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姑娘带24位亲戚赴上海婚礼,婆家只安排一桌,她当场摘下头纱。那天中午十二点零八分,我站在酒店宴会厅门口,手还搭在门框上,一眼望进去,二十四个人,全站着。
我叫秦晓,湖北十堰人,今年二十七,在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售后。我男人叫周文东,上海本地人,三十二岁,在一家设计院做结构。我们处了三年,去年春天定的婚。
先说清楚,我不是那种非要讲排场的人。我家在十堰下面的县城,父母都是普通职工,我妈在超市做理货,我爸在公交公司开车。我这二十七年,家里没办过一件大操大办的事。我结婚,我爸妈的原话是:怎么办都行,只要孩子们过得好。
可“怎么办都行”,不包括那天的场面。
事是这么来的。
我和周文东商量婚礼,一开始说的是简单办。上海这边一场,我老家一场。上海这场,他爸妈张罗,我们年轻人不管。我当时还挺感激,觉得婆婆能干。
婚前两个月,我妈跟我提了一件事。她说:晓晓,你结婚,娘家人总得有人去。
我说:妈,你们俩来就行了。
我妈说:你爷爷奶奶要去,你大伯要去,你几个姑姑也说要去。她们说,晓晓从小在咱家长大,这么远嫁过去,家里一个人不去,人家看不起你。
我当时没多想。我说:那你们来呗,来多少都行,热闹。
我妈最后统计了名单:爷爷奶奶,我爸妈,大伯一家四口,二伯一家三口,三个姑姑,每家来两个,还有我两个表哥,我表姐,加上我堂弟堂妹,一共二十四个人。
我拿着名单给周文东看,他说:这么多?
我说:我们家亲戚多,我们家这些年,谁家有事都是全家出动的。
他说:行,我跟我妈说。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婚礼前十天,我婆婆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这人说话有个特点,从来不直说事,都是绕着来。
她说:晓晓啊,你那边亲戚,来几个人啊?
我说:二十四个。
她那边停了一下,说:二十四个啊。
我说:嗯。
她说:哎哟,这么多人,酒店那边我得再算算。
我说:阿姨,你不用特意安排,他们自己住酒店,我们只要吃个饭。
她说:那怎么行,来了就是客。
我当时听着还挺暖。我以为她真是客气。
婚礼前三天,我问周文东:你妈那边安排得怎么样了?
他说:安排了,你放心。
我说:安排几桌?
他说:我妈说,咱们这边亲戚坐一起,你们那边亲戚坐一起。
我说:一共几桌?
他说:我这边八桌,你那边一桌。
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说:多少?
他说:一桌。
我说:二十四个,一桌?
他说:我妈说了,一桌坐十二个,挤一挤,两个桌拼起来就是一桌。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我说:周文东,你妈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晓晓,你别多想,我妈说,一桌够了,反正都是亲戚,坐一起热闹。
我说:那你妈的八桌,是坐十二个人一桌?
他不说话了。
我说:你妈的八桌,是八桌。我家的二十四个人,是一桌。这叫什么?
他说:我妈说,我们这边是主要的,请的都是她跟我爸的朋友、单位的领导,都是有身份的,得安排好。
我说:我家的人,就是没身份的?
他说:晓晓,你别这么说。
我当时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
我给你们算一笔账。这个酒店,是上海一家中档偏上的酒店,一桌的菜是三千八。八桌是三万零四,一桌是三千八。
我娘家二十四个人,从十堰到上海,坐高铁,一个人往返六百多,二十四个人,一万四千多。住酒店,我们订的是快捷酒店,一晚两百,三天,两晚,一万出头。加上给我爸妈买的衣服,给我爷爷奶奶买的礼,随礼的红包,这些钱,全是我家出的。
我爸妈一辈子攒的这点钱,办这一趟,花了将近四万。
他们一辈子没来过上海。我爸这辈子最远去过武汉。我爷爷八十二了,坐高铁都晕,一路吃了三回药。
他们来,不是为了吃那一顿饭。他们是来看着我,把我交出去。
婚礼当天,早上我化妆,化妆师在给我涂口红,我心里一直堵着。
我跟我妈说:妈,今天人多,你们坐一起,热闹。
我妈说:好。
我说:你们那桌,在主桌旁边。
我妈说:好。
我说:妈,不管出什么事,你别说话,我来。
我妈愣了一下,说:晓晓,怎么了?
我说:没事。
十一点半,宾客陆续到了。我站在门口迎宾,穿一身白纱,脚上那双高跟鞋磨得我脚疼。
十二点,我娘家的人到了。
我远远看见我爷爷,穿着我给他买的那件灰色夹克,被我大伯扶着,一步一步往里走。我奶奶跟在后头,手里拎着个布袋,那个布袋我认得,是她自己纳的鞋垫,她说要给我。
他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东张西望,找座位。
我指了指那边,说:爷爷,那边,我带你们去。
我们一起走过去。
宴会厅很大,二十来桌,我这边的桌子在最靠门口的一个角落。那张桌子,是全厅最边上的一张,靠着送菜的门,走道边上,人来人往。
我到那儿一看,愣住了。
那不是一桌。
那是一张圆桌,上面摆了十二副碗筷。我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十二副。
二十四个人,十二副碗筷。
我爸站在那儿,脸上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不是生气,他是懵。他一辈子在公交公司开车,他最讲究的就是规矩。他站在那儿,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大伯小声说:晓晓,这坐不下啊。
我二伯说:是不是还有一桌?
我回头,看了看厅里。
厅里的桌子,我看得清清楚楚:主桌一张,周文东家那边七张,全坐得满满当当。
没有第二张。
我转过身,看见我婆婆在另一头,正跟人说话,笑得挺好。她看见我,还冲我招了招手。
我当时站在那儿,脑子里“嗡”的一下,全是热的。
我爷爷说话了。他八十二了,耳朵有点背。他站在那儿,看着那十二副碗筷,说了一句:晓晓,是不是我们来得多了?
我一句话说出来,眼泪就下来了。
我说:爷爷,不是。
那天我做了一件事,我这辈子没干过的事。
我把头纱,摘了。
我把头纱摘下来,走回门口,走到我婆婆跟前。
她看见我,说:晓晓,你怎么把头纱摘了?
我说:阿姨,我问您一句话。
她说:你说。
我说:我娘家来了二十四个人,您安排了一桌十二副碗筷。
她愣了一下,说:哎呀,我以为是十二个人。
我说:我十天前就说了二十四个人。
她说:我记错了,我以为是十二个。
我说:阿姨,那我爷爷八十二岁,从十堰坐高铁过来,您让他站在那儿,看十二副碗筷?
她脸就变了。她说:晓晓,你这是干什么?今天是好日子,你别闹。
我说:我不是闹。我就问一句,这多出来的十二个人,今天吃不吃?
她说:吃,怎么不吃,我马上让人加。
我说:加什么?加一张桌子?还是加十二副碗筷,挤在我们那张最边上的桌上?
她说:我让人再加一桌。
我说:阿姨,您加一桌,是加在门口,还是加在厕所边上?
她不说话了。
周文东过来了。他拉着我,说:晓晓,你先戴上,有话回家说。
我说:周文东,这话我今天必须说。
我说:我娘家二十四个人,从湖北到上海,坐了七个小时高铁。我爷爷八十二了,路上吃了三回药。他们不是来吃您家这顿饭的,他们是来看看,我这个闺女,嫁的是个什么人家。
我说:您现在告诉我,我嫁的是个什么人家?
那天的事,闹得挺大。
我公公过来了,他是个老实人,问了情况,当场把酒店经理叫来,加了两张桌子,加在主桌旁边。
我婆婆那半天,一直没说话。
我一个人回到化妆间,坐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头上没头纱,妆有点花。
我妈进来了。她没哭,她坐在我旁边,说:晓晓,妈不怪你。
我说:妈,我把事情搞砸了。
她说:你没搞砸。你今天要是不摘那个头纱,才叫搞砸。
我说:妈,我刚才是真受不了。
她说:妈知道。妈今天站在那儿,看着那十二副碗筷,妈也受不了。可妈不敢说。你今天说了,妈心里,舒坦。
后来那顿饭,吃完了。
我娘家的二十四个人,坐了两桌,就在主桌旁边。
我大伯喝多了,拉着周文东的爸爸,说:亲家,我们湖北人,不讲究排场,讲的是个“理”字。今天这事,过去了。孩子们往后过日子,你们多担待。
我公公点着头,说:是我们不对。
婚礼第二天,我婆婆没来送我们。我公公来了,他给我爸妈鞠了个躬,说:亲家,这事是我家里的,我对不住你们。
我妈说:亲家,日子是孩子过的,我们不计较。可话我说明白,我闺女在这边,要是受了委屈,我们二十四个人,坐高铁七个小时,随时能来。
我公公说:不会的。
现在,结婚快一年了。
我跟周文东过得还行。他这个人,不是坏,是软。他夹在他妈和我中间,习惯了和稀泥。
婚后第二个月,我跟他谈了一次。
我说:周文东,你现在给我一句准话。往后咱们过日子,你妈那边,你怎么处?
他说:晓晓,我妈那人是有点那个,可她是我妈。
我说:她是妈,我也是你老婆。你往后要是每次都让我“别闹”,这日子没法过。
他那天没说话。
过了几天,他跟我说:晓晓,我跟我妈谈了一次。
我说:谈了什么?
他说:我说,往后我家里的事,你别管太多。晓晓那边,她娘家那边,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她。
这是一句人话。
今年清明,我们回十堰。我爷爷奶奶看见他,还挺高兴。我爷爷拉着他的手,说:小周啊,上海那个事,你别记恨你媳妇。她那个人,从小脾气直。
周文东说:爷爷,我没有。那天是我们家不对。
我爷爷点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各位,我今天把这件事写出来,不是要骂我婆婆。
我想说三句话。
第一句,婚礼上那一桌菜,不是菜,是脸。你把人家二十四个人安排在一张十二副碗筷的桌上,摆在最边上,靠着送菜的门,这不是“安排不周”,是心里没把人家当回事。
第二句,一个女人嫁人,嫁的是那个人,可也嫁的是那个人背后的家。你要是不把她的家人当亲戚,那你娶的就不是她,是你自己找的一个在上海的、能做饭能生孩子的伴。
第三句,也是我最想说的:那天我摘了头纱,我不后悔。我要是不摘,我这辈子,看着我爷爷站在那儿看那十二副碗筷,我心里这道坎,过不去。
各位,你们结婚的时候,两家人是怎么坐的?你媳妇或者你女婿的老家人来,你是怎么安排的?
今晚吃饭的时候,问一句:那天,你家里人坐得舒坦吗?这一问,可能晚了一年,可问出来,比不问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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