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的九月,热得人后背发潮。
我那天穿了件旧衬衣,蹲在学校门口的水泥台阶上,膝盖上摊着黑色软皮本,正记晨读迟到的人名。
一低头,脚边多了个红袋子。
我把袋子拎到台阶上,没敢当场数,先绕着它走了半圈。校门口的监控探头对着这边,我心里稍稍稳了些,蹲下来把绳结又拧紧了一点。
那种装化肥的塑料袋,口子拿麻绳系着,鼓鼓囊囊,我拎起提手,沉,没提动。
我蹲下去解绳子,绳头打了个死结,抠了半天才抠开。
里面是一沓一沓的钱,皮筋捆着,码得整整齐齐,红票子码得冒尖。
我数了三沓就停了手,手心出汗,皮筋被蹭得发黏。
修鞋的老陈把凳子挪过来,说,"你蹲着累,坐。"
我没坐。
我把袋子往脚边拨了拨,用鞋底压住袋角。
风一阵一阵,塑料袋的边被吹起来,我拿软皮本压上去。
我在本子空白处写:九月十一,早七点二十,校门口。
写完才敢抬头看四周,没人找东西,都在低头赶路。
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从马路对面跑过来,跑得踉跄,脸白得像纸。
他看见袋子,扑过来,两只手抖得解不开绳。
我帮他把绳头拽开,把本子从袋子上拿起来。
他一把把钱抱进怀里,低头数,数完说了句,"对,六十六万四千二,一分不少。"
他老婆在车上按喇叭,他嗯了一声,抱着钱钻进车里,车屁股冒股青烟就拐没了。
我站在原地,本子还摊着,那行字被风翻过去一页。
我在惠州一所中学教语文,教了十九年,从民办教到公办。
那阵子刚开学,我每天早上七点前到校,晚上改作业改到十点多。
老婆在超市理货,一个月三千二,儿子读高二,正是花钱的时候。
家里没大钱,也没缺过谁,那六十六万搁我面前,我没动过心思。
捡钱那天,我兜里只有六十三块,中午打算在食堂打份快餐。
我不是没见过钱的人,可这钱不是我的,拿着烫手。
守着那袋子的半个钟头,我腰疼,也不敢走开。
那几天我照常上课,照常改作业,只是每次走到校门口,眼睛都会往台阶那边瞟一下。老婆问我是不是丢了东西,我说没有,转身去洗了把脸。
中间有个骑电动车的男人停下来,问我,"这袋子里是啥?"
我说,"捡的,等失主。"
他哦了一声,又凑近半步,说,"六十六万,够你买半套房了。"
我没接话。
把袋子往脚边又拨了拨。
他见我不吭声,蹬着车走了,走前还回头看了一眼。
这种话我这些年听过不少。
有人劝我交派出所就完事,有人劝我别声张,还有人说,现在扶个老人都得先拍视频,你倒好,捡钱还等失主。
我一句都没辩,教书的人,嘴笨。
那六十六万后来我一分没碰,连张都没拆。
失主走后第三天,我在办公室改作文,同事老周端着茶杯进来,说,"你那六十六万,人家连瓶水都没给你买?"
我说,"人家走得急。"
老周把茶杯往我桌上一墩,说,"急啥,你蹲那儿守了半个钟头,一句谢没有,搁我我心里堵得慌。"
我没抬头,笔在作文本上划了个勾,勾划长了,戳破了纸。
那天晚上我回家,饭桌上把这事跟老婆说了。
她扒了半碗饭,说,"还了就对了,咱不图那口谢。"
我说,"我不是图谢。"
她说,"那你堵啥?"
我夹了口青菜,没答上来。
那顿饭吃得慢。
第四天上午第三节课下课,门卫老远喊我,说校门口有人找。
我出去一看,愣住了。
校门口站了二十三个人,有男有女,有老的,有二十出头的,一个个站得笔直,手里都捏着东西。
打头的是那个白衬衣,他看见我,快走两步,双手握住我的手。
他说,"老师,我找了你四天。"
他手劲大,握得我手骨发酸。
我第一反应是坏事,钱数不对,或者少了哪张,找上门来了。
我手心又冒汗,把兜里的六十三块攥了一下。
他说,"这二十三个,是我厂里的工人。"
他一挥手,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上前一步,手里捧着一面锦旗。
锦旗上的字我没敢看,我怕看花了眼。
他说,"那六十六万四千二,是二十三个人三个月的工资。"
他说,"我拿到钱就直奔银行,取出来一分没留,全发了。"
他说,"有个小姑娘的妈住院,等这钱交押金,我当天就给她送去了。"
他说,"发完钱我才想起来,我连句谢都没跟你说。"
他说,"四天,我把人凑齐了,今天都来给你鞠躬。"
二十三个人一齐弯了腰。
我站在那儿,手还被他握着,动不了。
他从车里抱出一个纸箱,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工资表,二十三个名字,每个名字后头按着红手印。
他把工资表摊在引擎盖上,一页一页翻给我看。
二月、三月、四月,三个月,六十六万四千二,一分不差。
他说,"你看,你捡的那天,正是我准备去银行取钱的前一晚。"
他说,"那钱要是丢了,我这二十三个人,得睡大街。"
我看着那二十三个红手印,一个一个看过去,有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有的按重了,印子压成了两道。我喉咙里堵了团棉花,把工资表在引擎盖上轻轻推平,没敢抬头。
那二十三个人里,有个穿灰工服的姑娘往前挪了半步,手里攥着个信封。
她说,"老师,这是我们凑的,一点心意,您收下。"
我捏了捏那信封,厚。
我把信封推回去,说,"钱我不收。"
她说,"您收下吧,不然我们心里过不去。"
我说,"你们把工资拿到手,就是给我最好的谢。"
我把锦旗接过来,卷起来,夹在胳膊底下。
我说,"这个我收,挂办公室,孩子们也看看。"
那姑娘还举着信封,我拿手把她的手按下去,说,"拿回去,给家里买点肉。"
她眼圈红了,把信封抱回怀里。
白衬衣从兜里掏出手机,说,"老师,加个微信,以后厂里有啥事——"
我摆摆手,说,"教书的事,你找我行;别的,我帮不上。"
他愣了一下,笑了,说,"行,那我孩子明年上初一,能不能找您问问?"
我说,"带来我看看,能不能进我班,得看他自己。"
他们要走的时候,修鞋的老陈不知啥时候也站过来了,蹲在门口抽烟。他脚边摆着那张旧马扎,就是早上他挪给我没坐成的那张。他看着这二十三个人,把烟灰磕了磕,没起身。
老陈站起来,把烟踩灭,说,"我就说这钱丢不了。"
二十三个人走了,校门口清净下来。
我回办公室,把锦旗抖开,挂在黑板旁边。
那面锦旗红得扎眼,孩子们下课围着看,问我啥意思。
我说,"没什么,有人捡了东西还了,有人记着,就这么回事。"
我回到座位,把那个黑色软皮本翻开。
那行字还在:九月十一,早七点二十,校门口。
我在下面添了一行:九月十五,二十三人来。
我没写那六十六万四千二,那钱本来就不是我的。
我不是没堵过,堵了四天。
那天晚上改作业,窗外的路灯亮起来,我把红笔帽盖上,泡了杯茶。
我就是个教书的,捡了东西,该还。
人家记不记着,那是人家的事;我还了,是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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