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国生,今年68岁,山东人。在青岛纺织厂干了39年,修电机、换线路。老伴李淑英也68岁,原来在厂食堂掌勺。我们1979年结婚,儿子周涛今年43岁,闺女周敏39岁,在外地当护士。

我这辈子没出过大事,最近却因为一个旧同事,家里闹得鸡飞狗跳。淑英说我瞒了她一辈子,还把一张旧照片拍在了饭桌上。照片里有我,也有乔兰——我以前厂里的车间统计员,今年66岁,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一把红伞。

淑英指着照片问我:“这女的是谁?”我说:“乔兰,厂里的。”“你俩啥关系?”“同事关系。”她把照片往我面前一推:“同事用得着写信?”我没吭声。

那封信,我确实藏了37年。不是情书,是乔兰托我找人的信。1987年,她丈夫出海后没回来,她一个人带着5岁的女儿,连煤钱都交不起,求我帮忙找厂里的老船员。我跑了三趟港口,替她问到消息,后来她给我寄了一封感谢信。我怕淑英多想,就压在工具箱底下。没想到工具箱没坏,信先露了出来。

刚结婚那几年,淑英对我挺好。我夜班回来,她总在锅边留一碗面,面条坨了也会重新挑开;我手上沾机油,她拿热毛巾给我擦。有次我修配电柜,手背划开两道口子,她骑着厂里的旧自行车跑到医务室,见我还想回车间,把药瓶往桌上一放:“你敢走,我就去找你们主任。”我笑她:“你咋这么横?”她说:“你是我家的,少逞能。”

信的事没过去。淑英把信折了又折,塞进围裙口袋,做饭时锅铲敲得咣咣响。我去拿盐,她突然问:“她漂亮不?”我说:“都几十年前的事了。”“我问你漂亮不?”“没仔细瞅。”她把盐罐推到我这边:“你倒是记得她写信。”那天的土豆烧糊了,锅底黑了一圈,她没舍得扔,拿铲子一点点刮,嘴里嘟囔:“人家一句话,你跑三趟。”

过了几天,我在楼下修一辆电动车,车主是乔兰。她提着两袋苹果放在我脚边:“老周,麻烦你了。”我说:“拿回去,修个刹车片。”淑英从二楼窗户探出头,没喊我,只把窗户啪地关上。我拧紧螺丝,手指却滑了两次。乔兰小声问:“你家嫂子还记着?”我说:“她心里有疙瘩。”她低头看车筐:“我也不容易,你晓得。女儿在南方,腿脚又不利索,找个人帮忙不容易。”说完把苹果往我怀里一塞就走了。

我拎着苹果上楼,淑英把门链挂上,只开了一条缝。“苹果谁给的?”“乔兰。”“退回去。”“人家一片心。”“我不要她的心。”她把门关上了,我站在门口,手里的苹果硌着掌心。

那晚她翻我的抽屉,火车票、工资条、旧螺丝全铺在床上。她抽出一张存折:“这钱哪来的?”我说:“厂里补发的夜班费。”“给她花了多少?”“我没给她花。”“你当然不会承认。”她把存折摔到床沿,存折弹起来砸在我脚背上。我疼得吸了口气,她看见了,却没道歉。“你年轻时在外面跑,我啥都不知道。”“我跑的是设备抢修。”“你说啥我信啥?”我把存折捡起来放回抽屉:“淑英,别翻了。”她盯着我:“你心虚了?”

我那一刻很想把信撕了,可我没撕。那是乔兰留给女儿的一点证据,她女儿以后要办遗属手续,可能用得上。

周涛回来那次正赶上我们吵架。他把车钥匙放在鞋柜上:“爸,妈,你们小点声。”淑英拿出那封信:“你看看,你爸年轻时干的好事。”周涛扫了一眼:“这字也没啥。”“你向着他?”“我向谁都头疼。”他扭头冲我说:“爸,你也别老帮外人。”我说:“她找我修车,顺手的事。”周涛把外套挂歪了,又扯下来重挂:“你们都快70了,别折腾。”淑英冷笑:“你爸心里有人。”周涛沉了半天,说:“妈,你也不容易,可别把家拆了。”屋里静了一会儿。我看着他鞋边的泥——他从外地开了8个小时回来,连口热水都没喝上。

乔兰后来住院了。她在楼梯口摔了一跤,髋骨裂了,女儿赶不过来,打电话找到我:“周师傅,您能不能帮着办住院?”我拿上身份证和旧帆布包就去了。医院收款处排了17个人,我排到窗口才发现银行卡密码错了。护士催我:“家属呢?”我说:“家属在外地,我是老同事。”护士皱眉:“那你得签字。”我给乔兰女儿打视频,她哭着说:“叔,我妈谁也不认识,就认您。”

忙到晚上9点我才回家。淑英坐在客厅,没开灯,桌上放着我的饭盒,盖没揭,里面全是凉馒头。她问:“你去给她当儿子了?”我换鞋的手停住了。“她没人管。”“我也没人管。”“你有我。”“你心里早没我了。”她说完,把我的枕头扔到门外。枕芯撞在鞋柜上,弹下来一块。我弯腰去捡,她站在门里面,眼圈红着:“你看,你对她比对我有耐心。”我说:“她躺在医院,不能动。”“我躺下你就管?”“你别说气话。”“我说的就是实话。”

我忍了两天,睡在客厅折叠床上。第三天凌晨,淑英突然喘不上气,我摸她额头,出了冷汗。我喊周敏,闺女在电话里说:“爸,赶紧打120,别磨蹭。”我背淑英下楼,她抓着我的睡衣领子,指甲陷进肉里。到了急诊,她缓过来后第一句话是:“乔兰知道你来了没?”我站在走廊边,手臂还留着她的指甲印。

医生让我去缴费。我拿着单子走到窗口,听见她在身后喊:“你别趁我住院,又去见她!”走廊里好几个人回头。我停了下来,缴费单一共1260块,我攥在手里,纸边都皱了。

我回病房,把门轻轻带上。淑英靠在床头,嘴唇发白,看着我:“你生气了?”我说:“我忍够了。”她别过脸:“你心里没鬼,怕啥?”我把缴费单放到床头:“我怕你把几十年的夫妻,认成一张破照片。”她没说话。“乔兰是我同事,她有难处,我帮她办住院。”“你对她好。”“我对她好,和你没关系。”

她猛地抬头。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一辈子没和别人发生关系,只有你一个。你再拿这事逼我,我也不跟你过这种日子了。”病房门外有人推车经过,轮子压过地砖,咯噔一声。淑英的嘴动了动,没接上话。

出院后,我把那封信拿出来,带淑英去了乔兰家。乔兰的女儿正在整理旧箱子,我把信递给她:“这是你妈托我办事留下的。”她接过去,看了很久。淑英站在门边,手指抠着衣角。乔兰从里屋出来,拄着拐杖:“嫂子,对不住,让你受气了。”淑英没看她。乔兰又说:“我男人没回来那几年,真是没法活。老周帮过我,我一直记着。”她从柜子里拿出一只搪瓷杯,杯沿掉了一块瓷:“他没占过我便宜。”

淑英脸色变了,转头看我:“你怎么不早说?”我说:“我说过,你没听。”她抿着嘴。回家路上,她走得很慢,我也没催她。

晚上,她把我的枕头搬回卧室,又把折叠床收进了阳台。她站在门口说:“我害怕。”我正在给收音机换电池:“怕啥?”“怕你哪天真不要我。”我把小螺丝放进掌心:“那你别再逼我。”她点了一下头。我没抱她,她也没哭。

第二天一早,我去楼下修车。淑英在阳台喊我:“回来买点葱。”我抬头问:“买几根?”“买一把,别又算得那么细。”我笑了笑,推着工具车出了门。路口的菜摊刚支起来,我挑了把带泥的香葱。卖菜的问:“要不要再来点香菜?”我说:“成,淑英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