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河北大学生与北京女孩结了婚,成为“上门女婿”,随后工资卡被岳母掌控,零花钱从500元降到200元,儿子也未经同意随了母姓,母亲病重时,妻子却拒绝拿出存款,岳母还安排妻子与前男友复合!

2006年8月8日,他带着刀具走进岳母家,最终岳母当场死亡,妻子重伤,他随后自首。

2007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庭上,他表示认罪,但拒绝忏悔。

一场六年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那个曾经全村骄傲的高材生,又是如何在隐忍与屈辱中一步步被推向深渊?

别着急,跟着小编的视角,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起曾轰动一时的“北京赘婿杀岳母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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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7岁的他月薪8000,全家借遍全村供他读完大学

1994年夏天,河北张家口一个贫困农村,一封来自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

这消息传开,整个村子都轰动了,要知道一个农村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个孩子就是陈文宁。

他出生于1975年,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长大,他是最小的儿子,上面有三个姐姐,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一个寡妇带着四个孩子,日子有多难,外人难以想象。

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在地里刨食,三个姐姐很早就辍学在家帮忙,全家人省吃俭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陈文宁身上,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也是唯一可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

当然陈文宁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94年,他如愿以偿收到了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计算机系。

4年后,陈文宁大学毕业,那一年1998年,计算机专业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后来他也顺利进入北京一家外企,做了电脑工程师,试用期月薪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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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1998年,北京市职工的平均月工资是1148元,陈文宁的起薪是全国平均工资的将近七倍。

同年,北四环亚运村的房价大约在每平米1100元左右——也就是说,陈文宁一个月的工资,可以在北京买七平米的房子。

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拿到了8000块的月薪,这几乎是那个年代“知识改变命运”最标准的范本。

陈文宁觉得自己终于熬出来了,他开始把大部分工资寄回老家给母亲,自己则在朝阳区租了一个小单间。

接下来的两年,他的工作稳定,薪水也在上涨,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唯一让母亲牵挂的,是他的婚事。

每次回老家,母亲都会念叨这件事,陈文宁其实也着急,但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没什么机会认识女孩子。

直到2000年春天,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北京女孩——这个女孩就是刘红菱。

恋爱半年就领证,月薪2000的北京女孩嫁给了月薪8000的农村小伙

刘红菱是北京本地人,家里就她一个独生女。

父母原本都是海淀郊区的菜农,因北京市扩建征地,全家成了城镇居民,拥有了北京市户口。

刘红菱大专学历,毕业后在海淀区一家服装公司做文职工作,月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

介绍人把两人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陈文宁对刘红菱印象不错,长相清丽性格温柔,刘红菱对陈文宁也满意,外企工程师月薪8000,是她收入的四倍。

两人聊了各自的家庭情况,陈文宁没有隐瞒自己的农村出身,如实相告。

刘红菱说了一句让他很感动的话:“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能靠自己本事在北京站稳脚跟就很了不起了。”

陈文宁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姑娘 很快两人便开始交往,恋爱过程很平淡,周末约会吃饭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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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菱的父母知道了女儿在跟一个农村小伙谈恋爱,一开始有些犹豫。

但其母亲王敏琴却有自己的考虑。

觉得陈文宁出身农村,性格质朴,没有那么多心眼,比较好控制,最主要的是钱挣得多,有这么个多金又听话的女婿,她和老伴老了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担心了。

她对女婿的要求也非常明确:既能赚大钱,又能听话,而且必须是上门女婿。

事实上,在陈文宁之前,刘红菱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同班同学,两人正在谈恋爱,但对方父母都是北京普通工人,工资也不多,王敏琴坚决不同意,她便果断拆散了女儿的这段恋情。

后来,王敏琴还托人去打听了陈文宁的情况,听说他在外企上班月薪8000,又是名牌大学毕业,这才催着两人赶紧结婚。

2000年10月1日,认识不到半年的陈文宁和刘红菱领证结婚,婚礼办得很简单,陈文宁的母亲和三个姐姐从张家口赶来北京,刘红菱的父母请了一些亲戚朋友,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就算是把婚事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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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婚房是个大问题。

当时陈文宁在朝阳区租了一间小单间,刘红菱家在海淀区有一套政府还建的三居室,王敏琴让陈文宁退掉在朝阳区的出租屋,搬过来跟他们一起住。

陈文宁起初不愿意,因为他的单位在朝阳区,搬过来每天通勤要三个多小时。

王敏琴对此便反复劝说,还让刘红菱去沟通。

最终陈文宁觉得岳母是为自己着想,省下的房租攒起来以后买自己的房,便答应了,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决定成了他人生中最后悔的决定。

工资全上交,零花钱从500降到200,一条皮带用了5年没换过

搬进岳母家的第一天,陈文宁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发现岳母王敏琴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在家里,她说了算,丈夫和女儿都要听她的。

陈文宁住进来后,自然也得服从她的安排。

首先是家务活,王敏琴明确分配:陈文宁负责拖地和倒垃圾,理由是他年轻力壮多干点活应该的。

其次是作息时间,晚上十一点前必须关灯睡觉,早上七点必须起床吃早餐。

这些他都能忍,而真正让他开始感到屈辱的,是钱的问题。

从结婚第一个月开始,陈文宁的工资卡就被刘红菱拿走了。

“咱们刚结婚,钱放在一起好规划,你的工资高,我来管账,每个月给你零花钱。”

陈文宁一开始觉得夫妻之间钱放一起很正常,就把工资卡交给了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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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很快发现,工资卡到了刘红菱手上,其实是由王敏琴在支配。

每个月工资到账后,王敏琴会把大头存起来,只给陈文宁留500块钱当零花——这500块要管一个月的交通费、午餐费、手机费,偶尔同事聚餐也得从这里出。

在北京,一个月500块零花,对于一个外企白领来说简直是少得可怜。

陈文宁起初跟妻子提过意见,希望多留一点零花钱,但王敏琴得知后,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到了200块。

理由是家里要攒钱买房子,男人每天上班下班,200块够花了。

陈文宁一个外企工程师月薪过万,出门兜里却只有200块钱?讲真的要是同事要一起吃个饭啥的,感觉都不好意思下馆子。

但为了家庭的和谐,他再次忍了,他安慰自己,岳母也是好意,想帮我们攒钱买房子,等房子买下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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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刘红菱怀孕了,陈文宁很高兴,因为陈家有后了,他提前给老家打电话报喜,母亲高兴得泣不成声。

陈文宁开始琢磨孩子的名字,写满了整整一张纸,他想等孩子出生后跟妻子商量选一个最好听的。

2001年底,刘红菱生下一个男婴。

陈文宁还没来得及高兴,王敏琴在没有经过女婿同意的情况下,直接让孩子姓了刘,等陈文宁拿到户口本一看,上面写的不是“陈”,而是“刘”。

陈文宁拿着户口本质问刘红菱,刘红菱低着头不说话。

王敏琴走过来,理直气壮地说,刘红菱是刘家独生女,孩子姓刘没什么不妥。

陈文宁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陈家的孩子凭什么姓刘,这是先斩后奏,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王敏琴脸色一沉,说他是入赘到刘家的,上门女婿的孩子本来就该随母姓。如果不服气,当初就别住在这里。

陈文宁这才意识到,在岳母眼里,他就是个没有话语权的上门女婿,他看向刘红菱,希望妻子为他说句话。

可刘红菱全程一言不发,像是这件事跟她毫无关系。

陈文宁回到房间关上门一个人坐到深夜。他给老家母亲打了个电话,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那一晚他做了一个决定:必须尽快买房搬出去住。

只有搬走了,孩子姓什么的问题才能重新商量的余地。

母亲耗时7天做的虎头鞋,被岳母嫌弃“农村东西太土了”

2002年春节,陈文宁想带孩子回张家口老家过年,他提前一个月跟刘红菱商量,刘红菱答应了。

可到了腊月二十八,王敏琴发话了:农村又脏又冷,孩子才一岁多,万一冻出病来怎么办?

陈文宁争辩,但王敏琴根本不听,妻子刘红菱也站在了母亲一边。

陈文宁再一次妥协,腊月二十九,他一个人踏上了回张家口的火车,行李里装着给母亲和姐姐买的年货,还有儿子的照片。

大年三十晚上,母亲问孙子怎么没带回来。

陈文宁掏出照片,母亲的手指摩挲着照片上孙子的脸,浑浊的眼睛里有泪光闪动,只说了一句:“长得真像你小时候。”

吃完饭,母亲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亲手做的一双虎头鞋,红色的鞋面金色的虎纹,鞋底纳得密密实实。

老人家熬了整整七个晚上赶出来的,她让陈文宁把鞋带回北京给孙子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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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宁接过虎头鞋,鼻子一酸。

春节过后他回到北京,把虎头鞋拿了出来,王敏琴拎起来翻看了一遍,前后不到几秒钟,说了句农村做的东西土里土气,别给孩子穿了。

那双虎头鞋被扔进了储物间的角落,后来不知怎么处理的。

陈文宁知道后跟刘红菱大吵了一架,那是他们结婚以来吵得最凶的一次,他认为那是母亲一针一线的心意,就这样被随意丢弃了。

陈文宁盯着妻子,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好陌生,貌似永远都只会站在岳母那边,从那天起,他在这个家里变得更加沉默了。

买房花了52万,岳母拿走5万,房产证写了别人名

陈文宁开始疯狂攒钱,他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买房上,只要有了自己的房子,就能带着妻儿搬出去,就能提升话事权,就能让母亲来北京住几天享享福。

2003年底,他终于攒够了一笔钱,加上被岳母“帮忙存着”的那些工资,算着差不多够在北京付一套小户型的首付了。

他跟刘红菱看了一圈,相中了海淀区一套两居室的二手房。

签合同那天,陈文宁发现存折上少了整整五万,一问才知道,那五万被岳母王敏琴拿走了,说是帮他们垫付房款,等房子买下来写她的名字。

陈文宁对此不敢相信。

王敏琴出面说,房子写她的名字有什么问题,她也出了五万块钱,陈文宁回应说,五万块可以还,但房产证必须写他的名字。

双方在售楼现场激烈争吵,最后各退一步,房产证写刘红菱一个人的名字,陈文宁心想写妻子的名字也行,反正是夫妻。

房子买下来后,陈文宁和岳母之间的矛盾却进一步激化,据公开报道,双方曾发生肢体冲突,陈文宁受了伤。

陈文宁到医院包扎后回到家,提出要么离婚要么分家。

最终协商结果是,他自己先搬去新房住,妻子和孩子等装修好再过去,为了尽快摆脱岳母一家,陈文宁不得不借钱装修。

2005年10月,他从老乡那里借了些钱,再加上私房钱,凑了10万块把新房给装修了。

之后除了每周偶尔回岳母家看看妻儿,他几乎不再主动联系岳母一家。

母亲患癌晚期,手术费15万,妻子说“最多拿1万”

2005年,陈文宁的母亲被查出患了癌症,消息传来,陈文宁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

他连夜赶回张家口,把母亲接到北京看病。

诊断结果出来了,癌症中晚期,需要住院治疗,手术加后续放化疗,费用保守估计要十几万。

这对陈文宁是一笔巨款,因为他这些年攒的钱都砸在了房子上。

于是他去找刘红菱商量,希望先拿点钱出来给母亲治病,刘红菱回去跟母亲商量后的答复是:

“那些钱是给孙子攒的读书钱,不能动。”

陈文宁急了,因为是救命钱,但刘红菱表示:“最多只能拿出一部分,婆婆的病不该由小家庭承担太多。”

陈文宁看着妻子,像是第一次认识她。

他想起结婚这些年,岳母家亲戚谁家有个红白喜事,该出的份子钱一分不少,轮到他母亲生病救命,就成了“不能动”的钱。

他咬咬牙自己去借,同事、朋友、大学同学,挨个打电话,一个平时不爱交际的人,为了母亲的医药费把面子全豁出去了。

母亲住院后,陈文宁白天上班晚上陪护,整个人瘦了一圈。

刘红菱却一次都没有去医院看过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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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陈文宁的母亲想吃一口热乎饭菜,陈文宁打电话请刘红菱送点饭过来。

来的却是王敏琴,端着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陈文宁的母亲什么都没说,一口一口吃完了。

当晚她拉着儿子的手说,是妈拖累你了,你媳妇家看不起咱们农村人,别为了妈的事闹矛盾,好好过日子。

陈文宁握着母亲枯瘦的手,泪如雨下。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的病情暂时稳定下来,回到了张家口老家休养,但陈文宁心里清楚,母亲的病随时可能复发。

他想把孩子带回去让母亲多见几面,王敏琴始终没让。

而母亲病倒这件事,也让陈文宁彻底看清了这段婚姻的底色,他觉得他在北京打拼的所有意义,似乎正在一点点流失。

分手6年的前男友被岳母领回家:“他现在年入百万”

经历母亲病重时发生的种种事情后,陈文宁陷入了长时间的低沉,工作出错,领导找谈话,晚上失眠,白天恍惚。

而此时的刘家,正在策划另一件事。

王敏琴偶遇女儿的前男友,发现对方竟已经发家致富,不再是当年那个穷小子!

她开始对当初劝女儿选择陈文宁的事情十分后悔,便牵线搭桥让女儿和前男友重新联系,同时鼓动女儿和陈文宁离婚。。

很快,陈文宁发现了端倪,质问刘红菱是不是在跟那个人见面,刘红菱对此支支吾吾,说是偶然碰到了,母亲说大家都是朋友,见个面也没什么。

陈文宁彻底爆发。

这些年岳母一直看不起他,嫌他是农村的,嫌他没权没势,现在终于找到一个有钱的了,就想让妻子跟人家好。

母亲生病时,岳母家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现在又给妻子介绍别的男人。

他摔门而出。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北京街头走了很久,想起六年前刘红菱说“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能靠自己本事在北京站稳脚跟就很了不起了”。

现在才明白,原来那句话只是说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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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刘红菱提出了离婚,陈文宁对这段婚姻已不抱期待,干脆同意了。

但他只有一个条件:房子归他。

因为那套房子是他用自己挣的钱买的,不能让一辈子的心血打水漂。

8月8日早上,他带着刀具去了刘家,据他自己供述,带刀是为了“以防万一”。

他进门时扫了一眼客厅,岳父带着4岁的儿子出门遛弯了,屋里只有岳母和妻子,他坐下来语气平静说道:房产证改回他的名字,他就签字离婚。

王敏琴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说他是农村出来的白眼狼,当年要不是刘家收留他,他还在北京租地下室。

妻子刘红菱站在一旁没有拦,也跟着骂。

这些话陈文宁听了六年。

“农村人”“乡下来的”“没教养”,日复一日割在他心上。

六年来他一直在忍,工资被控制、儿子被改姓、母亲病重妻子拒绝出钱、岳母撮合妻子和前男友复合。

但今天,所有画面在他脑子里同时炸开了。

他瞬间拔出了刀——妻子颈部中刀倒地,岳母试图逃跑,被他追上,54岁的王敏琴最终当场死亡。

陈文宁低头看了一眼妻子,扔下刀转身出门。

他没有逃跑,只是平静的穿过小区巷子走进派出所自首:

“我杀人了,杀了我岳母,砍伤了我妻子。”

被判死缓时他31岁,法官问后悔吗,他沉默了10秒

2007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法庭上,陈文宁坐在被告席上,神情如同冰封的湖面,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他低着头一言不发,法警展示案发现场照片时也没有任何波动。

唯独当他的目光掠过观众席上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姐姐的面孔时,紧绷的神情才略微松动。

母亲白发苍苍,三个姐姐哭作一团。

法庭认定陈文宁不能正确处理家庭矛盾,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构成故意杀人罪。

因其有自首情节,且系家庭矛盾引发,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陈文宁承认自己罪有应得,愿意接受法律制裁,但当法官问他是否对杀害岳母的行为感到忏悔时,他沉默了:

“他承认自己被判处死缓是罪有应得,但拒绝对杀死岳母的行为进行忏悔。”

后来他对判决也没有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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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6年,零花钱从500变200,儿子改姓刘,母亲病重妻拒出钱——这一切的根源,真的只是一个“恶婆婆”吗?

有人对此表示同情陈文宁,认为他是被岳母逼到了绝路,一个农村出身的凤凰男,靠努力考上名校进入外企,本该有光明前途,却被失衡的婚姻和强势的岳母拖入深渊。

也有人谴责陈文宁,无论如何不该动刀杀人。岳母再有错,罪不至死。

有人说这是陈文宁的冲动毁了两个家,也有人说这是一场漫长的“家庭谋杀”,在你看来,你更认同哪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