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天,我蹬着二八自行车去沈秀兰家那天,兜里揣着半斤大白兔奶糖,后背的汗把衬衫溻透了一片。我怕的不是见她爹,是听说她爹去县里开会了,她娘晌午也不一定回得来,院里就秀兰一个人。在咱们镇上,一个大姑娘跟对象单独在家待一下午,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可秀兰捎了三回信让我去,头一回托她弟带的,第二回让刘婶捎话,第三回她自己趁供销社没人,在柜台后头小声跟我说:“星期天你来,我爹不在家。”我要是不去,她准觉得我没胆量。

再说,我爹走得早,我娘拉扯我们兄妹三个,家里条件在镇上算中下。秀兰她爹是粮管所的正式工,吃公家饭的,跟我家门口那块地不一般高。所以我去她家,心里总矮着一头,怕人家嫌我礼数不周,更怕人家嫌我家底薄。

我跟秀兰处了快一年。她在镇供销社站副食柜台,我在农机厂当钳工,介绍人是她家隔壁的刘婶。头回见面在刘婶家堂屋,秀兰坐我对面,手搁在膝盖上,我问一句她答一句,我不说话她也不找话。刘婶后来传话说,秀兰觉得我“话少,但不藏奸”。我娘听了说,这评价不低,让我好好待人家,别耍滑头。

处对象的这一年,我最多就是送她上下班,在国营食堂吃过两回馄饨,一回是肉馅的,一回是白菜粉条的。头一回吃馄饨,我抢着付了钱,四毛二。她回去跟她娘说了,她娘托刘婶带话,说“下次让男方少花钱”。第二回我就学乖了,只买了两碗馄饨,没要凉菜。秀兰吃完把碗一推,说“你这个人真实在”,听着像夸我,又像嫌我抠。我回去琢磨了一晚上,第二天在供销社门口等她下班,塞给她一包五香瓜子,才算把面子找补回来。

唯一出格的一件事是八月里下暴雨,厂里提前放了工,我骑到供销社门口正好赶上她下班。雨泼得跟天漏了似的,我把雨衣脱了给她披上,自己淋着跑回厂里。第二天她把雨衣还来,叠得方方正正,里头夹了块白手绢,角上绣了朵兰花。我拿回去洗了八遍,晾在宿舍窗户外面,被同屋的老赵笑了半个月,说“裤衩都没见你洗这么勤”。那块手绢我到现在还压在箱子底——后来秀兰补了一句,那花是她娘绣的,她只是剪了布边。我说那也珍贵。

那天到她家院门口,秀兰正在压水井跟前洗床单。碎花的确良衬衫的袖子挽到肘弯以上,手腕上沾着肥皂沫,额前碎头发拿水抿到耳后。她抬头看见我,手在围裙上蹭了两把,说:“来了?”

我说:“叔和婶在家不?”

她说:“我爹去县粮库开会,后天才回。我娘带着我弟去我姥娘家了,说好晌午回来,刚才又托人捎信,说晚了,明早再回。”

我“哦”了一声,脚底下不知道往哪儿站。院里就我们俩,石榴树上还剩几个果子,红得裂了口,也没人摘。她端着洗衣盆往墙根一放,水泼在石头地上洇成一片深色印子,领我进了堂屋。

方桌上摆着两个搪瓷杯,杯口盖着玻璃片,一个里面是白开水,一个里面沏着茶末子,茶色浅得跟水差不多。桌角搁着一碟炒瓜子,用碗扣着,怕返潮。我把奶糖袋子放桌上,说:“给叔和婶的。”

秀兰看了一眼,说:“你上回带的还没吃完。”嘴上说着,手已经把袋子解开,拈了一颗剥了纸,没往自己嘴里搁,先递到我嘴边。我咬住糖,她这才自己吃一颗,含着糖笑,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眼睛弯下去,说:“这糖甜得齁人。”

我们俩坐着喝了两杯水,说的都是些不咸不淡的话。我说车间新来的段长爱训人,一天能训八回,工友背后给他起外号叫“段八回”。秀兰乐了,说她们供销社也有个爱管闲事的大姐,谁跟谁处对象她都打听,人称“广播站”,前些日子还问她“农机厂那个钳工咋样了”。我问她咋说的,她说:“我说还行。”说完自己先不好意思了,端起杯子喝水,杯子都见底了还在喝。

扯了一会儿,水喝完了,瓜子也嗑了一小堆,忽然谁也没话了。堂屋里安静下来,能听见院里母鸡咯咯的声,还有远处粮站大喇叭放的秦腔,唱的是《三滴血》,断断续续飘过来。秀兰把围裙解了,叠成四方块搁在椅背上,手在裤缝上蹭了蹭。她站起来,又坐下,耳根子慢慢红上来,从耳垂一直漫到腮帮子,连脖子都泛了粉。

“要不……”她低着头,声音比平时小了一半,“进我房间坐坐?”

我脑子“嗡”地一下。那时候的规矩,姑娘家主动把人往自己屋里请,放在镇上,得让人嚼半年舌根子。她爹在粮管所干了二十多年,老实本分,最怕人说闲话;她娘把闺女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秀兰自己也明白这里头的分量。可她说完没改口,手攥着衣襟下摆,指关节都发白了,等我回话。

我要是说“不了不了就在这儿坐”,那才叫伤人。我站起来,把茶杯往桌里推了推,说:“行,我看看你屋收拾得咋样。”

秀兰在前头走,我跟在后头,中间隔了两步远。她推开东厢房门的时候,手在门板上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才把门推开。

那屋子不大,靠窗一张单人床,被子叠得跟豆腐块似的,床单抻得一个褶都找不着。床头靠墙搁了个木头箱子,上面铺着白线钩的花罩布,罩布上摆着个玻璃花瓶,里头插了两根孔雀翎子——那翎子不知道她从哪里捡来的,蓝绿蓝绿的,在窗户光里泛着亮。箱子旁边摞着几本书,我扫了一眼:《高山下的花环》《妇女生活》,还有一本《大众电影》,封面是刘晓庆。墙上贴了张牡丹年画,旁边用图钉钉着一张信纸,上头抄了首歌谱,字写得一笔一划,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

“坐。”她拍了拍床沿。

我坐下去,床板“吱呀”一声,吓得我又站起来。她在箱子前的方凳上坐下,两条辫子垂在胸前,手指头绞着辫梢,绞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绞上。

“你这屋干净。”我说。

“平时没这么齐整。”她抿着嘴笑了一下,“知道你来,头天晚上拾掇了半宿。窗台上的灰擦了三遍。”

我听了这话,心里头跟揣了个小炭炉似的。那时候家家房子紧,姑娘能有间自己的屋就稀罕。她把最体面的样子留给我看,里头的意思,不用多说我也懂。

我从床沿往箱子那边挪了挪,俩人隔着一尺多远,都觉得那点距离烫得慌。她打开箱子盖,从里头翻出一本旧课本,翻开给我看她夹的糖纸,平平整整压了几十张,有上海的、有北京的,还有一张她说是她舅从广州带回来的,糖纸上的字我一个也不认识。又拿出半截毛线活儿,灰色的线,织了半只手套,针脚有点紧,有几处还漏了针。

“给你织的,”她低着头说,“不知道你手多大,先织一只试试。”

我把手伸过去,她拿了根线在我手心绕了一圈,手指头碰着我的手,俩人都缩了一下。绕完了她记了个数,说“你手不粗”,又觉得这话说得不合适,补了一句“我是说,好织”,脸更红了。

就在这时候,院门“咣当”响了一声。

秀兰“腾”地站起来,脸一下子白了,嘴唇都有点抖。她从窗户往外一看,是她弟沈小军,十二三的半大小子,背个黄书包跑回来,嘴里还嚼着啥。

“姐!咱娘明早才回来,让我跟你说一声!”小军站在院子里喊,探头往东厢房一看,正好看见我坐在他姐床上,嘴咧到了耳朵根,“哟!林哥来了!”

秀兰的脸从白转红,伸手把门帘一掀:“你个兔崽子,回来拿啥?”

“拿作业本。”小军一点不拿自己当外人,进了堂屋抓了俩凉馒头,又朝我挤挤眼,“林哥你坐,我去我姥娘家了,我姥娘炸了萝卜丸子。”说完跑了,院门又“咣当”一声。

秀兰拍着胸口,靠着门框缓了半天,说:“吓死我了,我当是我娘回来了。”

我说:“我又不是贼。”

她说:“比贼吓人。”

这话把我俩都逗笑了,笑完了那点紧张劲儿也散了。她重新坐到方凳上,主动说起家里的事。说她爹在粮管所干了二十多年,一辈子好面子,其实心软得很,上回我帮着修院里那辆二八大杠,她爹嘴上没说啥,事后跟她娘念叨了好几回,说“这娃手上有活儿,是个过日子的人”。她娘原先嫌我是工人,怕往后日子不宽裕,可看我实在,也就不说啥了,还嘱咐她“别让人家老是花钱买东西”。秀兰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我,像是在告诉我:我这边没问题,你那边把人做好就行。

晌午秀兰下厨,不让我搭手。她在灶间忙活了一个来小时,端出来一盘炒鸡蛋、一盘醋溜白菜、一碗西红柿疙瘩汤。鸡蛋炒得金黄蓬松,白菜里搁了粉条,汤里滴了香油,还撒了一撮芫荽。

“你平时就吃这?”我问。

“你来了才炒鸡蛋的,”她说,“我跟着沾光。”说完自己先笑了。

吃完饭我抢着刷了碗,她把灶台擦了又擦。下午的风从窗户纸的破洞往里钻,石榴树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我说明天车间加班,得赶在天黑前回去。她从箱子里把那只织了半截的手套拿出来比了比,说“再有一个礼拜,就能让你戴上,天冷了正好”。

我推车出院子的时候,秀兰送到门口。我跨上车,蹬出去十几米,在巷子拐角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框里,手扶着框,辫子被风吹起来一绺,冲我摆了摆。

那天晚上回到厂里宿舍,我在上下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同屋的老赵问咋了,我说没事。老赵翻了个身说:“相个亲相出毛病来了?”我踹了他一脚,他没再问。

我想的是另一层。秀兰让我进她屋的时候,她弟没回来,她娘没回来,她爹还在县里。万一隔壁李婶过来借个针头线脑,或哪个串门的赶上了,秀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她不是不知道这个风险,她是在用这个告诉我:她认准了。这份信,比什么甜言蜜语都重。

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我提前跟车间请了半天假,买了二斤桃酥、一瓶橘子罐头,又去了。这回她爹在家,蹲在门槛上卷旱烟。我放下东西就去院里帮着劈柴,劈了一堆,码得齐整。秀兰她爹抽完烟,站起来看了看柴火垛,说了句:“歇会儿,吃饭。”她娘端菜的时候多摆了一双筷子,还开了一瓶她爹泡的枸杞酒,给我倒了半杯。

秀兰在灶间跟她娘说话,声音压得低,我竖起耳朵也只听见一句半句。后来她出来了,嘴角压不住地往上翘,给我添饭的时候在碗底下压了张纸条,写的是:“我娘说,下个月初六,让刘婶来家坐坐。”

那就是要正式说亲了。

我回去跟我娘一讲,我娘第二天就去找了刘婶。彩礼按镇上的老规矩备的:六身衣裳料子、两瓶西凤酒、两条大前门、二十斤猪肉,外加一块上海手表——那表是我攒了一年多工资买的。秀兰她爹把表推回来说:“这个不要,金贵东西,过日子用不上。把这钱添上,给秀兰买台缝纫机,她在那上头手巧。”我照办了,缝纫机是蝴蝶牌的,秀兰嫁过来那天带过来,在墙角支起来,用了快二十年。

转过年开春,也就是八六年三月,我们把事办了。婚房是厂里分的半间宿舍,隔壁就是机器房,白天嗡嗡响得说话都得凑到耳朵跟前。秀兰不嫌,拿旧报纸把墙糊了一遍,窗上贴了红双喜,她娘陪送了一床新被子,被面是红底牡丹。她爹在酒席上说了一句话:“我把闺女交给你了,你俩好好过。”说完自己先抹了眼睛。

那天晚上回了半间宿舍,秀兰从陪嫁的包袱里翻出那双织好的手套,灰毛线,五指分开,掌心还加了一层厚线。我戴上试了试,严丝合缝。

“你手不粗,好织。”她笑着说,脸还是红。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班,她追到门口喊:“手套戴上!天凉了!”

我举了举手,手套在风里晃了晃,隔壁机器房的轰鸣声里,我听见她在后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