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碰我,我就报警。”阿米娜举着那把生锈的剪刀,顶住我喉咙。

我数到三,她没动。八年了,我从没见过她这种眼神。

“你那个部落的规矩,女人不能碰客人?”我故意笑了一声,她手一抖,划破我脖子一点血。

我退后半步,抹了把脖子上的血珠:“报警?这鬼地方连警察局都没有,你找谁报?”

她把剪刀往地上一摔:“你以为我骗你?昨天我哥来过了,他说要是再看见你进我家,就砍你一只手。”

我盯着她发红的眼眶:“那你哥没告诉你,我给了他200美元,让他闭嘴?”

她愣住了。我转身踢开地上的空罐头,那是昨天吃的豆子,难吃得要命。

门外传来摩托车引擎声——是阿卜杜勒,我的工地翻译。他按了两下喇叭,催我去码头卸货。

我走出去,没回头。阿米娜在背后喊:“你根本不在乎我!”我抬手挥了挥:“对,我不在乎。”

码头风大,咸味混着柴油味。阿卜杜勒递给我一支烟:“你对她太狠了,那丫头才25岁。”

我吸了一口:“狠?她哥上周带了三个刀手来工地,点名要找我。要不是我提前塞了一叠美元,现在你已经在收尸了。”

阿卜杜勒沉默了两秒:“可她不知道啊。你为什么不解释?”

我掐灭烟头:“解释什么?她知道了,她全家就知道了。她爸正等着拿她换12头骆驼呢。”

第三次被爆炸震醒是在2019年3月12日,凌晨四点。窗玻璃碎了一地,我摸到床下的铁盒子,里面藏着阿米娜母亲留下的红头巾。

那是她母亲临终前交给我的,说“替我看着她”。我骗她说是路上捡的。

我抱着铁盒子躲进地下室,数了数墙上的刻痕——八年,我在这里躲过三十一次爆炸,三次绑架,两次疟疾。

每次我发烧,都是阿米娜偷偷送来草药。她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药草是她从她爷爷那偷的,她爷爷是部落巫医。

第四次她来找我,是在救援队撤离前的第七天。她穿着那件退了色的蓝色长袍,站在工地铁门外。

“听说你们要走了?”她声音很轻。

我正往集装箱里塞工具:“对,明天船到。”

她从怀里掏出那把剪刀,递给我:“这个,你留着。以后割绳子用。”

我没接:“你自己留着吧,我不缺这玩意儿。”

她突然哭了,眼泪滴在铁门上:“你从来不肯收我任何东西。”

我转身走进仓库,关上门。门后面,我把脸埋进红头巾里——那是她母亲最后的味道。

船真的来了。我站在甲板上,看着摩加迪沙的灰黄色海岸线往后退。

阿米娜没来送行。我握紧口袋里那把剪刀,她剪齐了刀刃,刀柄缠着彩色布条,是她从自己裙子上撕下来的。

阿卜杜勒在船舷边说:“你知道吗?你走之后,她跟她哥说,她愿意嫁给那个军阀,换了一笔钱。”

我猛地转头:“什么时候的事?”

“昨晚。她让她哥转告你一句话:‘谢谢你让我做了八年外人。’”

我冲下甲板,抓住阿卜杜勒的领子:“她嫁给谁了?”

阿卜杜勒掰开我的手:“那人叫侯赛因,住在拉合尔镇,离码头三十公里。你追不上的。”

我看着海水,想起那根红头巾——我把它包在铁盒子里,压在我床铺下面,没带上船。

忽然,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把剪刀给我。那把剪刀是她母亲用来剪脐带的,她让我留着,意思是——她已经不需要我看了。

我跳进海里,游回码头。海浪把我拍得踉跄,但没淹死。

我在第6天夜里摸到侯赛因的院子,翻墙进去时,看见阿米娜坐在水井边,正在洗一块红布。

那是她母亲的头巾,一模一样的。我愣在原地,她抬头,笑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你藏头巾的盒子,我早就换了。”

她指了指井边:“你那个盒子,我埋在这下面了。里面有一张机票,三天前的。”

她走过来,把红头巾塞进我手里:“我妈说了,头巾只给愿意为她跳海的人。”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她继续说:“你那些故意说狠话的日子,我全看懂了。你怕我哥伤我,怕军阀抓我当筹码。但你忘了一件事——我是索马里女人,我比你想的能藏事。”

她指了指自己胸口:“你藏红头巾,我藏你跳海那天的伤,现在结痂了。”

那天晚上,我撕了机票,留了下来。她爹冲进院子要打她,我挡在前面,他看见我手里的红头巾,忽然跪了下去。

老泪纵横:“那是她娘的东西……你们,你们是不是早就……”

阿米娜拉着我的手:“爸,他不是客,他是我的人。”

第八年零三个月,我们在清真寺旁边的小屋里,摆了张桌子,请了三个邻居,办了个简单的婚礼。

她哥没来,但托人送来一头羊——据说是他欠我的那200美元的利息。

我抱着红头巾想,这八年,我演了一场最长的戏,骗过所有人,唯独没骗过她。

原来她早看穿我的冷漠,是她用沉默陪我演完了全本。

真正的保护,从来不是把对方推开,而是让全世界以为你不在乎,却让她知道——你连跳海都敢。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曾用最狠的话、最冷的脸,却为你干了最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