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南京刚下过一场大雪。文学编辑魏玮完成了《岭南十三讲》的编稿,和作家叶兆言约好到家中拜访。
《岭南十三讲》是叶兆言为香港岭南大学写作课准备的讲义,也是他至今唯一一部文学讲稿。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菜鸟教练”——因为“不知道怎么当老师”,所以不摆老师的架子,像聊天一样,松弛、平实、真诚;因为知道文学是一条必须走过的路,所以不承诺速成,如果写作有诀窍,他告诉读者,那就是多写。
一上午时间,叶老师从讲稿的几个基本命题聊开去,谈到从“先锋旗手”到“听雨僧庐”的来时路,谈到“呐喊的文学”与“彷徨的文学”,谈到写作者的勤奋与天赋、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等话题。
写作无非锻炼的是从大脑到手的距离
魏玮:从1980年发表小说算起,今年是您写作的第46年。《岭南讲稿》里有您长久以来对于写作的理解。这是您第一次给学生系统地上写作课吧?
叶兆言:对,这是第一次,而且是第一次很认真地做这个事。我过去也说过,我内心深处确实有很强烈的学院情结,比如说回忆自己的人生,从小没有觉得自己要当作家,也没有觉得自己要当老师,其实人生都是两面的。我后来考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我一直轻描淡写地、调侃般地说这件事,但对我都非常重要。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进入大学,当然有遗憾,总觉得不圆满,比如说没有读到博士。一方面,我受家庭的影响,对大学、对学位不太看重,家里面始终给我灌输“不要当作家”,“上大学没什么意思”,尤其是“读文科没意思”等思想。小孩会跟着大人有意无意地说这个话,但其实我父亲和我祖父他们两个一生都在做学问,他们做学问不是说像在大学里做学问,而是一直学,一直到生命结束前都是在学习状态中,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说到这本讲稿,为了准备这次写作课,我找了很多同类型的书来看。比如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王安忆的《心灵世界》……都特地再翻了一下。这样的讲稿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可能更适合有写作经验的人去看。作为课堂教材,我感觉普遍性可能不够。学校老师也跟我建议,多讲一些自己的事情,我也觉得结合着写作实际来讲,会更有特点。当然,我不善于演讲,对于一个习惯于写作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写下来更容易。因此所谓讲稿,并不是讲了以后成稿,而是先写好了,然后再到课堂上去发挥。
魏玮:想象中的叶老师的文学讲稿,可能会是厚厚一大册,需要慢慢啃。后来真正看到稿件,一共十三讲,体量并不大,读起来也很轻松,但关于写作的基本问题,您几乎都讲到了——既有具体可行的实战经验,也有观念层面的启发。“深入”和“浅出”在您这里并不矛盾,如何能同时做到呢?
叶兆言:我想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浅出。这个可能也是由我自己的写作经验形成的。其实写作有非常简单的一面,无非锻炼的是从大脑到手的距离,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学生应该趁年轻尽快地完成这样一件事情。
同样的故事为什么有的人就写了一个好的作品,有的人写的就是不好的作品,叙述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为什么有人会写那种很艰涩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我在讲课时也提到,艰涩有时候也是一种成功的手段。很难读下去的文章,大家却觉得好了不起。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相,这层窗户纸是可以戳破的。我们有太多不同的受众,有一类读者会猎奇,好读那些所谓读不懂的东西,因为读不懂,也会带来一种愉悦。他读过了别人没读,或者他读懂了别人没读懂,就感觉智力比别人高一等。
写作还是要找到一种自己更喜欢的方式。写作的道路有千万条,深入浅出其实不是一条很顺畅的道路。
世界一流作家的身上,都有诗性
魏玮:您在讲稿中分析小说范例时,设置了两条坐标:一条是中国文学,以鲁迅为例,从《呐喊》到《彷徨》的变化;另一条是外国文学,从莫泊桑、欧·亨利到契诃夫,再到海明威、福克纳。
“呐喊”和“彷徨”这两个词,或许可以借用来表示一个作家创作的不同阶段,即从符号化走向无与伦比的丰富。但读您早期的小说,感觉一出手就是“彷徨期”,《傅浩之死》《悬挂的绿苹果》《枣树的故事》都是如此。您几乎没有“呐喊式”的作品。这种对文学的理解,是如何在写作之初就确立下来的?
叶兆言:这个也说不好,最初的文学观念就是这样。中国其实有一种一脉相承的文学,用今天年轻人容易懂的话来说就是“登味”小说。
我一开始就避免教育别人,在某种意义上,“呐喊”是一种“登味”。你看着好像替年轻人着急,就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那种感觉。但我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文化背景,往好了说是一种思考,也是一种习惯,会避免写这样的小说。世界是复杂的,有时候存在就是合理的。
魏玮:这种文学观念和堂兄三午的影响有关吗?
叶兆言:应该不太大,三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革命。三午骨子里是年轻的、颓废的、反传统的,说白了一句话,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东西始终跟着我,哪怕错,也不愿意随大流。
魏玮:十七八岁时,您也曾梦想成为毛头(多多)一样的诗人?
叶兆言:写诗是因为想跟别人不一样,想当诗人,是喜欢诗人的姿态。这个世界上一流的人物,我觉得他们身上都充满了诗人的性格,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充满诗性。
我觉得我是矛盾的,骨子里真的很反叛。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会表现得温和,其实内心深处的批判性在某种意义上比那些所谓激烈的人更激烈。确实可以用温和来形容我,但是你要说我内心深处没有看法,那不是我。
魏玮:读您早期作品时,我一直对您被归入“先锋作家”有点疑惑。创作年谱里有一段记载:1988年(31岁),青年叶兆言成熟的现代叙事技术令评论界感到兴奋,但他似乎并不以此为然,在同年发表的《最后的小说》中他冷冷地说,“小说的实验室很可能就是小说最后的坟墓”,并认为“汉语小说”的传统和未来都在于“读者”。
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看,您早期的小说关注人物心理、心理的非理性的层面,但始终是好读的,并没有刻意为难读者。您如何看待这种“先锋”的界定?
叶兆言:归类为“先锋作家”我个人认为是对的。先锋首先有一个特点,你要和别人不一样,先锋的最大特点是反叛。我们后来把它和国际上流行的概念接轨,比如现代派、黑色幽默、后现代。我理解的就是,不被主流文坛接受,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文学。所以,我觉得八十年代文坛最大的先锋派代表人物应该是汪曾祺。他的文风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做任何事要存一份成为最顶尖的野心
魏玮:您在讲稿里提到,因为连续五年被退稿,反而让您坚信,文学这条路走通了。我看到当时不少退稿理由都指向“主题模糊”。但这似乎更是一种自觉的理念。
叶兆言: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原因。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做过编辑的人不得不承认,投稿有很多的偶然因素,也有运气问题。一个写作者是要做许多默默无闻的事情的。《史记》里有个“锥处囊中”的故事,你如果是最顶尖的那个人,迟早都会冒出来的,所以做任何事要存一份成为最顶尖的野心。你想突破规则,就要使自己变得绝对优秀。福克纳也讲过,真正优秀的人是拦不住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特别强调一点,写作者不要抱怨,不要说有些东西我不可能冲破,真正一流的人是可以冲破的。
魏玮:很难想象《悬挂的绿苹果》是您28岁写的作品,您还在读硕士的时候。
叶兆言:年轻的时候真好,这篇小说写了四天就写完了。那个时候真是精力充沛,而且一稿投中,几乎没改。
魏玮:讲稿里有专门一章讲契诃夫的戏剧《海鸥》。1896年,戏剧《海鸥》的首演遭遇惨败,媒体冷嘲热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契诃夫遭遇了疯狂的网络暴力。从广义层面来看,这其实也可以看作一个写作者如何面对读者的问题。当面对不理解,是作家做出改变,还是等待读者做出改变?
您写契诃夫的这段经历时,是把自己放在其中的。当读者很难与写作者同频,写作者要如何坚持自己的判断?
叶兆言:要忍得住。你就会发现享受写作比享受写作的成功更重要。陶渊明有一句话,“常著文章自娱”,“自娱”是非常重要的。
魏玮:这会很难。
叶兆言:所以叫“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写作快乐不快乐,想不想写,这个是你真正能把握的,后面的事情你是不能把握的。写作本身给契诃夫带来了快乐。契诃夫有非常强的戏剧情结,海明威也写过戏剧,一流的作家其实很多都写过戏剧。但戏剧和写作又不一样,写小说是可以独立完成的,戏剧是不能独立完成的,所以《海鸥》首演能不能成功,不是契诃夫一个人可以把握的。
魏玮:您特别强调要多写、勤奋,写得多了自然能写好。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写作者,真的可以通过多写而越写越好吗?
叶兆言:我个人认为勤奋是天赋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喜欢它,你不能享受写作的话,勤奋是很难做到的。勤奋不是简单的重复,很多问题都是在写的过程中逐渐明白的。很多人有天才的一部分,出手就比别人好。但勤奋也要老天爷赏饭吃,比如有的人,我举我太太画画的例子,她真的有天赋,没有学过,家里的画都是她画的,但她缺少的就是勤奋。“勤能补拙”也得看是什么人。很多运动员从来不缺天赋,比如NBA中有天赋的运动员实在太多了,但是能做到像科比、詹姆斯这样自律,这么疯狂地练习的人却不多,那这样的勤奋就是天赋的一部分。
用语文的方式进行文学阅读,会发现很多问题
魏玮:您在讲稿中用一章专门谈“语言”,举朱自清的例子,认为读者熟记了他入选课本的前期写作的篇目,因此也就忽视了他后期的作品,而朱自清一生都在努力克服早期散文中的缺点,去掉文艺腔,摸索如何写出最地道的语体文。
叶兆言:语文和文学其实有重大的不同。谈朱自清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一个语文的问题,而不是文学的问题。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文学话题,但把他放在语文的角度里谈就非常有意义,因为他的写作经历体现了现代汉语很重要的变化。
文学也是一种写作,但是文学的写作和语文的写作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魏玮:从您早期的小说,比如《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到最新的《璩家花园》,我觉得您的语言也有变化。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向您请教,我看到有读者会在小红书和豆瓣上讨论,为什么到了《璩家花园》,叶老师的小说语言中出现了许多重复、叠沓,显得比以往“啰唆”。其实您在2024年与丁雄飞的访谈中谈过这个话题——一方面,这可能是源于八十年代的意识流写法,用文字模仿意识的出现,会在描写人物心理时用这类句子,通过重复体现人物内心慌乱。人的意识往往会成片闪现,可能颠三倒四,非逻辑地展开联想,这有点像说话语无伦次,您希望在语言里呈现出这样一种效果。另一方面,也与现代小说的阅读方式有关。您认为我们是用眼睛在读,不是默念,不是心读,而是眼睛扫视过去,很快经过一段话,知其大意。面对这种阅读方式,我们表现人物心理混乱,想在节奏上缓一缓,恰恰不需要句子很整饬,而可以啰唆、赘述、叠加。
这在当时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分析。我也在想,对于您来说,写作到现今阶段,是不是会更接近一种无迹无形的状态——磨炼技巧的高境界是没有技巧,更混沌,更大开大合。
叶兆言:你说的这个读者意见我也看到了。其实语言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还有一个原因,有一些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是用阅读语文的方式来读的。当你用阅读语文的方式来阅读文学作品,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你会读不下去,比如同样用这个所谓“啰唆”的放大镜去读《红楼梦》,会发现《红楼梦》啰唆无比。
再比如,我也遇到过有读者在我的小说里看到“凯旋而归”,他就很生气,这就是用语文的方式来读。你用放大镜去看任何一本世界名著,都会发现很多问题。文学最重要的是这一段发生什么,没有一个人在读一段小说的时候,把每个字都看掉,而是用一种扫描的方式知道怎么回事,甚至是用快进的方式在读。真正的文学作品是这么表达的。
如果用语文的方式来进行文学阅读,这种批评可以放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甚至可以放在任何一部作品上。
我最近写作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也在这里。我现在写作经常会停顿,会由于一段文字里面有两个“因为”不舒服;会因为这一段中间同时出现几个主语而不舒服;只要这三行标点符号在一列了,我就要调整句式。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但是这个毛病改不了了。这些都是语文的毛病,而真正的阅读不是这样的。
《璩家花园》或者其他小说里用叠词,用重复,除了你之前说的两个原因,其实也是为了追求一种语感,“哗哗地”流过去,像水一样让它尽快地流。真正的写作也好,阅读也好,是像江河一样滔滔不绝地前进的。
魏玮:重复和反复,是一种文学上的需要。
叶兆言:有时候是这样的。写作其实有个技巧,“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它是反过来的。比如我们叙述一个故事,要杀死谁,这一刀要下去了,刀已经举起来了,在这个刀落下之前,你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这是一种叙述技巧,也是一种阅读的技巧。
我们讲骈文,骈文一定是上句要有下句,叫互文,互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强调。我们以《滕王阁序》举例,《滕王阁序》里面太多重复的话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很重要的部分。你不这样扽一扽,真不一定能看到,尤其现在阅读速度这么快。
当然,也不否认老了以后会啰唆,也有可能的。我也在提醒自己,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我老了,所以变得啰唆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啰唆,最关键的问题是我怕尖锐性在丧失。
魏玮:这种尖锐性是指什么?
叶兆言:《璩家花园》里有很多尖锐性的东西,比如说血缘问题,这个小孩(璩达)究竟是谁的?这个问题我都是用我所接受的现代派的观点来看,认为它不重要。我特别想强调它不重要,而且还告诉大家我也不知道,除非去做DNA检测,这是开放性的。
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比如岳维谷,一个大家不太注意到的人物,底层出身,考上大学,学业和仕途都很顺利,后来娶了所谓高门第的于静,结果婚后发现她有精神病,又跟她离婚。在我的构思中间,他是很心痛这一点的,一方面他确实是小人物,像《红与黑》里的于连一样,进入城市以后才攀附的高门。
另一个方面,这个女孩是他最早的一个情结,寄托了他对城市的向往,对于异性的感受。这也是托尔斯泰《复活》里想说的,忏悔之心会让人变得很美,聂赫留朵夫总是在忏悔,忏悔就是要洗涤自己。越是成功的人越希望保持所谓的初心。
其实我写小说的时候,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但常常会被读者忽视。大家容易注意到的是李择佳临死前抓住民有的手。对于你们这一代人,托尔斯泰的《复活》是不会有那样的魅力的,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读《复活》会让我莫名其妙有一种原罪感。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天生有罪的时候,他再坏都有可能会往回走一点点。我设计的岳维谷,他往坏的路上走,但《复活》中的忏悔之心始终在揪着他。我要找到这样的东西,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一种尖锐。
魏玮:如果换一个作家讲这个故事,或许会着力铺陈。但您把这一层意思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
叶兆言:小说要保持这样一种尖锐。其实我写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写法,我不会去正面评价。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对我来说,享受写作的成功已经不重要了。要说写作能够给我带来多少东西,我觉得不大可能了。我人生最幸运的还是享受写作。也许写的时候没有意识,但是写完了以后,觉得好像有不谋而合之处,而且我还变了一种方式写。如果我也写一个《复活》的故事,那就没有意思了。但我写了一个跟它精神上相通的东西,这样就有点意思了。
一个好的故事,可以放大细节去读
魏玮:当下的阅读越来越倾向于金句化、碎片化,我们常常期待被一句话击中,希望有人把某种人生道理直接、清楚地告诉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今天好像更需要“呐喊”。
叶兆言: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可能我们注定是要被淘汰的。《围城》也是一部第一遍读不会觉得特别好的作品,但越读越觉得有味。其实我自己的写作也是追求这样的境界。既是一个好读的故事,读者如果对某个细节开始有兴趣了,又可以放大去读。
说到读者的接受,我觉得也很正常。有的时候确实会沮丧,为什么我的小说没有那么多人看?但是反过来想,你凭什么呢?世界上好多最优秀的作家,他们生前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多少人读,那就要像杜甫那样写作。
魏玮:钱锺书对您有很大影响。
叶兆言:确实对我有影响。我读研究生的三年就在他身上注入了很多的感情。平时生活中只要和他有关系的文字我就会读,我喜欢他,特别认同他的文学。
魏玮:今年您的散文典藏也出版了。之前的回忆文章里,您更多谈的是少年时期外国文学对您的影响,而我们都知道,史学与古典文学也构成了您写作的重要背景。
叶兆言:这套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想表现自己另外一方面的写作能力,我觉得有些炫技的成分在里面。
魏玮:前两年,因为张同道导演拍摄《文学的故乡》纪录片,您又回到了北京的东四八条。50多年前,17岁,您高中毕业后到北京祖父家住了一年,文学少年,诗人的客厅,那一年对您很重要?
叶兆言:非常重要。我们住的那个院子是非常混合的一种文化,一群比我大六七岁的人,他们说话的方式,幽默,骨子里的“革命”气质,对我影响很深。“革命”这个词我一直很喜欢,就在于不俗。其实讲白了,写文章也好,关键就是不俗,“俗”是个很让人讨厌的东西。什么叫“俗”?什么叫“不俗”?有时候确实也说不清楚,理解的人一下子就理解了。
魏玮: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书里面会告诉读者,文学是有好与不好的标准的。
叶兆言:当然有。
魏玮:这种标准是在长期的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叶兆言:对,大家真的觉得好的,才叫好。
原标题:《叶兆言:最好的文学,都是从“呐喊”走向了“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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