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第二年的秋天,我把衣柜顶上那个落灰的行李箱搬了下来。
擦干净之后,我又把它放回去了。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装。我只是想看看它还在不在。
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说了也没人听。我丈夫老周还在上班,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六点半到家。中间这十一个半小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一百零三平米,两室一厅,从这头走到那头,十八步。我量过。
刚退下来那会儿,我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还上班呢——单位返聘了我半年,在档案室帮忙整理旧文件。活不累,就是盖章、编号、装盒,一天坐六个小时。但我喜欢去。办公室有空调,有开水,有人说话。隔壁桌的小刘每天带饭,红烧排骨的味道飘过来,我就问她今天又做什么好吃的了。就这么一句,一天就开始了。
半年到期,单位说不续了,编制要收紧。我嘴上说“正好歇歇”,心里其实咯噔了一下。但也没太当回事,我五十六,身体没大毛病,想着总能找点事干。
结果事没找着,人先懒了。
头一个月我还挺高兴。不用定闹钟,睡到自然醒,穿着睡衣在家里晃。早饭拖到十点吃,午饭两点,晚饭老周回来做。他做饭我洗碗,这规矩几十年没变。吃完饭他看手机,我看电视,看到十一点各自回屋睡觉。
第二个月,我发现自己连着四天没换过那件枣红色的珊瑚绒家居服。胸前溅了一点酱油印子,我用湿毛巾擦了擦,接着穿。反正不出门,换了给谁看呢。
第三个月,我开始不怎么接电话了。
最先察觉的是我姐。她打电话来问我在家干嘛,我说没干嘛。她说那你出来逛逛街呗,我说不想动。她说你这不行啊,老闷在家里要闷出病的。我说我挺好的,你别操心。
挂了电话我心里有点烦。她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不想动。出门要换衣服,要洗脸,要梳头,要坐公交。到商场里走一圈,腿酸,还得找地方坐。坐下就想回家。回了家又想,出来这一趟图什么呢。
后来我外甥女结婚,我姐提前一个星期提醒我,让我去买身新衣服。我说行。到了日子我翻出前年买的一件羊毛衫,吊牌还在上面,穿上就去了。婚礼上碰见好几个老同事,人家都问我最近忙什么。我说没忙什么,在家待着。她们就笑,说真羡慕你,我也想退休。
我笑了笑没接话。心想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真正的转折是去年冬天。
老周单位组织体检,家属可以跟着去,加三百块钱。我说不去,查什么查,没病查出病来。老周说去吧,就当陪我。我拗不过就去了。体检报告出来,别的都还好,有一栏写着:体重较上次增加六公斤,建议控制饮食、增加运动。
六公斤。我自己都没注意。那条穿了好几年的牛仔裤,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塞到了柜子最底下。平时在家就穿松紧带的裤子,舒不舒服才是第一位的,好不好看早就顾不上了。
老周把报告放桌上,也没说我。就是临出门上班的时候,回头说了一句:“你那几个老姊妹不是老叫你出去吗,要不你挑一个,周末约人家喝个茶?”
我说知道了。
周末我没约人。周一也没约。
但那天我把厨房的窗户擦了一遍。灶台也擦了,油烟机也擦了。擦完出了一身汗。我站在厨房里喘气,觉得这个厨房好像比平时亮了一点。
就在那之后没几天,楼下邻居张姐上来敲门。
她住五楼,我住六楼,老楼没电梯,她平时很少上来。那天是因为楼道里的水表箱漏水,她家天花板洇了一块,上来看看是不是我家这边漏的。我让她进来,她东看西看,然后站在客厅里不动了。
“李姐,你这阳台怎么堆这么多东西?”
我这才注意到,阳台上的纸箱、旧报纸、不用的电饭锅、坏了的加湿器,已经堆到窗户沿了。老周说过我两次,让我清一清,我嘴上答应着,一直没动。东西也不扔,就搁在那儿,觉得哪天说不定用得上。
张姐说:“你这不行啊,老姐。你天天在家干嘛呢?也不下楼,也不见你出门。我们在楼下跳广场舞,老周说你以前还下来看过两回,后来就再也不见人了。”
我说我腿不好,跳不了。
其实我腿没大毛病,就是不想去。去了要跟人打招呼,要跟着跳,跳错了让人笑话。我都五十八了,不想到老了还出洋相。
张姐也没再劝,逗留了几分钟就走了。走之前说了一句:“李姐,你脸色不大好,太白了,多下楼晒晒太阳。”
她走后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楼下小花园里,五六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人在跳广场舞,音乐放得不大,但能听见调子。有个穿蓝色运动服的,跳得特别投入,胳膊甩得老高。我看了好一会儿,直到她们散场才回屋。
那天晚上老周回来,看见阳台上的纸箱没了,愣了一下。
“你收拾了?”
“嗯。”
“咋想起来收拾了?”
“碍事。”
他没再多问。
但有个事我没跟他说。收纸箱的时候,我在最底下那个箱子里翻出来一沓信。是我以前在单位跟同事通信留下的,那时候还没流行微信,有些通知和文件传递靠写信。里面夹着几张生日贺卡,小刘写的,还有隔壁科室王姐写的。贺卡上写着“李姐生日快乐”“祝李姐天天开心”。
我坐在阳台地上看了半天。然后把这些东西又放回箱子里,把箱子搬到储藏间去了。没扔。但也再没打开过。
真正让我琢磨过味来的,是今年春天的一件小事。
那天老周加班,下午我去小区门口取快递。快递是闺女寄来的,一箱橙子。我拎着箱子往回走,在单元门口碰见了三楼的赵老师。赵老师退休前是小学老师,比我大两岁,老伴走了三年了。
她看见我,站住了。
“小李,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你最近是不是不怎么出门?”
我心里哎呀一声,怎么谁都问这个。
“我天天在家收拾屋子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赵老师压低声音,“我是想跟你说,我去年也这样。老伴走了之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星期不出门。后来我闺女硬把我拽出去跳广场舞,我还不乐意。但去了几次,我现在好多了。”
她顿了顿,又说:“我不是劝你非得跳舞。我是说,人在家里关久了,会钻牛角尖。你听我一句话,每天下来走走。哪怕就在楼下转一圈,跟人说两句话。你别不信,我是过来人。”
那天我拎着橙子上楼,走到三楼拐弯的时候,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赵老师的话不重,但砸在心口上,有点闷。
晚上老周回来,我跟他说:“明天早上你上班之前,把我叫起来。”
老周正在换鞋,手停在鞋带上。“你说啥?”
“你上班之前叫我。我跟你一块出门。”
老周看了我半天,说:“你确定?”
“你叫我就行,别的不问。”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老周把我晃醒。我挣扎着坐起来,头有点晕。穿衣服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找了件像样的外套,把睡衣换下来了。
跟着老周下楼,走到单元门口,他往右拐去公交站,我往左拐。左拐是小区的健身步道,绕着小区走一圈,大概八百米。我走了一圈,用了十分钟。走得慢,但走完了。
那天早上我看见了好几个人。三楼的赵老师在遛狗,一条小泰迪,穿着红背心。四楼的老陈在打太极拳,动作慢得像在水里。还有个我不认识的,面生,手背在后面遛弯,看见我点点头,我也点点头。
没人问我为什么这么久没出门。也没人笑话我穿得老气。
我走回家,身上微微出汗。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服,坐在餐桌前吃早饭。粥是昨晚剩的,热了热,配了一碟咸菜。就着窗外透进来的太阳光吃完了。
吃完我把碗洗了,把地扫了,然后坐在沙发上发呆。
电视开着,放的什么我没看进去。脑子里想的是赵老师那句话——人在家里关久了,会钻牛角尖。
我想起去年有一阵子,天天琢磨老周是不是不爱跟我说话了。他一回来就抱着手机,吃饭也看,上厕所也看。我跟他吵过一回,他莫名其妙,说我不就一直这样吗。
现在想想,可能不是他有问题。是我一个人待得太久了,把一点点小事往大了想,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那天下午我干了件事。
我把手机里那个静音了快一年的“老姊妹群”点开了。群里有七个人,都是我以前的同事。聊天记录拉到最上面,最后一条消息是去年十月,小刘发的:“李姐最近怎么没动静了?”
下面是王姐回的:“不知道啊,打电话也不接。”
再往下就没人说话了。
我盯着屏幕看了五分钟,最后发了一条:“在呢。就是懒,不怎么出门。”
发完我就把手机扣桌上了。心跳得有点快,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
两分钟后手机开始震。
小刘:“哎哟李姐!你可算冒泡了!”
王姐:“李姐你干嘛去了?我们还说去你家找你呢。”
然后是好几条语音。我没敢当时点开,等晚上老周回来我让他先听的。老周听完说:“人家约你下周三去喝茶,你去不去?”
我说去。
老周笑了一下。他笑的时候眼角皱纹挤在一块,跟个核桃似的。我很久没仔细看他了。
下周三我真去了。坐公交车去的,换了两趟。出门前我在镜子前面站了十分钟,试了三件衣服,最后穿了件墨绿色的针织衫。公交车上颠得我有点晕车,但到了茶馆见了面,几个人一坐下,那个熟悉劲儿就回来了。
小刘说我胖了。我说你也没瘦。王姐说她也是,退休之后涨了十斤,现在减不下去了。我们笑了半天,然后开始聊各家的事。小刘的孙子刚上幼儿园,天天哭;王姐的老伴去年做了个心脏支架,现在天天吃药;还有一个姐妹,叫孙丽的,那天没来,说是去外地给闺女看孩子了。
聊了一下午,出来的时候天都擦黑了。
回家路上我心情挺好。走了大概十分钟,腿有点沉,就找了个路边花坛沿坐了一会儿。旁边有个老头在遛狗,狗凑过来闻我的鞋。老头拽了拽绳子,说了声“不好意思”。
我摆摆手说没事。
坐那儿的时候我想了很多。
退休这两年,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不换衣服、不接电话、不下楼的人。一开始觉得是享受,后来变成习惯,再后来变成一层壳。我在壳里待着,觉得安全,觉得省事,不用跟人说话,不用解释自己为什么胖了、为什么不跳舞、为什么不想聚会。
可这层壳也在一点点收紧。
最明显的变化是,我不太会跟人说话了。有回老周跟我讲他们单位的事,我听着听着走神了,他停下来问我“你听见没”,我说听见了,其实没听全。后来他就不怎么跟我讲了。
还有一回在楼下碰到邻居,人家跟我打招呼,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笑了一下就走了。回家想想觉得自己挺不礼貌,但当时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这种迟钝,是慢慢长出来的。跟阳台上堆的纸箱一样,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两个,不觉得多,等到堵住了窗户才吓一跳。
后来我又去了两次类似的聚会。一次是跟几个老同事去公园溜达,一次是去小刘家包饺子。包饺子那天我擀的皮,擀着擀着手就顺了,好像这双手还记得以前怎么干活。
小刘说:“李姐,你擀的皮还是咱科室最好的。”
我说:“那可不,当年就指着我这手艺呢。”
说完自己先笑了。笑完心里酸了一下。当年是什么时候?也就是三四年前的事,怎么觉得隔了那么远。
但也不是所有事都顺顺当当往回走。
我姐听说我出来走动了,专门打电话来,语气里带着那种“我就说吧”的得意:“你看看,我早说了让你出门,你还不听。人不能老闷着。”
我说:“知道了知道了。”
她又说:“你就是不听人劝。早听我的,早好了。”
我没接这话。心里那股熟悉的烦躁又冒上来一点。我知道她是好意,但那种好意有时候压得人喘不上气。好像我犯了什么错,需要她来纠正似的。
后来我跟我姐出来吃了顿饭,吃到一半她还是没忍住,说我“这两年像变了个人,都不像以前那个爱说爱笑的妹妹了”。
我说:“姐,我不是变了一个人,我是歇了两年。歇过头了。”
她听不懂。她一辈子没闲下来过,退休之后比上班还忙,带孙子、跳广场舞、参加合唱团,日程排得满满的。她觉得人不忙就是有问题。
可我不是她。
有些人的累是睡一觉就能缓过来的。有些人的累,是攒了三十年,一停下来才发现,原来自己这么累。累到不想说话,不想动,不想应付任何人。
我这两年,有一半是真懒,有一半是真累。
这话我没法跟我姐说。说了她也不信。
今年入秋的时候,我家阳台上那盆绿萝死了一半。
这盆绿萝是我退休那年从单位搬回来的。当时办公室里人手一盆,是单位发的。搬回来之后我隔三差五浇点水,它长得还行。今年夏天我忘了管它,等发现的时候,叶子黄了一大片,根也烂了。
老周说扔了吧,再买一盆。
我说不扔。
我把烂根剪了,换了个盆,重新栽上。剩下的几根还在绿着,虽然稀稀拉拉的不好看。
老周看着那几根绿叶子说:“这样还能活?”
我说:“试试呗。活了就当捡的,不活拉倒。”
说完这话我自己觉得有点好笑。一盆破绿萝,我怎么还说起道理来了。
但还真是这个理。
我现在的生活跟那盆绿萝差不多。剪掉烂掉的部分,剩下的慢慢养着。不敢说长多好,但至少不能让它再烂下去。
我现在每天早上下楼走一圈。走完了买菜,做午饭,下午有时候看看电视,有时候翻翻手机。老姊妹群里隔三差五有人说话,我也回两句。每周出去一次,有时候跟她们喝茶,有时候逛超市,有时候就坐在楼下花坛边上看人。
前天在楼下碰见赵老师。她问我最近咋样。
我说还行,走走路,出出门。
她说:“那就好。慢慢来,别着急。”
我说:“不急。”
回家上楼的时候,我在三楼拐角停了一下。从窗口往下看,赵老师还在楼下遛狗,红背心的小泰迪跑在前面,她在后面跟着。
我看了几秒钟,继续上楼。
开门进屋,换鞋,洗手。然后打开冰箱看看晚上做什么饭。
冰箱里有一把芹菜,几个西红柿,还有昨天剩的半碗红烧肉。我想了想,把芹菜拿出来摘了。
老周昨天说想吃芹菜炒肉丝。他随口说的,可能自己都忘了。但我记着了。
摘芹菜的时候,我发现阳台上那盆绿萝发了一片新叶子。不大,就一个小芽,嫩绿嫩绿的,歪歪扭扭地伸出来。
我看了一眼,没说话。
接着摘我的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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