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冬龄先生《津门问道》个展上,展出了王冬龄先生很多早期的书法作品,包括他十六岁创作的五体书条幅,以及日常临帖习纸,这些作品蕴含的的雄厚传统书法功底震撼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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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龄先生自幼学书,后拜入名师门下,受到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等大师的教导,个人的努力、超群的天赋再加上名师亲授,让王冬龄先生很早就名震书坛,被誉为振兴书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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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那件十六岁的小篆。取法吴让之《宋武帝与臧焘敕》一路,线条匀净如引绳,起收含蓄,转折处不肯使一点蛮力,连墨色的浓淡都留着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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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把篆书写匀并不算太难,难的是匀而不板、净而不薄:结字要能立得住,气息要能贯得下来,这两样装不出来,也速成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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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这件作品入选江苏省第二届书法印章展览,作者是全场所年龄最小的一个,十六岁,还在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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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场陈列的名字是林散之、高二适、胡小石、萧娴、沈子善,篆刻一路则有傅抱石。懂行的人看到这份名单,立刻会明白那次入选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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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 “和名家一起展出” 这个结果,而是他十六岁时就被放进了可以被讨论、被比较的位置,而不是被当作一份学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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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振兴书法的希望” 一类期许落到他身上,并非全是客气话。那个年代的书法刚从断层里缓过来,太需要一个年轻而可信的接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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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首先来自师承的清楚。1961 年他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书法课由沈子善主讲、尉天池任助教,他做课代表,于是要求自己比别人多写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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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子善给他安排的 “第一口奶” 极讲究:先临吴让之篆书,解决悬腕中锋;再精研《九成宫》,立楷书的骨架;再入《张迁碑》,求隶分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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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径的专业性在于次序:先立中锋的骨,再铺体势的肉,最后才谈风格。次序一乱,后面所有努力都是在错误的根基上不断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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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少学书者反着走,先摹一种流行的展览体,把面貌学到七分像,再回头补课。长得快,塌得也快,因为中间那层 “骨” 始终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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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秋,尉天池带他到南京林学院拜谒林散之。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从此忝列林氏门墙,直到先生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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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炙不是听课。是替先生磨墨、牵纸、盖印,站在离笔锋一尺的地方,看一个人如何呼吸,如何把气一直送到线条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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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散之赠他八个字:“虚名易得,实学难求”。这八个字他后来常挂在嘴边,也用六十年的日课,一笔一笔地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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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浙江美术学院受文化部委托招收全国首届书法篆刻研究生,录取五人: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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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小组由陆维钊主持,沙孟海、诸乐三、刘江、章祖安参与。这份名单摆开来,几乎就是二十世纪书法教育史的一页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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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自己总结过南北的差别:南京的老师偏于潇洒旷逸、江左风流,浙江的老师更重气象雄阔、篆隶北碑。两种美学在他身上合流,而非相互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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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维钊先生当时已卧病在床,他未能亲炙,但那种郁勃之气与自创 “蜾扁” 体的胆量,反而成了更纯粹的远师,没见过面,却学到了最要紧的一样: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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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给了他另外一样东西:雄强。榜书真气弥漫,加上治学的严谨,让他在后来写丈二巨幅时,手上有底,心里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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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一次冷静的辨析:名师易得,亲授难得;天赋易见,日课难持。世间多的是名家弟子,少的是把名家的方法变成自己作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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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不是相加的关系,而是相乘。天赋、努力、亲授,任何一项为零,乘积就是零。王冬龄的幸运在于三项都不为零,而且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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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里真正让我停住的,其实不是那幅条幅,而是旁边那一叠临帖习纸:裁成窄条的宣纸写满《龙藏寺碑》,纸角标注着日期、帖名与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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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龙藏寺碑》,他临了几十年。不是临一遍就换帖,而是把它当作每日的功课,像僧人的早课,不因寒暑、声名与争议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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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课的意义不在产出作品,而在维持一种状态:让手每天重新回到规矩里去,让眼睛每天重新校准一次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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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样一堆 “过程” 搬进美术馆,是策展的胆量,也是学术的诚实。展览没有只展示结论,它把账本摊开给所有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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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那叠纸上看到的不是字,是时间。是一个人把同一件事重复了六十多年,重复到墨迹里长出了脾气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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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震撼” 就有了准确的解释:震撼我们的从来不是技巧的高度,而是代价的厚度。技巧可以仰望,代价只能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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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成名者愿意把自己的草稿摊开给同行看,因为草稿最诚实。它不修饰,也不辩解,它只记录一个人曾经怎样笨拙地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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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意义,在于早期作品是审美基因。那些匀净、沉着、不肯讨巧的线条,构成了他后来一切放纵的 “底”,而不是它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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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赴美讲学,九十年代以后写巨幅、写乱书、写水墨,所有被争议的部分,都建立在这笔童子功之上,而不是绕开它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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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乱书之所以值得被认真讨论,前提是他曾经写得很 “像古人”。没有这个前提,狂放就只是失重,自由就只是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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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教育样本。它说明书法这门手艺没有捷径,只有路径,路径之外的一切聪明都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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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六岁就能写出那种小篆的人,后来仍每天临《龙藏寺碑》,这件事对后学的劝诫,比任何一篇谈创新的文章都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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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要防止两种误读。一种是把旧作当作规训他的工具:你看他当年多规矩,后来何必那样写。这是拿少年去否定老年,逻辑上是倒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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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把旧作当作资历的炫耀:他毕竟是科班,根子正。这种说法把复杂的一生压缩成一张文凭,同样是偷懒,也同样不尊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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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作品不负责评判他的晚年,它只负责说明来路。来路清楚了,后来的每一次越界才有坐标,才谈得上 “守正创新” 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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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取名 “津门问道”,问的其实不是古人,而是自己。问道的先决条件,是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而那一叠旧纸,正是他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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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岁的小篆到年近八旬的巨幅,一条线六十年没有断。中间有过远行,有过争议,有过被误解的时刻,但那条线始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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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怎样看待王冬龄先生的早期作品?不必把它供起来,也不必拿它作辩解。把它当文本读:一个人的来路,往往比他的去向更能说明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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