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7日,西安,孔从洲病重期间仍惦记着妻子钱俭。临终前,他把女儿孔淑静叫到身边,反复交代照顾母亲。话不长,却牵挂了几十年夫妻共同走过的风雨。
孔从洲去世后,组织上拿出了他1987年留下的遗嘱。孔淑静此前并不知情,打开一看,遗嘱中的核心内容与父亲临终前的叮嘱几乎一致:家中事务由女儿承接,最重要的是照料钱俭,让她安度晚年。
这份安排并非普通的家事交代。孔从洲知道,钱俭一生跟随自己辗转奔波,既要参加工作,又要照看孩子,许多家庭重担都是她默默扛下来的。孔从洲曾对女儿说,正因为钱俭承担了这些,他才能把更多精力放在部队和革命工作上。
孔从洲的追悼事宜,也体现了组织对这位老同志历史贡献的评价。迟浩田代表中央军委到孔家看望,转达了有关安排。追悼会举行时,党政军有关方面的代表前来送别,孔从洲家乡代表和曾经与他并肩战斗的老部下,也赶到现场。
有意思的是,一些外地代表原本并不在通知范围内,却还是赶来了。有人参加完仪式,便立即赶回工作岗位。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参加一场仪式,更是送一位老首长、老战友走完最后一程。
钱俭承受的打击却远比外人看到的更重。孔从洲离世后,她旧病频发,精神状态持续不佳。孔淑静一边料理父亲后事,一边陪伴母亲,等钱俭身体稍有好转,便带她重返延安,完成了多年未了的心愿。
延安对钱俭并不只是一个地名。早年,她曾带着两个孩子从蒋管区一路辗转,躲避搜捕,经历过风餐露宿和缺衣少食。她与孔从洲相识于杨虎城部队,结婚时年仅17岁。婚后,她先后生育8个孩子,但受当时生活和医疗条件限制,最终只有孔令华、孔淑静长大成人。
孔淑静小时候体弱多病,曾一度被家人认为难以活下来。钱俭不肯放弃,把孩子从危险处抢了回来。孔从洲长期在外作战,钱俭便独自照顾儿女,还要面对家中旧式观念带来的压力。后来她参加部队宣传和后勤工作,孩子们常常独自在家,或寄居学校。
1945年日本投降后,和平并未真正到来。孔从洲所在部队因与西安事变的历史关系,受到蒋介石方面的猜忌。部队被整编、调防,处境越来越危险。孔从洲判断继续留下将面临被缴械的局面,遂依照中共中央方面的指示,率部转入晋冀鲁豫解放区。
孔从洲离开后,家属随即遭到搜捕。钱俭带着两个孩子躲进邻居家,面对盘问时,她镇定地冒充邻居亲戚,低头纺棉花。敌人一度带人前来对证,邻居承受压力仍没有指认她。危急关头,保护并不只来自亲属,也来自普通百姓之间的担当。
两个孩子在学校同样遇到险情。教师李莲生得知搜捕情况后,临时调换了孩子们的姓名。点名时,孔令华兄妹按照另一个学生的名字应答。敌人仍想逐户追查,李莲生便假称亲自送他们回家,实际上把兄妹俩转移到另一位教师家中。
这所学校与孔从洲还有一段渊源。1932年,他拿出300块银元,在家乡兴办学校,为贫苦孩子提供读书机会。学校长期由他承担部分费用,教师中也有不少进步人士。多年以后,正是这些师生在危急时刻伸出了援手。
钱俭母子三人后来辗转逃亡,直到得到开明人士帮助,才与解放区取得联系。抵达延安后,林伯渠曾亲自看望他们,周恩来也向前线的孔从洲转达消息。由于孔从洲当时仍在作战,一家人并未立即团聚,钱俭先在留守处做保管工作,两个孩子则跟随宣传队识字、唱歌。
晚年的困难,除了丧夫之痛,还有医疗待遇问题。钱俭年轻时工作认真,却长期没有正式定级。炮兵速成中学毕业时,孔从洲还把原本可能留给她的名额让给了其他学员,她本人对此始终没有怨言。
孔淑静后来查明,按有关规定,钱俭具备相应革命经历和工作资历,医疗上可以享受副军级待遇。她找到父亲的老部下、老战友,请他们提供证明材料,其中有人证实钱俭曾担任西南军区炮兵行政办公室主任。
材料递交后,孔淑静又向有关部门作了当面汇报。经全军保健办审核批准,钱俭的医疗待遇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这个结果,既是对她长期革命工作的确认,也让孔从洲留下的那句嘱托有了具体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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