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4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院长室里,李玉琴拿着介绍信走进门,向院长李玉章提出了一个特殊请求:她要和溥仪离婚。
李玉章起初没有反应过来,抬头问道:“你要和谁离婚?”
“爱新觉罗·溥仪。”
这句话,让案头忙碌的院长停下了手中的笔。眼前这个穿深蓝色衣服的普通妇女,曾经是伪满洲国的“福贵人”,而她要办理的,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桩极不寻常的婚姻案件。
李玉琴出生于1928年,家中排行第六。父亲靠做工养活全家,日子并不宽裕,但还是设法送她到长春南岭女子优级学校读书。她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命运的转折,却来自一张照片。
1943年,伪满宫廷为溥仪物色中国女子,学校挑选学生拍摄照片。年仅十五岁的李玉琴被选中,随后被人以“进宫读书”为名带走。她的父亲以为女儿获得了免费求学的机会,根本没有想到,这实际上是一场早已安排好的婚姻。
当时的溥仪受到日本关东军控制。日本方面希望他迎娶日本女子,以便进一步影响和监视他。溥仪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于是选择了年幼、出身普通、缺少社会经验的李玉琴。
这不是平等的相识,更谈不上自由恋爱。李玉琴被送进宫后,先被安排理发、洗澡,随后独自等待了数日,才见到溥仪。她被册封为“福贵人”,身份看似尊贵,生活却受到严格限制。
她不能随意回家,不能替亲属谋职,也不能私自保管钱财。宫里有规矩,身边有侍从,日常生活看似周全,实际上连见谁、说什么都难以自主。溥仪和她虽然名义上是夫妻,却很少共同生活,往往数日才能见上一面。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伪满政权随之瓦解。溥仪在大栗子沟宣读退位诏书后,仓促准备逃往日本,李玉琴等人则被留在当地。溥仪后来在沈阳被苏军截获,李玉琴则辗转进入八路军控制区域。
这段经历改变了她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她过去生活在宫廷,接触到的只有等级、禁令和服从;到了部队中,她和普通战士一起吃饭,参加文艺活动,也逐渐学会自己处理事情。起初她很拘谨,后来连“贵人”的称呼也不再看重。
1946年,她回到长春。此时的李玉琴已经明白,自己与溥仪之间并没有正常夫妻应有的感情。可在当时,离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对方是身份特殊的战犯,婚姻又牵涉旧宫廷和家族关系。
她后来做过临时工作,也学过手艺,却始终受到过去身份的牵连。1950年后,随着周围人的帮助和教育,她开始建立起普通人的生活观念。她逐渐认识到,所谓“皇妃”身份并没有给自己带来自由,反而成为一道长期的枷锁。
1955年,李玉琴得知溥仪正在抚顺接受改造,便写信与他联系。两人断断续续通信,她还曾多次借钱前往抚顺探望,带去糖果、袜子和手绢等日用品。她并非想恢复过去的婚姻,而是想把多年纠缠的关系说清楚。
李玉琴向管理人员表示:“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必须办理离婚。”
这件事一度让有关方面十分谨慎。管理部门认为,溥仪的思想改造尚在进行,婚姻问题可能影响他的情绪,因此没有立即同意。经过研究,法院最终决定按照普通婚姻案件办理,但必须核实溥仪本人是否同意。
1957年4月30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溥仪亲自写下答辩意见,表示同意离婚。他说,希望李玉琴能够拥有安定的家庭生活,也能安心工作。法院核实笔迹和材料后,于5月20日作出离婚判决。
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李玉琴主动选择的,结束时却是她经过多年思考后作出的决定。对她而言,离婚不仅是解除夫妻关系,也是从旧身份中走出来的一步。
离婚后,李玉琴在长春市图书馆工作。1958年,她与一位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结婚,后来有了孩子。她逐渐参与文史资料整理和政协工作,生活回到了普通人的轨道。
1961年,李玉琴在北京再次见到已经获得特赦、成为普通公民的溥仪。两人以老朋友身份交谈,过去的宫廷关系已经失去现实意义。
1962年,溥仪来信告诉她,自己结识了一位护士,准备考虑再婚。李玉琴没有讥讽,也没有阻拦,只回信劝他不要过分计较门第和婚史,关键要看人品,彼此相处是否合得来。
不久,溥仪再次来信,说自己马上要结婚了。李玉琴读完后,选择了祝福。那一刻,曾经被迫捆绑在一起的两个人,终于各自走向了不同的生活。溥仪后来与李淑贤结婚,李玉琴也在长春继续工作和生活,直到2001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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