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天,武汉的酷暑里,李晓明把一段肖张镇战斗写成了小说的开头。纸上的枪声来自冀南,写字的人却已离开战场多年。对他来说,难处不在记忆不够深,而在怎样把亲历的战斗写成让读者记得住的人物和故事。
李晓明原名李鸿升,1920年12月出生于河北枣强县程杨村,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他在冀南从事地方工作,担任过县委书记、县游击大队政委等职务,既参与组织群众,也亲自指挥战斗。《平原枪声》的根,就扎在这段经历里。
小说里广为人知的是“三打肖张镇”,真实战斗却远不止三次。1944年春末,地委提出青纱帐期间开展“百支枪活动”,要求各县争取缴获一百支枪。枣北县大队当时只有三四十人,敌方兵力远多于己方,硬碰硬显然不是办法。
李晓明带人夜探据点,发现肖张镇据点围墙高、濠沟深,正门难攻,附近一处废弃房屋却可能成为突破口。县大队又在别处制造声势,使敌军误判形势。7月15日拂晓,趁天色昏暗,二十八名指战员从废屋潜入,抓住守军开门的时机发起突击,缴获枪支六十四支,无人伤亡。
战斗取胜,靠的不只是胆量。侦察、判断、佯动和把握时机,缺一不可。小说将战场细节写得紧凑,也正因作者知道,一次行动背后有多少准备与风险。1945年4月12日,枣南、枣北等部队合兵攻打肖张镇,歼灭外出抢粮的日伪军;6月25日,枣强全县解放。两场战斗之间,是地方武装不断积累的经验,也是根据地军民长期支撑的结果。
李晓明的记忆里并不只有胜利。1940年3月,他在小王均村遭遇敌人,被俘后亲眼看见战士老魏遇害。敌人以刀相逼,他没有暴露身份;被关押期间,仍设法开展斗争,后来获救。1942年冀南“四二九”反扫荡期间,他又多次在包围中突围。仅1943年,家中就被抄了三次,弟弟也遭抓捕拷打。
这些经历解释了小说为何既有枪声,也有沉重的代价。枣北县大队曾在1942年遭受多次打击,1943年“八卅合围”中损失尤重,干部伤亡过半。李晓明有五位警卫员牺牲,其中四位牺牲于抗战时期。战争不是传奇故事里轻巧的一页,许多情节背后都站着真实的人。
真正动笔之前,李晓明常到学校讲抗战故事。青少年听得认真,也盼着他把这些故事留下来。这份期待让他开始思考:口述能影响一间教室,写成书,或许能让更多人知道冀南军民怎样坚持下来。
他读过《平原烈火》《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也受到战友李尔重创作的启发。最初,李晓明把十几个亲历故事串起来,写成十几万字,题为《一个抗日游击队的故事》。稿子交给熟人阅读后,反馈虽肯定故事生动,却指出人物还不够鲜明。
李尔重的话点中了关键:“写小说要把人写活,不能千人一面。”这不是要抹去历史,而是提醒作者,真实材料还要经过文学组织,人物才会有各自的性情与选择。李晓明据此修改,给故事增加人物关系和性格层次,游击队长马英也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其中能看到作者及战友经历的投影。
修改并非一稿即成。工作繁忙,他只能挤出业余时间写作;稿件也曾被退回。1958年,韩安庆参与修改,两人逐章推敲。武汉分会还为定稿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后继续改写。到1959年10月,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起笔到问世,前后历时三年,数易其稿。
出版之后,作品又有了新的形态。1961年,天津美术出版社推出连环画;1988年电视剧开拍,李晓明参与现场指导,并带剧组到枣强、衡水等地选择拍摄地点。剧组依照冀南作战环境重现交通沟,说明创作与拍摄都绕不开同一个问题:怎样让观众看见当地抗战的实际样貌。
此后,小说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评书。版本不断变化,核心材料却仍来自枣北军民的战斗生活。对于李晓明而言,写作不是把战斗重新包装成奇闻,而是把散落在记忆里的行动、牺牲与选择,整理成一部能被读者理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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