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冬天,赵卫东被带走的那天,厂区大喇叭里正放着《东方红》。
两个穿蓝制服的人把他从钳工车间架出来,他满手机油,工作服上全是铁屑,嘴里还在喊“我没干过那事”。车间主任老刘背着手站在门口,别过脸不看他。整个机械厂两千多号人,就这么看着赵家老大被塞进一辆破吉普,车屁股冒着一溜黑烟消失在厂门口。
罪名是“强奸致人怀孕”。
告他的人叫周晓梅,厂卫生所新来的卫生员,二十二岁,扎两条辫子,说话细声细气。三个月前她捂着肚子去找厂医老孙头,一查,怀孕快四个月了。老孙头不敢瞒,报告了保卫科。保卫科问她是谁的,她哭了一整天,最后吐出三个字:赵卫东。
赵卫东当时就急了:“放他娘的屁!我跟她话都没说过几句!”
确实没说过几句。赵卫东是钳工班班长,厂里的技术骨干,那年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又是烈士子弟,他爹抗美援朝没回来,厂里上下都高看他一眼。他脾气直,嗓门大,干活是把好手,但跟女同志从来不搭茬。厂里好几个大姐给他介绍对象,他都推了,说“先把手艺练好”。
周晓梅呢,是三个月前顶她妈的岗进来的,平时住在厂后面的女工宿舍,见人就低头笑,跟谁都不熟。赵卫东唯一的印象是有一回他手被铁皮划了个口子去卫生所包扎,周晓梅给他上的药,全程没超过五句话,连眼神都没怎么对上。
但周晓梅咬死了是他。她说有一天下夜班,赵卫东在厂区后面的煤渣路上把她拽进小树林。时间、地点、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保卫科问赵卫东那天下夜班在哪,赵卫东说在车间加班修一台冲床,有两个工友作证。但保卫科说工友的证词不算数,因为他们是“利益相关方”。
案子办得飞快。那年头正赶上“严打”的风声,上面要求从重从快。赵卫东他妈跑遍了厂里、区里、市里,跪在法院门口哭,没人搭理她。赵卫东在法庭上喊冤,审判长敲了两下锤子说“再闹加刑”。最后判了五年,押送白湖农场劳改。
宣判那天赵卫东没哭。他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他妈晕过去了,他弟弟赵卫红攥着拳头被法警拦着。周晓梅坐在另一头,低着头,两只手绞着辫梢,看不出什么表情。
赵卫东被押上车的时候,冲着厂门口啐了一口唾沫,吼了一嗓子:“老子没干!五年后老子出来,这事没完!”
二
白湖农场在长江边上,冬天冷得骨头缝里结冰,夏天热得人扒一层皮。赵卫东分在砖瓦厂,每天天不亮起来脱坯、码窑、出砖,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吃的是白菜萝卜糙米饭,一个月见不到一回荤腥。
头一年他憋着一肚子火,干活不要命,跟人打架不要命,被关了三次禁闭。管教干部找他谈话,说赵卫东你这样下去加刑加到死。他蹲在禁闭室里想了三天三夜,想明白了:在这鬼地方硬扛没用,得活着出去。出去了,才有机会翻案。
他不再打架了,但也不认罪。每个月写思想汇报,别的犯人写“我错了”“我认罪”,他写“我没干”。管教拿他没办法,后来也懒得管了,只要他不惹事就行。
第三年,农场搞技术革新,砖窑的鼓风机老是出毛病,修一次停三天,生产任务完不成。赵卫东举手说他能修。管教半信半疑让他试,他带着两个犯人鼓捣了两天,把鼓风机拆了重新配了齿轮,一拉闸,呼呼转,比新的还利索。农场场长亲自来看,拍着他肩膀说“你小子行啊”。从那以后他不用出砖了,专门搞维修,还带了几个徒弟。
第五年,减了半年刑,1980年秋天,赵卫东出来了。
他走的时候管教拍他肩膀:“赵卫东,你是我见过最硬的一个。出去好好过。”
赵卫东说:“我肯定好好过。我不好好过对不起这五年。”
回到城里那天,他先去澡堂子泡了两个小时,把一身农场味搓干净,换了身新衣服——他弟弟赵卫红接他的时候带的。兄弟俩在国营饭店吃了顿饭,赵卫红说妈身体不好,搬去乡下二姨家了。赵卫东问周晓梅呢?赵卫红说早走了,你进去第二年她就调走了,听说是去了南边,没人知道具体在哪。
赵卫东闷头喝了半斤白酒,把杯子往桌上一墩:“卫红,哥这辈子就干两件事。第一,把日子过好。第二,把这事弄清楚。”
三
八十年代初,城市里个体户慢慢冒头了。赵卫东先在街道修理铺帮人修自行车、修收音机,一个月挣三四十。干了半年,他觉着不过瘾,揣着攒下的两百块钱南下广州,在火车站附近转悠了三天,发现一个门道:广州的电子表五块钱一块,拿回内地能卖十五。他倒腾了两趟电子表,赚了六百多,胆子大了,又倒腾服装、倒腾磁带、倒腾录放机。
他在武汉汉正街摆过摊,在郑州二七广场卖过牛仔裤,在乌鲁木齐倒过羊毛衫。睡过火车站长椅,被城管追过三条街,被小偷撬过行李箱,也被合伙人坑过货款。但赵卫东有个本事——他在农场砖窑里练出来的,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气都能受,眼睛里永远盯着下一步。
1986年,他在郑州火车站旁边盘了个小门面,卖服装鞋帽,生意火了三年,攒下两万块钱。1989年他关了店,跑到新疆跟着一个温州老板做边贸,把内地的轻工产品倒到哈萨克斯坦,再把那边的钢材化肥倒回来。干了两年,分到八万块钱。
1991年开春,赵卫东带着八万块钱回到省城。他在城东租了个院子,注册了个贸易公司,专门做钢材生意。那时候到处搞建设,钢材紧俏,他凭着在新疆攒下的人脉,从包钢、鞍钢拿计划外指标,一吨加价三百块往出卖,第一年就赚了四十多万。
有钱了,第一件事是买车。他跑到北京,在亚运村车市转了一整天,最后提了一辆黑色奔驰S级,W140底盘,六缸,一百六十万。那车头方正,虎头虎脑,江湖人称“虎头奔”。赵卫东开着车回省城那天,在高速上试了一把,一脚油门踩到一百八,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车开进机械厂家属院的时候,轰动了。那会儿厂长才坐桑塔纳,家属院里的邻居们端着饭碗出来看,围着那辆黑得发亮的虎头奔啧啧称奇。赵卫东摇下车窗,给老邻居们散烟,中华,一人一包。有人认出来他了:“这不是赵家老大吗?出来了?发财了?”
赵卫东笑笑:“出来了,混口饭吃。”
四
安顿下来之后,赵卫东开始办两件事。头一件,托人打听周晓梅的下落。第二件,找当年那个案子里的关键人物。
他先去找了当年的厂保卫科长孙德厚,已经退休了,住在城西老干楼里。赵卫东拎着两瓶茅台一条中华登门,孙德厚开门看见是他,脸都白了,手抖着要关门。赵卫东一条腿别住门框:“孙科长,别怕,我不找你麻烦。我就问一件事——当年你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孙德厚僵了半分钟,把他让进屋,关上门,倒了两杯茶,自己灌了一大口,说:“卫东,我实话跟你说。当年周晓梅指认你,我其实有疑点。她说的那个小树林,那天晚上厂区后面在修路,挖得乱七八糟,根本走不了人。而且她说的那个时间,有人看见你在车间——但保卫科里有人压着不让往上报,说‘严打期间不能给阶级敌人翻案’。”
赵卫东问:“谁压的?”
孙德厚犹豫了一下:“当时的保卫科副科长,叫钱广进。后来提了副厂长,再后来调去市里了。去年我听说他退休了,在深圳养老。”
赵卫东记下了这个名字。他又问:“周晓梅后来为什么突然调走?”
孙德厚说:“她调走之前来找过我一次,哭了一鼻子,说‘孙科长我对不起你’。我问她什么意思,她不肯说,就跑了。没过俩月就调走了,手续办得飞快,是钱广进给她办的。”
赵卫东心里有数了。
五
1992年夏天,赵卫东的钢材生意越做越大,在省城买了房子,把老娘从乡下接回来。老太太拉着他的手哭了一晚上,说“我儿出息了”。赵卫东说妈你别哭,还有一桩事没完呢。
他托了深圳那边的关系,很快查到了钱广进的下落——在深圳宝安区开了个建材店,生意不温不火。赵卫东开着虎头奔跑了趟深圳,在钱广进店门口蹲了两天。第三天下午,一个秃顶老头从店里出来,赵卫东一眼认出就是钱广进,老了,胖了,但那个走路姿势没变,两只胳膊往外甩。
他下了车,往钱广进面前一站:“钱副科长,还认识我吗?”
钱广进抬头看了他一眼,愣了三秒,脸唰地白了,转身就往店里跑。赵卫东一把拽住他胳膊,劲儿大,钱广进杀猪似的叫起来:“你干什么!你撒手!我报警了!”
赵卫东把他摁在墙上,压低声音:“钱广进,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你把当年的事一五一十跟我说清楚,我放你走。第二条,我现在报警,把当年的案子翻出来,你去跟警察说。你选。”
钱广进哆嗦了半天,最后瘫在地上,全说了。
当年周晓梅怀孕,孩子的爹是另一个男的——厂办的一个年轻干事,姓李,有老婆孩子。周晓梅找他,姓李的不认,还威胁她敢说出去就把她开除。周晓梅走投无路,钱广进知道了这事,主动找上门,说“我帮你找个替死鬼,保证那个人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他挑来挑去,挑了赵卫东——烈士子弟,没爹,脾气冲,厂里人缘好但跟领导走得远,拿他开刀最合适。
“那个姓李的呢?”赵卫东问。
“调走了,调去省机械厅了。现在是副处级。”钱广进低着头不敢看他。
赵卫东拍了张照片,把录音揣好,连夜开车回省城。
六
1992年秋天,赵卫东把材料递到了省高院。同时递的还有一封举报信,寄给了省纪委,关于省机械厅李某“生活作风及诬陷他人”的问题。
案子拖了大半年。姓李的托人找赵卫东说情,开价二十万私了。赵卫东把人轰出去:“二十万?老子五年牢饭就值二十万?你让他在里面蹲五年,我给他二十万。”
1993年4月,省高院下了再审判决:撤销原判,赵卫东无罪。姓李的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钱广进因为做伪证,判了两年缓刑。
周晓梅最终也没找到。有人说她嫁到福建去了,有人说她出了国,还有人说她早病死了。赵卫东托人往福建那边打听过几回,没结果。他后来想想,算了。那个女人也是被逼到墙角的可怜人,他恨了她十五年,真到翻案那天,恨意忽然就散了。
七
官司赢了以后,赵卫东把虎头奔开回机械厂家属院,在大喇叭底下摆了三桌酒,请老邻居老工友吃饭。当年车间主任老刘已经瘫了,坐轮椅被推来,拉着赵卫东的手说:“卫东,当年厂里对不住你。”赵卫东给他敬了杯酒:“刘主任,你当年没落井下石,我记你的好。”
酒喝到一半,赵卫东站起来,端着杯子说:“诸位老少爷们,我赵卫东今天说三句话。第一句,那五年我没白蹲,出来以后才知道人得往上看,不能光低头干活。第二句,我这辈子不坑人不害人,谁坑我我记着,但我不报复,我就把日子过得比他好,让他看着。第三句——”
他把杯中酒一口干了:“机械厂当年开除我,现在我给机械厂投二十万,把子弟小学的危房修了。这钱不图别的,就图当年那些跟我一样在车间里流汗的工友们的孩子,有个好教室念书。”
底下轰然叫好。老刘主任在轮椅上抹眼泪。
那天散场以后,赵卫东开车回自己买的商品房。路过厂门口,他把车停在路边,摇下车窗,点了根烟。黄昏的光打在虎头奔黑亮的引擎盖上,映出他一张粗糙的脸。四十岁的人了,手上全是茧子,眼角全是褶子,但腰板挺得笔直。
他忽然想起1976年冬天被带走那天,也是黄昏,也是这个厂门口,大喇叭里放《东方红》。那会儿他二十五岁,满手机油,被人架着塞进吉普车,嘴里还在喊“我没干”。
十七年过去了。他在农场脱了五年砖坯,在汉正街练过摊,在戈壁滩上倒过货,在深圳跟人喝到胃出血。他挣下了这辆虎头奔,挣下了省城的房子,挣下了老娘后半辈子的安稳,也挣下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名声。
赵卫东把烟掐灭,发动车子,仪表盘上的钟显示六点二十。他答应了老娘今晚回去吃饺子。虎头奔缓缓驶离厂门口,后视镜里,机械厂的大铁门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暮色里。
赵卫东没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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