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古代王朝都一样腐朽。如果真的一样,为什么明末秩序崩得那么快,清朝却能撑两百多年?如果从头烂到尾,为什么明末的思想家能摸到现代政治的门槛?
“古代王朝都一样腐朽”的说法听起来政治正确,实则什么都没说。“古代王朝都一样腐朽”的说法省掉了所有需要回答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烂不烂,而是烂在何处,烂出什么不同。
先看明清两代真正的特殊性。崇祯自缢之后,明朝地方上出现了集体性、系统性的失能。西晋、唐、北宋亡国时,地方军阀或世家大族多少还能维系局部治理,南渡的朝廷也能较快建立政令和财政汲取渠道。
明朝没有,政权垮掉,地方势力连组织抵抗都困难。明亡后地方完全失能、西晋唐北宋亡国后地方势力尚能维系局部治理的差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看得很清楚,并把该差别归于集权程度的差异。地方权力越被收归中央,中央一旦失能,地方就越无力重整山河。
王夫之的洞察有辩证法味道。王夫之批判过度集权,同时承认皇权集中对天下安定、对百姓民生更有利。权力高度集中,让百姓摆脱分封制下长期局部暴力的侵害。
王夫之把集权趋势称为势,看作难以违背的必然,而非纯粹恶物。王夫之既看到积弊,又不把问题简化为一句腐朽集权论。这种思考比后来一些把秦制当成一切罪源的史学观点要深得多。
明朝和此前所有朝代的不同,正在于集权达到了某个临界点。过去靠分封与集权之间摇摆就能缓和矛盾,当集权到达顶峰,调和手段失效,矛盾便倒逼彻底变革。
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人,本该在集权到达顶峰后调和手段失效、矛盾倒逼彻底变革这一点上做辩证法的延伸。集权制度成熟,为新事物的萌生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扼杀新事物。
皇权高度集中所孕育的新事物,就是现代民族主义国家。波旁王朝的相对集权让法国率先具备大革命条件。统一文化、整合市场、共同利益,布列塔尼人和巴黎人可以在不效忠旧君主的前提下,把彼此想象为同质的法兰西人。
新想象力依赖集权制度,又不满集权制度,于是主权属于国民而非君主的思想诞生。顺着这个逻辑,明清中央集权达到巅峰,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原罪论,也不是无视差异强行美化,而是论证革命必然性的必要环节。
接下来是必须直面的问题。清朝继承并发展了明朝的集权体制,那明清就完全一样吗?明末的知识分子在亡国之痛中提前进行了沉重的自我反思。
黄宗羲说君为客,王夫之提出新的华夷之辨,观念已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国族。这种反思并不成熟,因为触发明末知识分子反思的力量并不全来自中原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
关外清军入关在这里既是外部助产者,也是催产者。明末华夏社会孕育着一个胎儿,清军入关引发的创痛唤起了剧烈宫缩,让胎儿提前产下,可这个早产的婴儿紧接着被清朝的高压文化政策闷死在襁褓中。
华夏于是必须再消耗很长一段时间消化外部矛盾,才能重新抵达内部矛盾积累的临界点。这个意义上,清朝比明朝多了一层历史反动性。
清朝没有消灭新事物诞生的可能,但清朝推迟了明末华夏社会孕育的接近现代民主与国族的新思想,也扭曲了明末华夏社会孕育的接近现代民主与国族的新思想的形态。
明朝和清朝不该被当做同质的东西一起骂腐朽。只按某种僵硬的阶段论,把被冠以同一名称的历史阶段判定为完全均质、毫无差异的一起批判,看似激进,实则教条。
这种教条的均质化批判做法看似在否定旧制度,实际取消了理解历史的全部空间。用均质化的思维打量传统中国的疆域治理也是如此,王朝并不以现代民族国家那种单一均质的边界来切割空间,而是形成直接控制区、羁縻区、藩属区层层递推的差序格局,不同的距离对应不同的治理强度,不同的地区容纳不同的制度弹性。
把这种复杂的复合结构压缩成一句古代王朝都一样腐朽,丢掉的不只是差异,更是理解历史何以演变的关键线索。
古代王朝都一样腐朽这句话,最大的问题在于,“古代王朝都一样腐朽”的说法挡住了所有真问题。“古代王朝都一样腐朽”的说法用道德站队替代历史分析,让说的人获得一种廉价的清醒感。
可“古代王朝都一样腐朽”的说法同时也挡住了一种可能:在旧制度的裂缝里,新事物正在艰难地萌生。明末的崩解、王夫之的矛盾、黄宗羲的君主批判,都在提醒一件事,历史不是一潭均匀的烂泥,历史有高点、有裂口、有早产儿、有被掐死的可能性。把这些差异全部抹平,等于承认历史从未向前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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