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北平城里,傅斯年面对一堆甲骨拓片和古籍残卷,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为刺耳的判断:中国上古史,不能只按夏、商、周三个朝代依次排列,更不能把它看成一条平直的王朝谱系。
他认为,黄河中下游早期文明的形成,背后存在着长期的东西互动。西部的夏、周,与东方的夷、商,并非简单的前后相继,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彼此并存、相互冲突,又不断吸收对方的制度和文化。
这个观点后来被概括为“夷夏东西说”。
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接受的说法。因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正在经历一场声势很大的疑古思潮。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强调后世文献不断叠加、改造上古传说;胡适也曾认为,中国有确切文字依据的历史,起点未必能够推到夏商时代。
这类观点有其学术价值。它提醒人们,古书不是天然可靠,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之间,需要经过辨析。可问题在于,当时不少人把“文献记载晚”直接等同于“历史不存在”,夏商两代因此被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
傅斯年不愿意接受这种简单的判断。
他不是靠情绪替古人辩护,也没有把《尚书》《史记》中的每句话都当成铁证。他真正关心的是,古代文献中那些彼此矛盾、看似零散的材料,能不能拼出一幅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地图。
傅斯年有一个很鲜明的治学习惯:不满足于在书房里反复争论,必须走到遗址现场去找证据。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
话说得很硬,要求也很实际。
古书中的一个地名,要到河流、山川和村落之间核对;甲骨上的一个字,要结合器物、墓葬和地层判断;传说中的一个王朝,不能只靠后世文字证明,也要看地下有没有同时代的城址、墓葬、陶器和青铜器。
这套方法,改变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方向。
傅斯年观察到,商文化的中心长期位于黄河以北和中原东部,而传说中的夏、周则更多与西部地区联系在一起。东部拥有较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水陆交通,西部则在军事组织和政治整合方面表现突出。
两种力量并不是绝对对立。
夏、商、周之间有战争,也有继承;东夷与中原王朝之间有冲突,也有迁徙、通婚和技术传播。傅斯年所谓的“东西”,并非今天地图上两条互不往来的阵营,而是对早期政治力量、文化传统和地理区域的概括。
有意思的是,这一判断还能够解释一些古书中的疑难。
《论语》中,孔子谈到“三年之丧”,认为这是天下共同遵守的礼制。可是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劝滕文公为父亲守三年之丧,滕国贵族却说,鲁国和滕国历代国君并没有这样做。
这就产生了矛盾:孔子说的“天下”,究竟包括谁?
傅斯年认为,不能把周代贵族和普通民众视为完全相同的群体。周王朝建立后,分封而来的姬姓贵族和功臣集团,遵循周礼;大量原商遗民则保留着自己的礼俗和生活传统。
孔子自称“殷人”,他的礼制观念,很可能与殷商遗民的传统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孔子所说的“天下”,未必是后世理解的整个华夏疆域,也可能主要指他所接触的社会范围和文化群体。
这个解释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古代礼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整齐划一,政治身份、族群来源和生活习惯,都会影响人们对礼的理解。
傅斯年还重新考察了《论语》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句话。他认为,“野人”并非粗野之人,而可能指居住在城邑之外的民众;“君子”也不只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而带有贵族身份的含义。
如此一来,孔子选择“先进”,就不一定是在推崇粗陋,反而可能是在肯定那些文化积累较早、传统更深厚的群体。
文献分析进行到这里,仍然只是推论。
真正能够改变学术格局的,还是地下的实物。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对河南安阳小屯一带进行科学发掘。这里出土的甲骨,早年曾被当地人称作“龙骨”,一部分被磨成药材出售。考古人员将这些甲骨集中、编号、辨识,逐渐确认它们不是普通骨片,而是商王朝晚期的占卜记录。
甲骨上的内容十分具体。
哪一天举行祭祀,是否出兵,天气会不会下雨,王室成员是否生病,某次田猎捕获了多少猎物,都可能被刻在骨片上。三千多年前的王室生活,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学者面前。
安阳遗址因此被确认是商代晚期都城殷墟。
商,不再只是后世史书中的一个名字。它有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也有成熟的文字系统和复杂的祭祀体系。更重要的是,甲骨文中的王名、祭祀对象和战争记录,与传世文献之间存在大量对应关系。
这让“商朝是否真实存在”的争论,失去了原先的基础。
1939年,安阳武官村一带出土了一件巨型青铜礼器。它通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重达八百三十二点八四公斤,是目前所知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体量最大的之一。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后母戊鼎”的器物。
它的早期名称常被写作“司母戊鼎”,学界后来依据器物铭文和文字释读,逐渐采用“后母戊鼎”这一名称。鼎腹内的铭文只有三个字,却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件器物属于商王室祭祀体系,背后牵涉王权、祖先崇拜和青铜礼制。
八百多公斤的青铜,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够完成的器物。
矿料采集、运输、冶炼、制范、浇铸和修整,都需要大量人力协作。它说明商代已经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能够将资源、工匠和政治权力集中起来,制造象征等级秩序的礼器。
但这里需要厘清一个时间问题。
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大约是在1930年前后,后母戊鼎出土于1939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半个世纪后”。标题中的“半个世纪”,更适合用来概括此后数十年考古发现对相关学说的持续检验。若只说铜鼎本身,前后相隔大约九年。
这个细节并不影响后母戊鼎的价值,却提醒人们,历史文章越是追求气势,越不能牺牲时间准确性。
殷墟的发现,也让傅斯年关于东方商文化的判断获得了坚实支撑。不过,商文化从哪里来,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答案的一部分,出现在山东。
1930年,考古人员在济南附近的城子崖发现了后来被称为龙山文化的遗存。黑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尤其是一些薄如蛋壳的陶杯,制作工艺十分精细。
这些陶器不是简单的生活用品。
它们反映出制陶技术、社会分工和审美观念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史前遗存既有联系,也有差异,说明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成并非单一中心向四周扩散,而是在多个区域之间不断交流。
傅斯年所说的“东”,也因此不能简单理解为商王朝一处固定的发源地。更准确地说,它代表了一组长期活跃于东方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力量。
西方的夏,又在哪里?
这个问题比商朝更难回答。殷墟有甲骨和王陵,夏朝却没有发现能够直接写出“夏”字的都城遗址。传世文献中关于夏的记载,经过周、秦、汉多代整理,不能不加辨析地全部采用。
1959年,历史学家徐旭生在河南西部进行调查,把注意力集中到偃师一带。二里头遗址进入考古视野后,发掘工作持续多年,逐渐显示出它并非普通聚落。
这里有大规模宫殿建筑,有规划明确的道路,有青铜器生产区域,还有贵族墓葬和成组礼器。遗址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之间,处于夏晚期至早商时期的时间范围。
二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某一件器物,而在于它呈现出早期国家的整体面貌。
宫殿区需要集中调配劳动力,道路规划意味着城市管理已经出现,青铜礼器则显示出权力等级逐渐制度化。这样的遗址,至少说明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高度复杂的政治社会。
二里头文化是否就是夏文化,学界长期存在讨论。由于目前尚未发现能够直接证明“二里头”与“夏”对应关系的同时代文字材料,考古学通常采用更谨慎的表述:二里头文化与文献中的夏晚期存在高度关联,是探索夏代文明的重要对象。
这种谨慎,不是削弱它的价值,反而是考古学最基本的边界。
遗址可以证明城市、技术和社会结构,却不能仅凭年代相近,就把所有文献记载全部坐实。夏文化的确认,需要遗址、文字、年代和区域关系彼此配合。
二里头与早商遗址之间的关系,也十分耐人寻味。二里头文化衰落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早商遗址逐渐兴起,城市布局、青铜礼制和政治中心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不是简单的断裂。
早商文明继承了中原地区一部分城市和礼制传统,又加入了商集团自身的政治结构。旧中心衰落,新中心建立,背后既可能有战争,也可能有人口迁徙、权力转移和资源重组。
这正是“夷夏东西说”最有启发性的地方:它没有把夏商周写成三个孤立的朝代,而是试图观察不同区域之间的竞争、融合和继承。
周人后来取代商人,也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周族兴起于关中,逐渐向东发展,在灭商之后通过分封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商代遗民并没有凭空消失,他们被安置、迁徙,也以不同形式继续存在于周王朝的社会结构中。
周礼因此不是从真空中诞生的制度,而是在征服、整合和继承中逐步形成的。
傅斯年的贡献,正是把这些零散材料放进同一个问题框架里:谁在东方,谁在西方?不同集团如何竞争?文化又怎样越过政治边界发生传播?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史语所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断,大批文物和档案开始长途转移。傅斯年组织人员辗转南京、长沙、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条件艰苦,研究难以正常进行,但已经建立起来的考古与历史结合传统并未消失。
他没有等到二里头遗址的系统发掘。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五岁。此时,安阳殷墟已经用甲骨和青铜器证明商王朝的真实存在,而夏文化的探索才刚刚进入新的阶段。
胡适曾回忆,傅斯年关于殷商遗民和礼制传统的解释,使自己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个曾经参与疑古讨论的重要学者,后来愿意修正原有判断,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真正有力量的学术,不靠声音大小,而靠证据能否经得住推敲。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并非一张完全正确、无需修改的答案。后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期中国文明远比单纯的东西二分复杂,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西北地区都在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过作用。
但他的方向仍然重要。
他要求学者把文献放回具体的地理环境,把传说放进考古地层,把一个王朝的兴衰放在区域交流和社会结构中理解。正因为有这种方法,安阳的甲骨、武官村的青铜鼎、济南的黑陶和偃师的宫殿,才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古物,而成为重建早期中国历史的关键证据。
一件鼎,不能独自证明一切。
一片甲骨,也不能替代全部历史。
可当文字、器物、城址和年代彼此照应时,三千年前的世界便不再只是传说中的影子。傅斯年没有亲眼见到那座宫城,也没有等到夏商关系被反复讨论的年代,但他留下的那句“动手动脚找东西”,已经从一句治学主张,变成了中国考古学早期最鲜明的行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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