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葛洪升出生在山东莒南洙边村。农家子弟的童年没有多少安稳日子,15岁那年,他放下锄头,报名参加当地革命队伍,被分到县财粮科当干事。

那时他年纪不大,干的却是最磨脚的活:背着干粮在各村之间筹粮、送情报,风里来雨里去。战火年代留下的不是漂亮话,而是一种后来贯穿他工作始终的习惯——事情要落地,数字要清楚,困难要当面解决。

1949年春,他随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渡过长江,几经辗转到了浙江台州黄岩。从那以后,他的工作轨迹再没有离开浙江。河网密布的江南、海风咸湿的甬江口,成了他后半生最熟悉的现场。这一扎,就是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宁波,和后来人们印象中的港口名城几乎不是一回事。老百姓嘴里那句“汽车跳,宁波到”,并不是夸张:市区主干道坑坑洼洼,雨天积水成片;工厂经常“停三开四”,拉货卡车在供电所门口排长队等电;甬江里的千吨级货船进出港,得掐着潮水点走。

全市一年可自由支配的机动财力只有两千多万元,想拓修一条两公里的主干道,都要反复算账、掂量好几年。1983年,地市合并后的宁波迎来首任市委书记葛洪升,他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底薄、掣肘多的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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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央把宁波列入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并明确提出要动员全世界的“宁波帮”建设宁波。葛洪升看得很准:散居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数达数十万的宁波籍乡贤,是宁波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独特资源。

可怎么把这些人请回来?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发函邀约,而是带着工作组钻进天一阁,翻馆藏的宁波各地家谱、同乡会旧名录,顺着宗亲脉络一条条梳理海外乡贤的联络线索。随后,他带人多次赴香港、美国、欧洲拜访乡贤,不搞客套应酬,直接把北仑港深水岸线图纸和港口建设初步规划摊在桌面上,用实打实的诚意敲开一扇扇门。

包玉刚、李惠利等一批爱国爱乡的宁波帮代表,正是在这个时期陆续返乡。包玉刚提出捐资建设宁波大学,从选址征地到师资对接,葛洪升全程牵头协调,逐个环节打通堵点。1986年,宁波大学正式开学,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

宁波人延续了一个世纪的大学梦,终于落地。此后,李惠利医院、宁波侨乡幼儿园以及各类公益文体设施陆续在宁波的街巷里弄建起来,补上了这座城市长期缺失的公共服务短板。

联络乡贤的同时,葛洪升也在为宁波争取更关键的发展权限。他带着相关部门干部前后十多趟赴北京汇报,把北仑港常年不冻不淤、可停靠10万吨级以上巨轮的天然优势一项项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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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宁波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此前处处受审批流程限制的宁波,终于有了更大的财政留成和重大项目申报空间。面对当时不少“摊子铺太大”的争议,他又跳出仅3.9平方公里的小港开发区,把70平方公里的北仑沿海片区整体纳入开发范围,为后来世界级大港建设留出了足够空间。

宁波这一轮布局打下的底子,也让葛洪升 later 走上了更大的工作平台。离开宁波后,他在浙江省级领导岗位上继续任职,先后担任浙江省副省长、省长。

1991年,他已以代省长身份出现在公开报道中,下基层检查绿化造林,和农民面对面交谈。1992年,他以省长身份签署发布了浙江省关于鼓励台胞投资、鼓励侨胞和港澳同胞投资、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涉外房地产开发经营等一系列省政府规章。

这些文件今天看起来是常规操作,放在当时却是浙江向外部资本打开制度通道的具体动作。从宁波一隅的开放试验,到全省层面的规则搭建,他在省级岗位上做的仍然是同一件事:把开放的政策口子,变成可以操作、可以落地的制度安排。

从当年“电不够用、路不平坦”的海防小城,到如今年货物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的宁波舟山港,再到制造业根基扎实、外贸活力充沛的开放高地,宁波后来数十年的腾飞,离不开那一轮扎根实际、放眼长远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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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从沂蒙老区走出来的老革命者,一辈子没为自己谋过特殊待遇,退休后常年住在杭州的老宿舍里,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浙江的山山水水之间。他用最朴素的真诚和最扎实的实干,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乡愁,变成了一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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