条,说给当年像我一样穷着出门的年轻人:出门的时候,兜里的钱多钱少,定不了你一辈子的路,定路的是你腰杆软不软。腰杆软,五十块钱能把人领到牌桌上;腰杆硬,五十块钱能垫起一个家。还有,受了人的白眼,别急着记恨,白眼后头要是有双手追到车站来,那份情,比顺顺当当给你的,重十倍。人这一辈子,给你顺水人情的人多,在你最难的时候把账算清了还肯为你破账的人,就那么几个,认准了,记一辈子。
第二条,说给当家理事的当家人:我大伯娘那一套“门里的东西一粒米都算清”,年轻时我恨过,后来我当家了才懂,那不是狠,那是一个当家人替全家守的堤。可她教给我的更要紧的一笔在后面:小账要清,大事要明。帮衬人的钱,要算清了帮,那叫情分;稀里糊涂地填,那叫填坑,坑填不满,两家结仇。真正的当家人,是账算得最清、德缺得最少的那一个。这两样都占齐的人,一个庄子数不出几个。
第三条,说给那些正在躲着穷亲戚的人家:你们躲的,多半不是那个人,是那个填不满的坑,这个我懂,我大伯娘当年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你们要留一只眼睛,认清楚坑和人。坑填不满,可以不填;人要上路,别伸手拦。你今天拦下的要是几块钱的账,往后赔上的,可能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路,和你们两家后半辈子的情。三十五块钱,我大伯娘当年要是不撵到车站,我们两家今天,就是两家人了。
写完了。年后我又要回商丘。我大伯娘的蓝布包袱,这些年我一直留着,就搁在我郑州家里书房的柜子顶上。我孙女有一回指着问我:爷爷,那块破布是什么?
我说:那不是破布。那是咱家当年,装着一个家的全部家当,和一个当家人全部良心的,一块蓝布。
大伯娘今年八十五了,腿脚还硬朗。年前打电话,她还在那头喊:有维,过年回来别买那些花里胡哨的,给我称二斤油炸果子就行,你大伯啊,就馋那一口。
我说:好嘞。我称四斤。二斤给大伯,二斤,给当年车站上,那个满头大汗追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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