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诗人吉尔的诗歌保有一种自在的直抵心灵的力量,它源自诗人对历史文化、自然风物和情感记忆的时间情感化的生命体察。诗行与诗行的陈列铺延中,一种古老、静默、安详、深邃的审美知觉如流水般徐舒轻缓,将读者带向纯粹而辽阔的心灵荒野。这片“荒野”承载着诗人创作中跨时空、跨地域、跨文化的个体与自然、历史、文化、民族、情感等多重质素的欢歌与共舞,而这份承载恰是通过独特的意象建构与语言调度得以落地。“龟兹”“铜镜”“明月”“陶罐”等意象既具有普遍审美共鸣特性,又暗合西部地域的文化肌理,简约而不失厚重。
作为全诗集的核心意象,“龟兹明镜”涵容多重象征意义,既是映照历史遗存的“文化镜鉴”,折射出龟兹文明的兴衰流转;也是观照自我灵魂的“精神明镜”,照见个体与土地的深层联结;更暗含“以史为鉴”的智慧,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返乡的坐标。其深层联结,一方面源自诗人对库车地区历史遗存、文化古迹、古村落、非遗技艺及民间文化精细的田野调查,用一个诗人的目光重新审视这片大地,用诗人的笔触再度焕发这片大地上璀璨历史文化的荣光,勾画在地性的“诗化档案”。《龟兹铜书》中对“龟兹”大地的书写,未停留在遗址风貌的表层描摹,而是通过“汉时明月”“尘封的古道”等意象,串联起商贸往来、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离不开诗人的文化自信和人文关怀:“文明观、历史观的建构也正是内心的重新建构”,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文化自觉,吉尔用诗艺擦亮了“缀结在丝路上一枚闪亮的铜扣”,赠与读者“深深的祝福和爱”。
《龟兹明镜》包含“古道长吟”“山河月明”“吉光片羽”“龟兹明镜”四辑,诗歌主题主要涵盖三个维度:其一,历史文化维度对古遗址、古村落的书写。诗人在“龟兹故城”“西夏王陵”“阿艾古城”“小河墓地”等故址遗迹旁,寻觅时空深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触摸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脉搏。吉尔对加依村、奥普坎村、塔河部落等古村落的书写自带一抹暖色,在“眼睛开着十万朵杏花”的小伙、坠着枯叶的胡杨林、“睡在柳筐里的传说”里,藏着现代人精神返乡的道路。其二,自然维度对喀拉喀什河、台特玛湖、白桦林、青克斯山的诗歌叙述。“最小的野花也修补过一座大山”,诗人在自然万物身上感知到的是熟悉、敬畏与谦卑,是人与自然生命交融后体察到的伟大的懂得和万物的和谐。这种对自然的书写避开了“人类中心主义”,呈现出“万物有灵”的生态智慧。其三,情感维度的书写。吉尔试图通过诗歌让时间停滞,用饱满的情感与爱再去润泽一段光阴。在去三道海子的路上,“我重新理解了生命,理解了父亲/一个老人内心的苦难和克制”,时光深处的情感记忆和生活印象,最终成为“我所理解的最好的生活”。显然,在历史文化、自然风物和情感记忆深处,建立人与“他者”更为丰富、深厚、鲜活的经验感知;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限度中,建立人与时间历时情感化的生命联结,是吉尔诗歌写作的主旨之一。在这样的书写逻辑和价值表达中,个体获得被疗愈、被理解、被照亮的精神力量。
纵览吉尔的诗歌写作,从诗集《世界知道我们》(2014年)、《我从未与世界如此和解》(2021年)到《龟兹明镜》(2025年),呈现出诗人以标识性的地理风物和历史文化景观为书写对象,形塑地方性知识的诗化风景的书写策略。与当代西部诗歌中常见的猎奇式地域符号堆砌或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消解不同,吉尔以新疆库车以及新疆西部的地方经验为原点,始终坚守个体的在场,建构起溯源民族文化根性、回应个体深层次精神诉求、疗愈现代人倦怠心灵的独特诗学路径。
同时,吉尔的诗歌写作实现了“边地”的突围,以“龟兹”为原点的边地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声音,参与到边地与中心的同声协奏的互动网络中,丰富了当代文艺地方路径的多元表达。相较于传统边地书写的“边缘叙事”,吉尔的诗歌打破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让边地成为文化对话的平等主体。对照作家心路历程,我们能够发现其“渴望——和解——照亮”的心态转型。“我从未与世界如此和解”的动人之处,在于个体生命与地方经验融合后,呈现出一种深度认同的审美状态,“我”在文化历史连续性的召唤和情感的传承中,具有稳定的意义指涉框架和流动性、建构性的特征。
因此,在《龟兹明镜》中,诗人自觉化身为库车大地、遗址古迹、龟兹文明、民风民俗和山川湖海的发现者、书写者和传播者,用诗性的想象与抒情触摸历史、文化与情感的一角,开掘出古老、静默而持久的审美力量,既照亮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又照亮、温暖了接受者的心灵。“经验转化+精神建构”的书写范式为同类地域诗歌创作提供了可循思路,是对当代文化寻根大潮中中西部边地精细化书写的有益补充,其“疗愈性” 特质更契合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引发广泛情感共鸣。
(作者系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标题:《《龟兹明镜》:“照亮”心灵的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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