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敏,今年三十九岁,在浙江金华下面一个基层法院的家事审判庭当法官。干这一行第十一年,审过多少件离婚案,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办公室的铁皮柜里码着一摞一摞卷宗,每一本里都装着两个大人的疲惫,偶尔还夹着一两个孩子的名字。
今年三月,我把一本薄薄的卷宗从柜子里抽出来,封面写着“陈一诺”。那是个七岁男孩的名字。一看见这三个字,我就想起去年十一月那个下雨的下午,想起一只举得不高、却抖得厉害的小手。
案子是二〇二五年九月立起来的。原告沈晓燕,三十三岁,在市区一家商场做化妆品柜员;被告陈立军,三十六岁,在城郊开一间做五金配件的小厂。
两个人二〇一五年登记结婚,二〇一八年生了儿子,小名童童,大名叫陈一诺,那年刚上小学一年级。
起诉状写得很克制,就四行字:感情破裂,请求离婚,儿子由原告抚养,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可四行字底下压着的东西,一开庭就全翻上来了。
第一次开庭是十月的一个上午。沈晓燕穿了件米色外套,头发扎得很紧,说话前先把手里的纸巾叠成小方块。陈立军来得晚,进门时身上有股机油味,坐下就说自己厂里忙。
房子的账先吵起来。二〇一九年买的那套二手房,首付里有沈晓燕母亲拿的十万,剩下的是两个人的积蓄加贷款。沈晓燕说这十万是借的,得还。陈立军说当年说好是给的。
接着是钱。沈晓燕说陈立军从二〇二三年厂里出事以后,就没怎么给过家用,孩子学费、校服、兴趣班,都是她一个人扛。
陈立军抬了下巴,说厂里被人坑了三十多万,他现在每个月还在还账,他不是不给,是真没有。
最后是孩子。这一项吵得最凶。
沈晓燕说她去年三月就搬回了娘家,孩子跟着她,吃喝拉撒都是她和她妈在管。陈立军说,孩子平时住在他那边,是他妈在带,周末才去外婆家。
两个人说的像是两个不同的孩子。我在卷宗上记了一笔:事实待查,建议委托家事调查。
我们院跟妇联有合作,家事调查员会去社区、去学校走访。我也按程序请了心理咨询师,给孩子做一次评估。
我给双方各倒了一杯水,说了一句我几乎每件案子都要说的话:离婚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但孩子不是你们争输赢的筹码。两个人都点头,可我看得出来,谁也没真听进去。
第二次开庭定在十一月十二号。那天从早上就下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全是水,来打官司的人把伞收在门厅,一地湿脚印。
按安排,心理咨询在上午十点。孩子是外婆带来的,穿了件藏青色校服,袖子长了半截,书包上挂了个奥特曼的小挂件,一走一晃。
评估在二楼西头的调解室做。我们院的审判庭是圆桌,桌面上摆着几瓶矿泉水和一个纸巾盒。那天我特意让助理小林把门留了条缝。
我知道这不合常规,但我确实想看看,这个被两边抢来抢去的孩子,坐在自己父母中间,会是什么样子。
十点四十,评估结束。我征得了双方同意,让外婆把孩子领进来坐五分钟。
孩子进门时先看了看他妈,又看了看他爸,最后挑了个中间的位置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像在教室里等老师点名。
我先问他:童童,你几年级了?
他说一年级。
我又问:谁接送你上学?
他想了想,说: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是外婆,星期四是我奶奶。
我愣了一下,问:那谁给你做饭?
他说:外婆做得多一点,奶奶做的也好吃,奶奶会做红烧排骨。
沈晓燕在对面低着头,手指一直在搓那张纸巾。陈立军盯着桌面,喉结动了一下。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说:好,谢谢你,你跟外婆先在外面等一下,好不好?
孩子站起来,又慢慢坐了回去。
然后他把右手举了起来。
就那么举着,举到耳朵旁边,不高,像上课举手发言那样,手指还在轻轻抖。
整个房间一下子静了。外面的雨声都听得见。
我听见自己说: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他说:法官阿姨,我能说件事吗?
我说:能,你说。
他从校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边角已经磨得起毛,摊在桌上,是一张画。
画上两座房子,一座大一点,一座小一点,房子之间画了一条窄窄的路,路中间站着一个火柴棍一样的小人。天上是歪歪扭扭的太阳,还写着三个字,写反了一个,是“我上学”。
他说:这是我想的,我能不能一个星期住爸爸家,一个星期住妈妈家?
没有人说话。
他把手指按在那个小人上,接着说:要是我选妈妈,爸爸就一个人了。要是我选爸爸,妈妈会哭。
他顿了顿,声音更小了:你们能不能别让我选。
我审了十一年案子,问过无数问题,那一刻却一句话也接不上。
沈晓燕先绷不住了,捂着嘴转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的。陈立军把脸埋进手里,我看见他后颈上的筋绷得很紧。
旁听席上,孩子的奶奶站起来又坐下,眼泪顺着脸往下淌,嘴里念着“娃啊”。
我把手放在桌上,说:休庭,休息二十分钟。
那二十分钟我在楼下院子里站了很久。雨小了,烟味从停车场那边飘过来。
陈立军一个人蹲在车边的花坛沿上,手里夹着根烟,没抽几口。他看见我,站起来,把烟按灭在花坛的湿土里,说了一句对不起,法院不让抽烟。
我说没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周法官,我小时候我爸妈也离了。
他说他六岁那年,他妈走了,他跟着奶奶长大。他说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别人问他“你妈呢”,问一次,他就觉得自己被人撕开一次。
他说:我不是不要孩子,我是怕我松手,他就跟我一样了。
我说:你跟他不一样。他爸妈都在这儿,都还想要他。
那天下午重新开庭,气氛完全变了。
沈晓燕主动说了实话。她说她不是不让父子见面,是赌气。她说她一个人带孩子,最难受的是孩子半夜发烧,她抱着孩子在医院走廊上排队,打电话过去,陈立军手机关机。
她说: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也疼。
陈立军低着头说:我那天在厂里,手机没电了。我知道这不是理由。
他还说了一件事,我之前没听过的。他说他去年有两回喝多了,回家摔了碗,孩子吓得躲在门后。他说这个他认。
我没急着往下走。当天我宣布休庭,不判,先做两件事:一是让家事调查员把两边带养情况摸清楚,二是给孩子再做两次心理疏导。
我不太愿意在这种案子上“快办”,判得越快,后面扯得越久,最后响的都是孩子。
接下来一个月,我看到了两份材料。
家事调查员老徐写得很细。他去了孩子的学校,班主任说孩子画画好,但不爱举手,老师点到他,他站起来先看一圈别人的脸。他去了两边家里,外婆家的冰箱上贴着课表,奶奶家的墙上贴着奖状。
心理咨询师王老师写得更短,只有一段话我记得清楚:孩子反复表达的不是“我要跟谁”,而是“我不想失去谁”。他的画里没有第三条路,他就自己修了一条路。
十二月初,我组织了两次调解。第二次调解从下午两点谈到六点多,中途我让双方各自单独待了二十分钟。
我把那份画复印了两份,一人给一张。
我说:你们都看清楚了,这不是一张要求,是一个七岁孩子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他比你们会解决问题。
最后签下的调解协议,我到现在还记得大致的几条。
第一,双方自愿离婚。
第二,孩子由沈晓燕直接抚养,陈立军每周五放学接孩子回家,住到周日晚送回;每周三晚上可以到孩子住处陪他写作业,吃顿饭。
第三,寒暑假一人一半,春节单双年轮换,孩子生日两个人一起陪着过。
第四,房子归沈晓燕和孩子住,因为学区在这儿;陈立军拿的补偿款分三年付清。厂里的债务是他个人经营所负,他自己承担,这一点沈晓燕没再争。
第五,我在协议里加了一条别家案子很少写的“父母合作条款”:不许在孩子面前说对方坏话,不许拿接送和探望当惩罚,孩子学校的活动,两个人每学期至少共同参加一次。
念到这条的时候,陈立军问:她要是不来呢?
沈晓燕说:我来。
签完字,天已经黑了。沈晓燕抱着那张画站在法院门口,我听见她小声跟孩子说:童童,妈妈错了。
孩子仰着头问了一句:那我星期五能不能带我的画本去爸爸家?
陈立军蹲下来,说:能,爸给你买个新的,笔也买。
今年三月,我去学校门口回访了一次。放学铃响,一群孩子涌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件藏青色校服。
他背着书包跑过来,手里攥着一张新的画,边还是卷的。他把画举给我看:两座房子,中间的路宽了,路上画了一座桥,桥上站着一个小人,两边各有一个大人。
他说:周阿姨,我现在有两个家。
他说星期五他爸来接他,星期三他爸来陪他写作业,上回学校开运动会,他爸他妈都来了,站在一块儿给他喊加油。
他还说,奶奶和外婆现在会一块儿来学校门口接他,两个人还会讨论哪家的青菜便宜。
我笑着问他:那你还举手吗?
他说:举啊,老师说我进步了。
我回到办公室,把卷宗从柜子里抽出来,把原来那张磨得起毛的画复印了一份,夹在最后一页。
十一年了,我越来越觉得,家事庭判的从来不是输赢。两个人可以分开,房子可以分,钱可以算清楚。
但那个坐在圆桌中间、把两只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的孩子,他要的东西其实特别少不过是一座桥,让他两边都能走过去。
那天下班我锁柜子的时候,抽屉里那张复印的画滑出来一点。我把它按回去,轻轻合上了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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