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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凌晨三点四十走的。

护工小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家里和衣躺着。那几个月我养成了不脱衣服睡觉的习惯,手机搁在枕头边,音量开到最大。电话响第一声我就醒了,小周在那头说:“叔,老太太好像不行了,您快来。”

我到的时候,母亲已经穿好了寿衣,是小周和隔壁床家属帮忙穿的。她躺在那张一米二宽的护理床上,脸上的皱纹全松开了,嘴微微张着,像是还有半口气没叹完。我伸手摸她的额头,温的。我摸她的手,也是温的。可她就是没气了。

我在床边站了有五分钟,心里想的居然不是“妈你走了”,而是:终于结束了。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它就是那么实实在在地冒出来了,拦都拦不住。然后我才开始哭,哭得蹲在地上起不来,护工小周拉我,我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就是想哭。

母亲在养老院住了三年零两个月。在住进去之前的四年,她瘫在床上,是我一个人照顾的。

我说一个人,不是说我老婆不管。我老婆张秀兰也管,但她管的是做饭、洗衣服、给母亲翻身擦洗这些。真正拿主意、跑腿、挨骂、半夜起来处理大小便的,是我。母亲一百四十多斤,我一米七二,一百三十斤不到,每次抱她上轮椅,我膝盖都打摆子。可她不让我老婆碰,一碰就喊:“你别动我!叫我儿子来!”我老婆背地里掉过好几回眼泪,后来也习惯了,跟我说:“你妈就认你,我躲远点,省得挨骂。”

这话听着心酸,但也是实情。我妈这辈子,就认我。

我爸走得早,五十三岁,心梗,早上出门遛弯,倒在地上就没起来。那时候我刚结婚第二年,我妹妹还在读中专。母亲一个人供我妹读完书,又给我妹张罗嫁人,然后回过头来帮我带孩子。我儿子小时候是她一手带大的,从满月带到上小学。我老婆那时候在纺织厂三班倒,我在运输公司跑长途,家里全靠我妈。她那时候多能干啊,六十多岁的人,扛一袋五十斤的面粉上四楼,气都不带喘的。

后来她七十五岁那年摔了一跤,胯骨裂了,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出院之后走路就开始拄拐,再后来坐轮椅,再后来就彻底躺下了。

人老了,不是一下子老的,是一寸一寸地往回缩。先是不出门了,再是不下床了,再是不认人了。我妈最后的半年,连我都不太认得了。有时候我给她喂饭,她叫我“大哥”,说“大哥你歇歇,别老伺候我了”。我说妈,我是你儿子。她哦一声,过一会儿又叫我“大哥”。

你说这日子过得,是人过的吗?

我六十三岁那年,也就是母亲卧床第二年,我自己查出了糖尿病。空腹血糖十四点几,医生让我住院调理,我说住不了,家里有个瘫子。医生看我一眼,没再劝,给我开了药,让我一个月复查一次。我去了三次,后来就不去了。没别的原因,去一趟医院得半天,请半天护工就得一百二,我舍不得。

我退休金四千三,我老婆两千八,加起来七千出头。母亲的退休金两千一,吃药和尿不湿一个月得花掉一千七八。剩下的钱,我每月给养老院交四千二。算下来,每个月刚够,一分存不下。

我妹妹那边呢?她也不是不管。她在外地,一年回来两三趟,每次给母亲留两千块钱,买点吃的穿的。钱不多,但我知道她尽力了。她老公前几年做生意赔了,家里也紧。有一次她打电话跟我说:“哥,我真想把妈接过来住一阵,替你分担分担。”我说你别来了,妈这体格,你弄不动,再说你家住六楼没电梯,下趟楼跟搬山似的。她在那头哭了,说哥你受累了。我说行了行了,说这些没用的干啥。

其实我心里是有怨气的。不怨我妹,怨我妈。

这话说出来不孝。但我六十好几的人了,孝不孝的,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怨她什么呢?怨她太能活了。

她八十八岁那年冬天,肺炎,高烧四十度,送到医院,医生问要不要进ICU。我妹说进,我说不进。我妹瞪我,我说你瞪我也没用。妈这个状态,插管上呼吸机,遭那个罪干啥?医生也说,老人这个年纪,进ICU意义不大。最后没进,在普通病房输了十天液,好了。出院那天我妹跟我吵了一架,说我冷血,说我就是舍不得钱。我没辩解。我心想,你一年回来三趟,每趟待三天,你当然觉得该治。我天天守着,我知道她夜里疼得嗷嗷叫,我知道她一天换八条尿裤,我知道她脑子已经糊涂了,连自己闺女都不认得。你跟我说意义,什么叫意义?

可母亲还是活过来了。她的生命力强得让人害怕。八十九岁那年又梗了一次,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可胃口还是好,一顿能吃一碗粥加半个馒头。九十岁那年,她把胃管拔了,说要自己吃,结果呛了一次,又送急诊。九十一岁,她开始不睡觉,白天睡晚上闹,一晚上叫我十几遍,我后来实在扛不住,才决定送去养老院。

送她去的那天,她抓着门框不撒手,喊我小名:“建国,你不管我了?你不要我了?”我说妈,我去上班,下班就来看你。她说你骗我,你把我扔这儿了。我一根一根掰开她的手指头,转身就走。走到走廊尽头,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腿软得走不动道。

养老院的护工小周后来跟我说,那天我走了以后,我妈坐在轮椅上哭了一个多小时,谁劝都不听,最后自己哭累了,睡着了。

我在养老院交了三年钱,风雨无阻地去看她,一周三趟,雷打不动。她后来糊涂得厉害了,有时候认得我,有时候不认。认得我的时候,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咱回家吧。”我说妈,这儿就是家。她摇头,说这不是家,这是别人家。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不认得我的时候,她就坐在窗边,自言自语,说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有一回我听见她说:“建国今天考试,我给他煮了俩鸡蛋。”我站在门口,没进去。那天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说回她走的那天。凌晨三点四十,她咽了气。我赶到的时候,她已经凉了。我在床边站了一会儿,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我想起她六十岁那年,我爸刚走,她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择韭菜,择着择着就掉眼泪。我说妈你别哭了。她说我没哭,韭菜辣眼睛。我想起她七十岁生日,我给她买了个蛋糕,她说浪费那钱干啥,转头就切了一块给我儿子。我想起她八十五岁那年,还自己下厨房给我包饺子,包着包着腰就直不起来了,我说你歇着,她说不行,你爱吃韭菜馅的,我多包点你冻上。

然后我就哭了。哭完了,我给妹妹打电话,给殡仪馆打电话,给各路亲戚打电话。忙完了这些,天已经亮了。我坐在养老院门口的台阶上,抽了一根烟。那根烟我抽了很长时间,抽到一半就灭了,我又给点上,抽了两口又灭了。

我当时想的是:我六十七了,我妈九十三。我用了整整十二年时间,才把她送走。

十二年是什么概念?我五十五岁退休,五十五岁到六十七岁,中间这十二年,我哪儿都没去过。我老婆说想去趟北戴河,看看海,我说等妈好了就去。这一等就是十二年,等到现在,我膝盖也不行了,走两步就疼,北戴河的海我也看不了了。

我儿子在我妈葬礼上跟我说:“爸,你也该歇歇了。”我说是啊,该歇歇了。然后我拍着他的肩膀,跟他说了一句后来让我自己挺后悔的话。我说:“小子,你记住了,人千万别自私地追求长寿。你爷爷五十三岁走的,没拖累谁。奶奶活到九十三,全家跟着遭了十二年罪。我跟你交个底,我要是也活到八九十,躺床上动不了,你别管我,给我个痛快就行。我啊,活到六十九就知足,正好再活两年,看看你结婚,别的我不指望。”

我儿子当时就愣住了。我老婆在后面捅了我一下,说大喜的日子你说啥呢。我说我没瞎说,我认真的。

这话传出去之后,亲戚们都说我“想不开”。我妹特意打电话来,说哥你是不是累出毛病了,要不要去看看心理医生。我二舅家的大表哥在家族群里发了一篇养生文章,叫什么《心态决定寿命》,明摆着是发给我看的。我没回。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我不是不想活,我是怕活。怕活得跟母亲一样,怕自己最后那十几年,活的不是自己,是一具需要人处理的躯体。

我妈活着的时候,我累,这个不假。但她走了以后,我发现我比她活着的时候更难受。这个难受跟想她不想她关系不大——当然也想了,晚上做梦还梦见她叫我建国——更主要的,是我忽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我早上五点还是准点醒。醒了之后习惯性地想,今天得去养老院,得给妈带香蕉,她爱吃香蕉,还得跟小周问问大小便的情况。想完了才反应过来,不用去了。然后我就在床上干躺着,躺到七点多,起来烧水,泡茶,坐在客厅发呆。我老婆说你去公园溜达溜达,跟人下下棋。我去了两回,坐那儿跟人下棋,下着下着脑子里还是养老院那间屋,窗户朝西,下午太阳晒进来,照在我妈脸上,她闭着眼睛,嘴一瘪一瘪的,不知道在嚼什么。

有一回我在公园里碰见一个老头,推着他老伴儿遛弯。他老伴儿跟我妈差不多,瘫着,脑袋耷拉着,嘴里流口水。那老头跟我岁数差不多,推着轮椅,走两步停下来给老伴儿擦擦嘴。我看了两眼,走过去了。走过去之后又回头看了一眼。

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他还有得推,我没得推了。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病。人家推着瘫老伴儿遭罪,我羡慕人家什么?

后来我琢磨明白了。我羡慕的不是他遭罪,我羡慕的是他还有个“事儿”在那儿。他每天一睁眼,知道今天该干什么。我每天一睁眼,脑子里空空的。十二年里,我妈就是我的活儿。这活儿再苦再累,它填满了我的日子。现在活儿没了,日子空了。

空日子比苦日子更难熬。

这个话我只跟一个人说过,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叫小陈。那天她来家里吃饭,我老婆做了四个菜。吃着吃着小陈问我:“叔,您退休了平时都忙什么呀?”我说不忙什么,以前伺候奶奶,现在奶奶走了,就闲着。小陈说那您得找点乐子,不能老闲着,人一闲就容易胡思乱想。我说是啊,我也知道,可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小陈想了想,说:“叔,我姥爷去年走的,我姥姥现在还天天给他摆碗筷,摆了一年多了。我妈说让她别摆了,她不听。后来我妈也不说了,就让她摆。我妈说,有些事不用非改过来,你想摆就摆,哪天不想摆了自然就不摆了。”

我听完没说话。那天晚上送走小陈,我跟我老婆说:“儿子这个对象行,会说话。”

说回我那句“活到六十九就够了”。

我后来自己琢磨,这话其实是说给儿子听的,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说给儿子听,是怕他将来跟我一样,被一个长寿的老人捆住半辈子。说给自己听,是给自己划条线——我就活到六十九,剩下的日子我可得好好过,不能白过。

你看,人就是这么矛盾。嘴上说活到六十九,心里想的是怎么把这两年过好。

母亲百日那天,我去养老院办最后的手续,退押金。小周在门口等我。她带我去母亲住过的屋子看了一眼,那张床已经铺上了新床单,床头柜上放着另一家的东西。小周说:“叔,这屋子住进来一个八十六的老爷子,也是瘫的,儿子在外地,闺女天天来。”

我说哦。

小周又说:“叔,您知道老太太最后那几天跟我说啥不?她说她拖累你了。她说她心里明白,就是嘴上不说。她说建国瘦了,以前一百五,现在一百三,都是她拖的。”

我站在走廊里,那天走廊的灯没开,有点暗。我说小周你别说了。

小周说:“我答应老太太不跟您说,她走了我再不说,就没人说了。”

我没再说话。我出了养老院的门,在门口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就是上回我抽烟的那级台阶。我没抽烟,就坐着。坐够了,我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去菜市场买了两斤排骨。

那天晚上我做的排骨炖豆角。我老婆吃了两碗饭,说你这手艺见长啊。我说那是,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做饭都是糊弄,现在没人等着吃了,反倒能好好做了。

这话把我老婆说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说:“老刘,咱去趟北戴河吧。”

我说行。

她说:“真去啊?”

我说真去。下周就去。

我老婆看了我半天,说:“你变了。”

我说我没变,我就是想明白了一件事。

她问我想明白啥了。

我说:“我妈最后这十二年,是替我们全家活的。她活着,我们觉得苦。可她走了,我们才发现,那苦里头也有个念想。现在念想没了,我得给自己找个新念想。北戴河就是第一个。你赶紧订票。”

我老婆笑了。她笑起来眼角的褶子堆在一起,跟我妈年轻时候有一点点像。

我转过头去,没让她看见我眼眶红了。

我在心里跟我妈说:妈,你别怪我那天说的话。我不是不想你。我是不想变成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