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夏天,蒋介石连续发出两道密令。一道发往福建长汀,一道发往江西南昌。两道命令指向两个人,两位烈士 1899 年同年出生,1935 年先后被俘,于同年英勇就义。他们一个是翻译了《国际歌》的党的前领袖,一个是用两条半枪打出一片苏区的将领。那年,他们都是36岁。
1899年,清朝还没亡。
这一年的1月29日,江苏常州城里,一个男孩出生在一户败落的官宦家庭。他头顶长了两个旋,小名叫阿双,后来自己改名瞿霜,字秋白。
同年8月,江西弋阳,另一个男孩降生在一户农家。私塾先生看他聪明,破例免费收他读书。他一年读的书,比别的学生三年读的还多。这个孩子叫方志敏。
两个人,一南一北,一个书香门第的遗孤,一个田间地头的农家子。他们在同一年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也在同一年闭上眼睛离开它。
中间隔了36年。
瞿秋白的家,败得很彻底。父亲不善经营,全家靠典当度日。母亲扛着债务和家事,在他还没长大的时候,41岁那年服毒自尽。棺木在地上搁了多少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下葬。
就是这样一个家,出了瞿秋白。
方志敏那边,也是穷。但他有一股劲,读书读进去了,就出不来。私塾老先生说他是人才,这话他记住了。后来搞农民运动,搞武装起义,他一直相信人可以靠自己的力气改变命运,不信邪,不信命。
两个人走的路,起点不同,但方向越来越近。
瞿秋白往北,方志敏往西,最后都走进了同一条路——革命。
先说瞿秋白怎么走进这条路的。
这话,真不像一个肺病患者说的。但他就是这样。
1920年秋,他以《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登上了去苏俄的火车。那时候路上并不太平,白俄将领和革命军在打,他被迫在哈尔滨、满洲里、赤塔等地滞留,一路写了20多篇通讯,寄回《晨报》和《时事新报》。
1921年7月,他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走廊上,列宁递给他几份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就这么几份材料,递到了一个中国年轻人手里。
1922年,瞿秋白在莫斯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首歌,后来他在走向刑场的时候,亲口唱了出来。
再往后,他一路走高。党的四大、五大、六大,连续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成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当时党内没有设置总书记这一职务。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接连打响。
然后,他被打下来了。
鲁迅后来说,失去秋白,是他一生中最深的遗憾之一。
1934年2月,他遵照中央调令进入瑞金,任苏区宣传部长。长征出发前,瞿秋白主动请求随军长征,未获批准,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这是当时中央集体作出的留守安排,后来在突围途中不幸被俘。
再说方志敏。
1922年8月,方志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他说了一句话: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这话他不是随口说的。
他从上海回到江西,发动农民运动,到1927年2月,江西农民协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三十多万人。大革命失败,他没跑,直接搞起义。
1928年1月,他和邵式平、黄道等人领导弋横起义,靠着"两条半枪"起家。队伍从几百人扩大到上万人,建立起人口近百万的赣东北苏区,后来又扩大为闽浙赣苏区,在敌人数万重兵的围剿中,始终没有垮。
毛泽东把这种模式叫"方志敏式"根据地。
他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直和群众一起吃糠咽菜,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只有一块旧表和一支钢笔,连国民党士兵搜他身都觉得不可思议。
1934年11月底,他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进发。出发前,他告别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和五个年幼的孩子。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
两个人,在1935年的冬春之交,先后落入国民党手中。
先是方志敏。
1934年1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谭家桥遭到围剿,损失惨重。部队在怀玉山转移,被七倍于己的敌军重重包围。方志敏带着先头部队突围成功,但为了接应后续部队,他折回了包围圈。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俘。
他身上没有武器,没有钱,就这么被抓了。国民党士兵翻遍他的全身,翻出了一块旧表、一支钢笔,仅此而已。两个士兵当着他的面翻,一边翻一边骂,骂一个苏区主席怎么会这么穷。
方志敏后来在狱中把这件事写进了《清贫》。
他被押到南昌,关进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全力劝降。先是游街示众,押他上台,让他当着几千人的面"认罪",结果他直接在台上发表演讲,讲抗日、讲革命,弄得国民党军官们手忙脚乱,只能把他强行拉下去。
国民党当局由蒋介石下达劝降指令,由顾祝同等高官出面对方志敏开展劝降
方志敏面对劝降,留下 “快下命令吧” 的表述,来自后世转述。
再说瞿秋白。
1935年2月,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在突围途中被俘,后因叛徒出卖,暴露了真实身份。被押往福建长汀。
他的身份一暴露,蒋介石就知道这是块硬骨头——党的前领袖、《国际歌》的译者、鲁迅的知己。杀还是不杀,国民党内部争了好几轮。
蔡元培多次找蒋介石求情,说人才难得,绝不能杀。
戴季陶坚持要杀,一天都不能等。
蒋介石几次下令缓杀,开出的条件相当宽:不必公开声明反共,可以迁往南京养病,以后从事翻译或研究工作。这已经不是劝降,这是在给台阶下了。
瞿秋白没有踩这个台阶。
负责看押他的师长宋希濂,当年听过他讲课,算是他的学生。几次谈话下来,瞿秋白把劝降变成了一场"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行得通"的辩论,最后宋希濂无言以对。
国民党又派人来,说共产党处于低潮,劝他识时务。他的回答是: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也不愿做一个识时务的出卖灵魂的人。
最后一搏,来自中统。陈立夫派王杰夫和叛徒陈建中赶赴长汀。
前后6天,共谈了9次,其中7次劝说、2次审讯。结果是——一无所获。
瞿秋白大半时间一言不发。最后留下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劝不动,那就杀。
1935年6月,蒋介石电令驻福建长汀的国民党第36师,十几个字: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杀人之后还要拍照交差。这说明他很清楚这个人的分量。
随后,他步行至罗汉岭刑场,一路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谈笑自如。走到刑场,他在一块草坪上盘膝坐下,对着刽子手微笑点头:此地甚好,开枪吧。
枪声响起。那一年,他36岁。
1935年8月6日黎明,江西南昌下沙窝,方志敏被秘密处决。
同样是36岁。同一年。
死了,不代表结束。
瞿秋白这边,麻烦更大。
国民党把它当作"叛徒"证据来用。
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年的人,又被审判了一次。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最残酷的地方——有些人死了还不算,还得再死一次。
平反,是在1979年开始的。
但也有人在推动。
中纪委第八组,随即开始复查工作。
他们走访了上海、常州、南京、杭州等地,访问了茅盾、丁玲、陆定一、周扬等历史见证人,还找到了宋希濂,翻阅了公安部从1954年到1964年间办理瞿案的全部卷宗。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复查报告,结论清晰:《多余的话》没有出卖党和同志,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没有吹捧国民党,没有向敌人求饶。把它作为叛变投敌的根据,不能成立。
瞿秋白,终于平反。
中组部拨款,重修了八宝山的墓地。
从他1935年就义,到1980年平反,中间隔了整整45年。
这45年里,他的妻子杨之华一个人扛着,坚持革命、坚持为丈夫申诉,直到他的名誉得到恢复。
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说。
1935年,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中华大地,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民怨沸腾。就在外敌当前、举国抗日呼声高涨的这个夏天,国民党当局对瞿秋白和方志敏连续下达了秘密处决令。
对外步步退让,对内举起屠刀,杀的还是一个重病的书生和一个手无寸铁的俘虏。
老百姓心里的账,就是这么算的。
蒋介石要的是"共产党领袖回头"的活样板。国民党多次劝降全部失败,最终下达处决命令。
这或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败。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他们没有看见那个光明前途。但他们死的那年,36岁,把整个前途押了进去。
2025年,是他们就义90周年。
那首《国际歌》,还在唱。那个音译的词——"英特纳雄耐尔",还在。
是瞿秋白译的,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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