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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上架:马基雅维利式写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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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新传记追溯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跌宕多变的一生:从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到政治家的多重身份。
在2008年出版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传记中,杰拉尔德·马丁(Gerald Martin)以一段近乎契约般的场景作为全书结尾。
当时,80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全世界都熟知的加博(Gabo)——刚刚发表了一场演讲,讲述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当年,他穷困潦倒,甚至只能负担得起将《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的半部手稿寄给出版商。演讲结束后,他赢得了长时间而热烈的掌声。随后,传记作者与小说家聊了起来:
“加博,多么精彩的一场活动啊。”我说。
“可不是吗?”他说。
“你知道,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哭了。”
“我也哭了,”他说,“只不过是在心里。”
“嗯,”我说,“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
“那真是太好了,你当时在场,”他说,“这样你就可以告诉别人,我们没有编造那个故事。”
最后这句话让读者不禁停下来思索。这只是哥伦比亚最受爱戴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向人保证,那段关于手稿的轶事确有其事吗?还是他在向传记作者眨眼示意,请对方将这件事作为真实事件记录下来?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中,文学虚构被描绘得如此令人信服,那么,这种虚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渗入了作家的现实生活?反过来,现实生活又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他的文学创作?
类似的问题也萦绕在马丁的最新著作中。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传记,描写的是另一位拉丁美洲文学巨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曾因一场著名的冲突,朝自己的哥伦比亚同行加西亚·马尔克斯眼睛上狠狠打了一拳。
不过,这一次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指向。这既与传主的写作风格有关,也与他作为名人、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职业生涯有关。
在导言中,马丁写道:“拉丁美洲……从未真正摆脱神话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会从这片土地上诞生,并在此蓬勃发展。
在这个语境中,“魔幻”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但“现实主义”也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实主义作家呈现一个读者愿意接受为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未必真的存在,但重要的是双方达成了这样的默契。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无论描写的是哥伦比亚的冰块这类稀奇事物,还是死后的生命,都知道现实本身已经包含了大量奇异之事,而魔幻也可能以日常生活的面貌出现。关键在于,写作者不能表现出惊讶。
巴尔加斯·略萨也会认同,现实往往就像童话故事(或者恐怖电影)一样,而他自己的人生便是这一点的证明。但长期以来,他始终抵制其所谓“拉美文学爆炸”(Latin American Boom)时期的同时代作家所偏爱的那种奇幻写作倾向。在马丁看来,他在很大程度上始终“受制于现实的约束”。
巴尔加斯·略萨作品中的“魔法”,主要来自他将“不同的现实流”并置起来:通过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场景和人物连接,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效果。
那是一种19世纪风格的现实主义,却通过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那种主观的、足以颠覆世界的视角呈现出来。马丁认为:“拉丁美洲没有任何其他作家能够接近他,完成这一写作技巧。”
不过,马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或者至少是一个年代。在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的心目中,某种信念正是在那个时期逐渐消失的。
在讨论“国民作家”(national writer)这一概念时——正如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维克多·雨果之于法国——马丁断言:“如果说有哪位小说家有潜力成为拉丁美洲的维克多·雨果,那毫无疑问,必定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但他紧接着补上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我一直坚定地这样相信。”
他说,包括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内的许多评论家和作家,“肯定也会赞同这一判断”。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马丁问道。
他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答案。不过,我们不妨先把故事带回起点。
巴尔加斯·略萨1936年出生于秘鲁阿雷基帕(Arequipa),人生最初的十年是在玻利维亚度过的。之后,他回到秘鲁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但经济状况尚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十分亲密。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亲密甚至有些过头:19岁时,巴尔加斯·略萨娶了自己29岁的姨妈朱莉娅(Julia);后来,他又娶了一位名叫帕特里夏(Patricia)的表亲。(第一段婚姻持续了九年,第二段则长达五十年。)
不过,在他紧密的家庭关系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在他十岁之前,巴尔加斯·略萨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因为家里所有人都是这么告诉他的。后来,这个男人重新回到了家庭之中,也因此给巴尔加斯·略萨提供了一个可以憎恨的神话怪物。
难怪马丁会把弗洛伊德称作一位“文学与语言批评家……马里奥……花了一生时间小心翼翼地不去阅读他”。
巴尔加斯·略萨很早就成为一名记者,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这份职业。但他渴望离开拉丁美洲。按照当时的文化民间信念,他必须前往巴黎——那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让人真正成为小说家的地方。
他曾经如饥似渴地阅读萨特的作品。后来,他还先后在英国、美国和西班牙生活。
年轻时,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并支持古巴革/命。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他已经开始了漫长的政治转向,逐渐走向保守主义。
1990年,他以中右翼候选人的身份竞选秘鲁总统,却败给了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此后,他成为西班牙公民。
到那时,巴尔加斯·略萨已经出版了一批令人惊叹的作品。马丁认为,他的创作巅峰来得很早。他最初的三部小说——《城市与狗》(The Time of the Hero,1963)、《绿房子》(The Green House,1966)和《酒吧长谈》(Conversation in the Cathedral,1969)——“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四部作品中的三部”。
对于一位在去世前六十多年里出版了五十多部作品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评价。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马丁提出的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的第一个答案是:“历史与政治”,以及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毕竟不是19世纪。”
其中的讽刺意味,马丁揭示得十分透彻:巴尔加斯·略萨不断向右转,在政治立场上与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潮流保持一致,却在几乎其他所有方面都与时代格格不入。
他一边为自由辩护(尽管这种辩护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一边崇拜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这样的政治人物,而这些人关心的只有自由企业制度。
尽管他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工人阶级人物,马丁写道,巴尔加斯·略萨“在小说之外,从未真正认同过农民、无产者或仆役阶层的生活,更不用说那些构成秘鲁人口主体的安第斯印第安人的生活了——而秘鲁正是他的出生之地”。
马丁对巴尔加斯·略萨各部作品的评价差异很大,但他对这位“真正伟大的”作家的赞赏始终如一。
他对这个人也保持着忠诚,不过,这种忠诚带有更多批判性。有时,我们甚至很难看出巴尔加斯·略萨的人生与他的作品之间究竟有多少共同之处。
也许它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而这部传记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出色。
书中追踪的是他的日常生活、童年、婚姻、婚外情、荣誉与过失,这些经历各自拥有独立的意义,而不是被用来服务于某种关于因果关系的幻想。
马丁完全明白一个道理:解释一件事,往往也意味着为它消解某些东西。
巴尔加斯·略萨小说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们与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历史在他的笔下被重新讲述,也被重新创造。
《公羊的节日》(The Feast of the Goat,2000)以多米尼加总统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的生平与死亡为基础;《世界末日之战》(The War of the End of the World,1981)追溯了19世纪巴西政府军与叛军之间的一系列战役;《凯尔特人的梦》(The Dream of the Celt,2010)则探讨了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若干面向,以及民族主义者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的一生。
这些历史时期和地理空间,正是巴尔加斯·略萨施展文学游戏的地方。
在事实记录的帮助下,他热衷于将历史素材拆散、重新排列,再将它们编织进自己那些往往结构复杂的叙事之中。
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是,《酒吧长谈》中的那座“大教堂”,并不是一座展示神圣力量的宗/教建筑。这部小说以20世纪50年代的秘鲁为背景,而所谓的“大教堂”,实际上是一家当地酒吧的名字。
在那里,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男人通过讲述各自的过往,试图理解一个独/裁政权。一切皆是历史与政治,而无关魔法。
作者:Michael Wood
编译:阿洛
校对:青青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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