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出自春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所著的《管子·正世》一书,原文表述:“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意思是国家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治),最大的祸患莫过于动乱(乱)。
不愧为极富深意和远见的真知灼见,即便放在2000年后的现在,仍富有指导意义。如今,即便科学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哪容得了动乱、战争的摧残践踏?依然需要安定的环境这一前提,才能发挥出其无限续航的强劲动力,引领人类文明飞速向前发展。
虽然管仲所指一目了然,但限于彼时人们视野的限制和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后世对其意思的理解难免出现偏差,造就了东西方文明相距甚远的解读方式,就看读者朋友怎么看了。
1. 天下不安定之根源在哪?东方:君主无道
(1) 孝悌忠顺为吉德,可以为人,然后可以治人
吕不韦曾在他的得意之作《吕氏春秋》开篇中,给中华文明的生存方式定了一个基调:群体动物。他认为人类生存环境极其险恶,仅凭个人力量根本难以生存,汇聚成江海则可以“服蛟虫、制禽兽”。
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时期的国相,吕不韦的这一思想显然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思想主流。既然群体动物生活方式不能商议,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变得简单而又复杂:如何选君主?如何做君主?以及相匹配的君主治世模式。
随着夏禹打破传统的禅让模式,将其更改为“家天下”之家族管理模式,并被以孔子为代表的圣人上纲上线为“德”之后,中华文明可供研究的君主治世空间便再度被压缩,最终也必然导致一种结果:治国等同治人。
故而,早在春秋时期,华夏大地但凡有思想的人都相继更名为“子”,并组建自己的思想流派,对如何治人相继提出了自己独到之见解。
最终采纳者为二,一为法家,二曰儒家。
(2) 君主无道,礼崩乐坏
法家主张刑罚并用,以激励百姓为君主为国家谋强大的意愿,故而法家治国的目标很纯粹,也不搞什么花哨的文字,更不会起什么高调,十分简单粗暴:富国强兵。
至于用什么样的刑?如何赏?法家思想内部出现分歧,出现了以管仲为首的齐法家和以李悝、商鞅为代表的晋法家。齐法家因为过于温和,发挥作用较为迟缓,故而在战国哪个战争频发的年代,一心想要做大的东方六国显然没这个耐心,因此,大多雄主选择晋法家,先后助推晋国、秦国强大起来。
以打造文明仁义人设的儒家显然看不惯法家思想的简单粗暴,故而常常对其口诛笔伐。孔子就曾比较过法家和儒家的治国之道,最终认定:儒家高出法家一头:不仅可以让百姓心安理得归顺,而且还让他们充满感激之情。
到了汉代,戴胜编纂的《礼记》中也终于说出了儒家心里话:“孝悌忠顺为吉德,可以为人,然后可以治人”。
在儒家看来,治国等于治人,治人优先治心,让百姓树立忠君护主的道德观念,再匹配相应的礼进行节制,何愁不天下太平?
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君主要守天道有仁德,如果君主不仁的话,我可以不忠,非常罕见地对君主提了要求:要有圣人一样的完美德行,这也是后世疯传儒家不愚忠之来源。
按照其思维,如若君主无道,蜕化为普通人,那么必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
2. 天下不安定根源在哪?西方:战争频发
(1) 西欧独有的宁静:千年没有战争
当然,东方文明走向群体动物生存模式,让“家天下”当道,且衍生出君主德行是天下大治和大乱的判断标准,并非全都是中华老祖宗偏执“惹得祸”,也有其生存环境招致的无奈。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苦难深重,自轩辕黄帝开始,华夏大陆就没停止过战争,不论是内部分崩离析还是外族入侵,都将华夏大陆烧成一片火海。如此战争频发的生存环境,个人确实难以生存,依附于强有力且具有仁爱之心的明主,无可厚非。
但凡事也有例外,远在亚欧大陆最西端的西欧却获得了难得的宁静时光。据《西方文明三千年》书中所言,西欧这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他避开了亚欧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入侵,如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的侵扰,这份没有战争的宁静持续了近千年。
虽然自公元5世纪开始,西欧进入到了被他们称之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教会通过宣扬人生苦难论和有罪论,强行将西欧人民思想束缚在了教会之下。但外族战争的缺失终究让这一思想禁锢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因此,自公元11世纪开始,西欧得以持续发展,反抗教会、寻求个人思想自由的意志越来越强,最终促使了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的相继爆发,为16世纪科学革命的横空出世打下了良好的人文基础。
(2) 伊斯兰文明遭受战争,沦为专制、封闭之人间炼狱
不仅《西方三千年》作者认为战争频发是西欧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西方文明的践行者也是如此感受。
荷兰学者弗罗里斯·科恩在考证科学为何没有崛起于伊斯兰世界时,发现早在公元12世纪时期,欧洲正在遭受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大量古希腊时期珍贵的科学著作流传到了伊斯兰世界。流传范围之大、科学著作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在伊斯兰市场,用一头驴子就可以换来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的一个抄本”。
此时的伊斯兰文明尚处和平时光,因此对于古希腊时期的经典著作持开放接纳态度,并通过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促进了科学在伊斯兰世界的流传和发展,此时的伊斯兰文明无疑领先于科学发源地——西欧。
但是灾难很快降临:自大约公元1050年到1300年,从伊斯兰世界北部、南部、东部草原和沙漠的游牧民族开始了持续不断地入侵,柏柏尔人、蒙古人、巴努希拉尔人、塞尔柱突厥人,当然还包括欧洲的十字军东征先后光临了伊斯兰这片土地。
也正是因为战争频发,公元1300年的伊斯兰世界已与公元1000年完全不同,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时代的那个自由、宽容、好奇、开放的社会,因为受到毁灭性的入侵和经济衰退的打击而让位于一个狭隘、僵化、封闭的“原始森林”。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了天下大乱不安定?东西方文明因为历史经验不同、地理环境不同,造就了截然相反的认知,不知各位读者怎么看?欢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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