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转化型抢劫罪,是指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的情形。在案件办理中,“当场” 的理解、暴力程度的认定、既未遂的区分等问题,都是转化型抢劫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本期“案选”聚焦人民法院案例库和《刑事审判参考》中转化型抢劫罪的司法适用,供读者参考。

目 录 1、“当场”的认定

案例一:李某、宋某增抢劫、盗窃案

——携带凶器连续盗窃后暴力拒捕的罪数认定

案例二:翟某强等抢劫案

——在他人实施盗窃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的犯罪过程中,后加入人的行为定性

案例三:贺某某盗窃、故意伤害案

——转化型抢劫罪“当场”的认定

案例四:梁某忠抢劫案

——实施盗窃被发现后使用暴力抗拒抓捕行为的定性

案例五:李某豪抢劫案

——抢夺车辆后被对方GPS追踪、拦截而持枪威胁的,能否转化为抢劫罪?

2、暴力程度的认定

案例一:武某军盗窃案

——盗窃被发现后使用轻微暴力摆脱抓捕,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其行为可不认定为转化型抢劫

案例二:尹某军、任某军盗窃案

——盗窃后为抗拒抓捕实施暴力程度不明显的摆脱行为,能否认定为“转化型抢劫”?

3、犯罪形态的认定

案例一:邓某周抢劫案

——转化型抢劫犯罪中既未遂的认定

案例二:谷某成抢劫案

——如何把握转化抢劫犯罪既遂未遂的区分标准?

案例三:杨某飞、徐某抢劫案

——转化型抢劫犯是否存在未遂?

4、其他问题

案例一:杨某等破坏电力设备案

——盗窃电力设备过程中,以暴力手段控制无抓捕意图的过往群众的不构成抢劫罪

案例二:龚某彬等抢劫、贩卖毒品案

——诈骗未得逞后以暴力手段取得财物的定性

PART01 “当场”的认定

案例一

入库编号

2024-05-1-220-003

李某、宋某增抢劫、盗窃案

——携带凶器连续盗窃后暴力抗捕的罪数认定

(一)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6日1时许,被告人李某、宋某增经预谋后约定到万科城盗窃,为防被发现时遭到阻挠,李某在其电动车座包下放置了一把菜刀,宋某增在其电动车座包下放置了一把水果刀。2时29分,二人骑电动车到达柳州市柳北区某大道万科城工地宿舍外建筑材料堆积处,趁无人看守之机,将放置于此的30根钢管盗走并驶离,后由宋某增销赃并获款300元。经柳州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上述被盗钢管价值396元。3时16分,李某、宋某增骑电动车回到上述地点欲再次盗窃,被项目部员工发现并追赶,李某弃车而逃,宋某增载上李某后骑电动车逃跑,逃至某大道路口时被拦下。为抗拒抓捕,李某手持宋某增放置于其电动车座包内的水果刀,宋某增从项目部员工手中抢过一根钢管与项目部员工即被害人蓝某、区某、杨某对打。蓝某、区某、杨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而后,其他项目部员工赶到,将李某、宋某增制服并移交给接警赶来的公安人员。经法医鉴定,蓝某某、杨某的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区某本次损伤程度未达轻微伤。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3日作出(2022)桂0205刑初75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李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元。二、被告人宋某增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抗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李某、宋某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携带凶器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盗窃罪;李某、宋某增再次盗窃时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刀具、钢管相威胁,致二人受轻微伤,其行为构成抢劫罪。李某、宋某增均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1、行为人两次盗窃的行为不符合连续犯的构成要件。李某、宋某增在第一次盗窃以及第二次盗窃未被抓捕前仅有盗窃他人财物的故意,此时仍可作为连续犯以盗窃罪论处。但在第二次盗窃过程中,被害单位员工发现二人并实施抓捕后,李某拿出藏在电动车座包内的刀具、宋某增从员工手中抢过钢管与员工对打。此时,二被告人主观上还具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并实施了伤害行为,致被害人有不同程度的损伤,从而使第二次盗窃行为转化为抢劫,与第一次盗窃的性质明显不同,不能因为两次盗窃间隔时间较短就作为连续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

2、第一次盗窃行为已呈终局状态且独立构罪。携带凶器盗窃构成盗窃罪不以数额较大为前提,只要取得了值得刑法保护的他人财物的占有,即成立盗窃既遂。本案中,在预备阶段,为防止盗窃遭到阻拦,行为人李某、宋某增便各自在其电动车座包内放置一把刀具,以备随时取用,即使未亮明亦属于携带凶器盗窃。第一次盗窃中,李某、宋某增将钢管盗走后便骑车驶离现场,卖给路上碰见的一名开三轮车的男子,双方交易完毕便各自离开,就犯罪形态而言,钢管脱离被害人的实际控制,李某、宋某增取得对钢管的占有,已经成立盗窃既遂。

3、第一次盗窃行为与后续暴力行为联系并不紧密。将盗窃转化为抢劫实际上是通过法律拟制将轻罪转化为重罪,因此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犯盗窃罪等前提行为,以抗拒抓捕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本案中两次盗窃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较短,具有连续性,但并不意味着第一次盗窃行为与后续为抗拒抓捕而实施的暴力行为在时间及空间上的联系就足够紧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当场”是指在盗窃、诈骗、抢夺的现场以及行为人刚离开现场即被他人发现并抓捕的情形。李某、宋某增在第一次盗窃后已经离开了案发现场,从监控视频看,工地宿舍保安在他们离开后便反应过来,召集员工往他们离开的方向搜寻未果,退而求其次在附近巡逻蹲守,才在二人返回打算再次盗走钢管时将其截获,亦即对于第一次盗窃行为而言,后续实施的暴力行为具有一定时间差,并不是“当场”使用暴力,不具有暴力威胁的紧迫性,不能仅因连续盗窃就一揽子将之评价为事后抢劫。

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三)裁判要旨

携带凶器连续盗窃后暴力拒捕,若第一次盗窃行为已呈终局状态、独立构成犯罪,且与后续实施的暴力行为联系不紧密,即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的“当场性”特征,应当以盗窃罪与抢劫罪数罪并罚。

案例二

入库编号

2023-05-1-220-009

翟某强等抢劫案

——在他人实施盗窃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的犯罪过程中,后加入人的行为定性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2月28日凌晨,被告人胡某建、孟某友在河北省黄骅市黄骅港海防路某公司路口北侧,盗窃停在路边的王某春大货车油箱内柴油时,被停在该路段南侧的大货车司机刘某风、刘某父子发现。刘某风、刘某下车后,胡某建、孟某友遂持斧子与刘某风、刘某打斗。胡某建将刘某风左肘砍伤,致其轻微伤。后刘某风、刘某将孟某友制服并绑在二人驾驶的大货车后侧。胡某建逃跑,并打电话叫来被告人张某、翟某强、

贾某、井某岩。井某岩驾车望风,翟某强、贾某、张某各持斧子下车与王某春、刘某风、刘某打斗,并将两辆大货车玻璃、大灯砸碎。后胡某建驾驶轿车,从路西侧绿化带由西向东,冲撞两辆大货车之间的王某春、刘某风、刘某。翟某强见王某春跑过来,用斧子猛砍王某春头部,致王某春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刘某也被殴打致轻微伤。后六名被告人驾驶两辆轿车逃离现场。胡某建、孟某友将抢来的175升柴油卖给他人,经鉴定,柴油价值1358元。后翟某强、胡某建、贾某、孟某友被抓获归案,张某、井某岩自动投案。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日作出(2014)沧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1.被告人翟某强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翟某强限制减刑;2.被告人胡某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3.被告人贾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4.被告人张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二千元;5.被告人孟某友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6.被告人井某岩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千元。一审宣判后,翟某强、胡某建、贾某、张某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4日作出(2014)冀刑一终字第112号刑事判决:1.驳回上诉人翟某强、胡某建上诉;2.上诉人贾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3.上诉人张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二)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上诉人胡某建、原审被告人孟某友实施盗窃行为,为抗拒抓捕持械使用暴力致一人轻微伤,并抢劫财物1358元;胡某建为劫夺被控制的孟某友纠集上诉人翟某强、贾某、张某、原审被告人井某岩,后又与翟某强、贾某、张某继续持械使用暴力,致一人死亡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胡某建、翟某强、贾某、张某、井某岩共同故意实施犯罪,胡某建、翟某强、贾某、张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且均应对王某春的死亡和刘某的轻微伤负刑事责任。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依法定罪量刑并无不当。鉴于上诉人贾某、张某亲属与被害人亲属在审理期间自行达成了谅解协议,贾某、张某的犯罪行为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对其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

(三)裁判要旨

1、转化型抢劫中的“当场”不能机械理解,不只限于盗窃被发现的当时和现场,而是涵盖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延续性,允许存在点与点之间的短暂间隔,即行为人实施盗窃现场及抗拒抓捕的整个过程和现场。

2、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中,有可能存在承继的共同犯罪现象。也就是说,前行为人的先行行为的效果在持续,后行为人在明知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参与进去,后行为人就与前行为人成立共同犯罪。但是这种承继的共同犯罪人,只能对与自己的行为具有因果性的结果承担责任,利用前行为人已经造成的结果不等于后行为人的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案例三

入库编号

2023-05-1-221-023

贺某某盗窃、故意伤害案

——转化型抢劫罪“当场”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

2018年年底,被告人贺某某在湖南省衡南县某村农村电网改造工地工作时受伤,但因未得到足额赔付,萌生了盗窃工地电缆线的想法。

2019年2月2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贺某某驾驶牌号为湘D20***的面包车搭载被告人肖某某一同前往某村。二被告人到达某村村部后,被告人贺某某用事先准备好的钢筋钳剪断电缆线,被告人肖某某将电缆线圈好后,二被告人再共同将电缆线抬入车后备箱内,然后,被告人贺某某驾车至衡南县某某镇一安置区,将盗得的两捆电线以1600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周某某。被告人周某某明知电缆线是被偷盗而来,仍予以收购。尔后,被告人贺某某认为变卖的钱财太少,遂再次驾车搭载被告人肖某某返回某村村部继续盗窃电线,被当地村民李某某发现,两被告人立即停止盗窃并驾车逃跑,逃跑500~600米后因前路不通被告人贺某某只好折返回来,被害人李某某站在马路中间挡住车子,被告人贺某某驾车想继续逃走,李某某遂抓住面包车的雨刮刷,趴到面包车引擎盖上欲阻止二被告人逃离。被告人贺某某继续缓慢行驶,在行驶了约一百米后,李某某不得不跳车避让,致使两脚脚踝骨折。被告人贺某某加大油门逃离现场。经鉴定,李某某所受损伤为双侧距骨粉碎性骨折,损伤程度已构成轻伤(二级)。被盗的电缆线价值6396元。案发后,被告人贺某某、肖某某、周某某分别到衡南县公安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所盗的电线经公安机关扣押后,已依法发还给被害人湖南某电力公司。

被害人李某某于2019年5月22日向法院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二被告人共同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共计191156.76元,经协商二被告人自愿赔偿李某某各项损失款共计8万元,被害人李某某出具了刑事谅解书,请求法院对被告人贺某某、肖某某减轻或免除处罚。

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湘0422刑初108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贺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二、被告人肖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三、被告人周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被告人贺某某、肖某某、周某某均服判,没有上诉,一审法院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二)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贺某某、肖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周某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贺某某犯盗窃罪、被告人周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共同盗窃犯罪中,被告人贺某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肖某某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贺某某第二次盗窃罪转化成抢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之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当场主要是指盗窃、诈骗、抢夺的作案现场,对于在事后其他时间抓捕犯罪分子时,行为人行凶拒捕的,依其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定罪处罚。该案中被告人贺某某实际有两次盗窃行为,前一次盗窃行为中,被告人贺某某、肖某某共同将盗窃到价值6396元的电缆线抬入车后备箱内,然后,被告人贺某某驾车将盗得的两捆电线以1600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周某某。由此可见,第一次盗窃行为中,被告人贺某某的盗窃行为已经既遂。

后一次盗窃行为,被告人贺某某认为变卖的钱财太少,遂再次驾车搭载被告人肖某某返回继续盗窃电线,被当地村民李某某发现,两被告人立即停止盗窃并驾车逃跑,属于犯罪未遂。李某某也没有继续追赶。

尔后,被告人贺某某在逃跑出500米到600米后再折返回来的路上被被害人拦住,而不是当场,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被告人贺某某辩称的不构成抢劫罪的辩护意见法院予以采纳。被告人贺某某在驾车逃跑的过程中致使被害人受轻伤,应追究其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刑事责任。被告人贺某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贺某某、肖某某、周某某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的罪行,庭审中自愿认罪,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贺某某、肖某某已赔偿被害人各项损失共计8万元,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同时被告人所盗电缆线已发还给被害人,可酌情从轻处罚。综合全案案情与被告人肖某某、周某某的认罪悔罪态度,并结合衡南县司法局出具的社区矫正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对被告人肖某某、周某某适用缓刑,对其所在社区不会产生重大不良影响。

(三)裁判要旨

被告人在实施盗窃行为时被发现后逃跑了一定距离,被害人放弃追赶。行为人在折返回时因被被害人认出并追赶,于是对被害人使用了暴力。此种情形不宜认定为“当场使用暴力”,不属于转化型抢劫罪,对行为人应分别按照盗窃罪与使用暴力构成的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1、“当场”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承继性,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在对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当场”进行认定时,应综合考虑后续行为与先行行为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承继性及行为上的关联性等多方面的因素。具体而言,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当场”必须是与先行行为密切相关的,同时,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只要与先行行为时空跨度不太大,没有完全脱离先行行为的时空,依照立法原意仍然可以将其定位为“当场”。如果犯罪分子刚一离开行为现场及被人发觉而遭追捕,即使追捕过程可能导致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化或脱离,但也应视为行为现场的延展。

2、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的本质。转化型抢劫之所以要求暴力、以暴力相威胁等行为与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是因为转化型抢劫与典型抢劫属于同一性质的犯罪,必须能够将行为人实施的暴力、以暴力相威胁评价为劫取财物的手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暴力、以暴力相威胁是在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之后,或者放弃盗窃、诈骗、抢夺犯罪后很短时间内实施的,使得在社会观念上认为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还没有终了。如果在相隔较远的时间和场所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则不构成转化型抢劫。

案例四

入库编号

2023-06-1-220-005

梁某忠抢劫案

——实施盗窃被发现后使用暴力抗拒抓捕行为的定性

(一)基本案情

2020年5月4日,被告人梁某忠与陈某元(另案处理)经预谋后,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某工地内盗窃管扣。二人装好九袋塑料袋的管扣放在工地防护板洞口旁边时,被工地内的保安人员发现。梁某忠、陈某元从工地防护板洞口处爬出逃跑,被守候在洞外的季某平等人拦住。为了逃脱,梁某忠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卡尺刀将季某平腹部、胸部捅伤,致季某平左手上臂割裂伤,胸部划伤。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2020)桂0203刑初432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梁某忠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被告人梁某忠在实施盗窃过程中被发现,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凶器致使被害人受伤,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构成抢劫罪。无论梁某忠捅了几刀,其用刀捅伤被害人季某平的事实客观存在,同时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抗拒抓捕包括公安人员以及群众的抓捕扭送,本案中,梁某忠在盗窃过程中被发现,为了抗拒抓捕当场使用随身携带的卡尺刀将被害人季某平捅伤,其行为符合转化型抢劫的构成要件,构成抢劫罪,对梁某忠从重处罚。

(三)裁判要旨

行为人在盗窃过程中当场使用暴力抗拒抓捕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构成转化型抢劫。“抗拒抓捕”,是指犯罪分子抗拒公安人员或者群众的抓捕扭送,在案发现场的保安人员和群众等发现行为人正在盗窃财物,实施抓捕扭送,此时行为人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付诸暴力,属于暴力抗拒抓捕。“当场”,一般是指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犯罪行为的作案现场。如果犯罪分子在逃离现场时被人发现,在受到追捕或者围堵的情况下使用暴力的,应视为当场使用暴力。

案例五

刑事审判参考 第1201号

李某豪抢劫案

——抢夺车辆后被对方GPS追踪、拦截而持枪威胁的,能否转化为抢劫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豪,男,1994年5月31日出生,无业。2015年4月17日因涉嫌犯抢劫罪被逮捕。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豪犯抢劫罪,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某豪预谋以购车为名抢车,在网上看到被害人谢某卫发布的出售二手车信息后,通过电话同对方取得联系,并约定了看车地点。2015年3月11日15时许,李某豪携带枪支来到约定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都市假日洗浴”门前停车场,谢某卫的侄子谢某冬、弟弟谢某军驾驶欲售车辆前来商谈车辆买卖问题。后李某豪提出试驾,谢某军坐上副驾驶位置予以陪同,谢某冬在车外等候,李某豪开车进行试驾。在试驾过程中,李某豪提出让谢某军进行驾驶,自己要查看车辆的其他问题。利用谢某军下车不备之机,李某豪迅速驾车逃离。谢某军见状立即打电话告知了谢某冬,谢某冬赶紧找了其他车辆和谢某军去追赶,追了一段没有发现李某豪的去向。谢某冬随即打电话将该情况告知了谢某卫。谢某卫使用手机根据被抢车辆上安装的GPS,对被抢车辆进行定位,自己开车去追,同时让朋友刘某才协助追赶。谢某卫用电话告诉刘某才被抢车辆的位置信息,刘某才开车带领秦某福按照谢某卫的指示一直追赶被抢车辆,后在西城区右安门附近将驾车的李某豪截住。李某豪见状掏出枪支对刘某才、秦某福进行威胁,刘某才、秦某福被迫让开道路,李某豪遂驾车逃离。当日18时30分许,李某豪在朝阳区三里屯地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豪无视国法,抢夺汽车被追上后,为抗拒抓捕而持枪进行威胁,其行为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已构成抢劫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李某豪犯抢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李某豪归案后对基本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当庭自愿认罪,故对其所犯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李某豪有期徒刑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某豪未提起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李某豪抢夺汽车后逃离,在距案发现场十多公里之外的地方为抗拒抓捕而持枪进行威胁,是否属于转化抢劫中所要求的“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三)裁判理由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理论界将这种行为称为转化型抢劫罪。根据该规定,构成转化型抢劫罪需要具备前提条件(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目的条件(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手段条件(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和时空条件(当场)。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具备时空条件,也即是否满足“当场”的要求。

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中规定的“当场”,目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场”就是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第二种观点认为,“当场”是指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有关的地方,而与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案发时间、地点关系不大。从时间上看,可以是案发当时,也可以是案发后数天甚至数月之后。从地点上看,可以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犯罪地,也可以是离开犯罪地的途中,还可以是犯罪分子的住所地。第三种观点认为,“当场”既包括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也包括以犯罪现场为中心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一定空间范围,只要犯罪分子尚未摆脱监视者力所能及的范围,都属于“当场”。第四种观点认为,“当场”是指盜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在现场或者刚一离开现场就被人及时发觉而立即追捕的过程中,也可视为现场的延伸。

上述第一种观点把“当场”理解为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认识到了后行为与前行为的紧密联系,但是该观点对“当场”的理解过于机械。抢劫罪所保护的法益既包括财产权利,也包括人身权利。该观点忽视了转化型抢劫罪中侵犯财产权利向侵犯人身权利的转化,致使其对时空范围的界定过于狭窄,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客观实际,不利于对该类犯罪的有效打击。第二种观点对“当场”的理解又失之过宽,将“当场”视为可以完全脱离前行为的时空范围,完全忽视了前行为对该罪成立的前提意义,不符合立法原意,最终会造成司法实践中打击面过大。相比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注意到对“当场”的理解不能脱离与前行为的紧密联系,并试图修正前两种观点的偏颇之处,但是其界定标准过于模糊,对何谓“以犯罪现场为中心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空间范围,未能给出统一确定的标准,不利于实务操作。

第四种观点避免了第一种观点的严苛、第二种观点的宽泛和第三种观点的抽象,相比较更为妥当,是目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主张。根据有关刑法理论及实践掌握,准确理解这里的“当场”,应当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1、时空的接续性。“当场”从字面上看,就是当时和现场,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要素,是时间上连续性和空间上连接性的统一体,前后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应当紧密联系,不能间断或者完全脱离。具体来说,前后行为在空间上应当具有连接性,即暴力、胁迫行为发生在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现场或者与之紧密联系的场所;在时间上应具有连续性,即暴力、胁迫行为必须发生在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之后,前后连续而未间断。只有在前行为与暴力、胁迫之间存在不间断的时空联系时,才能转化为抢劫罪。如果两者之间在时空关系上发生了中断,则失去了转化的可能性,不能转化为抢劫罪。一般来说,如果行为人作案后并未被及时发觉和追捕,而在其他时间或地点被发现、追捕的,应当认为不符合“当场”的条件,不能转化为抢劫罪。但是,对“当场”的理解不能过于机械,不能要求前后行为在同一时间点、同一地点上完全重合,二者之间应当允许存在短时间、短距离的间隔。比如,在行为人在超市内扒窃他人手机一部,3分钟后被害人发现被盗而在超市门口追赶上行为人,行为人为抗拒抓捕而实施暴力,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应认为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连接性。

2、先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前后行为除了时空上的紧密联系外,还要求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联性,即事后的暴力、胁迫行为是因为前面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而引起的,如果不是因为盗窃等前行为导致行为人被追捕,而是因为其他事由,即使行为人也同样是因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其前行为也不能转化为抢劫罪。

3、追捕事态的继续性。从犯罪过程上看,实施前行为(盗窃、诈骗、抢夺)——被发现——被追捕——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追捕的事态是持续不间断的。只要行为人始终处于追捕人耳目所及的控制范围内,即使行为人一时躲避藏匿、暂时脱离了追捕人的视线,但只要追捕行动未停止,并最终发现了行为人,整个追捕过程仍然具有继续性,行为人此时为抗拒抓捕等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仍然属于“当场”的范围,依法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如果行为人已成功脱逃,事后被他人发现而被追捕,或者因为其他犯罪行为被抓捕,即使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该暴力行为相对于前行为而言不再是“当场”实施,已失去了转化的时空条件。持续不断的追捕过程既包括行为人尚未离开前行为现场或者刚离开现场就被人发觉并立即实施抓捕,也包括行为人作案后很快被发现并对其实施一定时间的监视后再实施抓捕。只要行为人始终处于追捕人的视线范围之内,不论持续多久,追捕的距离有多长,其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均属于“当场”实施。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被害人方追赶被告人时,不是用肉眼直接观察到被告人,而是通过被抢车辆上的GPS导航定位对被告人进行追踪,且实施抢夺的地点距离被告人被截获的地点有十多公里之远。被告人被拦截后为抗拒抓捕而持枪威胁,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当场”?

基于上述分析,只要被告人始终在视线范围之内,追捕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那么就视为案发现场一直在延长,截获被告人的地方就可以视为“当场”。被告人的行踪始终在视线可及的范围内,是判断追捕行为是否持续的一个标准。掌握被告人行踪是实质要点,至于观察的方式,不能也没有必要局限于肉眼观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除了最基本的肉眼观察外,也可以借助于各种仪器和设备进行观察,这是与客观社会生活现状相符的。就像追捕行为本身,没有必要限定于仅靠双腿追捕,借助于自行车、汽车及其他设备并不违背追捕行为的本质。因此,本案中借助GPS来掌握被告人的行踪,完全可以视为被告人在追捕人的视线范围之内。本案中,李某豪驾车逃离抢夺现场,谢某军立即电话告知谢某东,二人随即驾车追赶。在没有追上之后,谢某东给车主谢某卫打了电话,告知相关情况。谢某卫立即根据被抢车辆上的GPS使用手机对车辆进行定位,自己进行追赶,并让朋友刘某才帮忙追赶,后刘某才根据GPS定位一直追赶并在右安门附近拦截了李某豪。可以看出,汽车被抢夺之后,被害方的追捕行为一直处在持续状态之中,中间虽略有中断,但这种中断是很短暂的而不是长时间的,并不影响追捕行为的整体连续性,被告人的行踪也始终在被害人一方的掌握之中。因此,虽然被告人抢夺地距离被截获地有十多公里之远,这段距离应该被视为抢夺现场的延长。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被堵截拦停后持枪威胁被害方的追赶人员,属于“当场”以暴力相威胁,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法院判决的定性是准确的。

PART02 暴力程度的认定

案例一

入库编号

2025-02-1-220-001

武某军盗窃案

——盗窃被发现后使用轻微暴力摆脱抓捕,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其行为可不认定为转化型抢劫

(一)基本案情

2021年3月15日18时许,被告人武某军驾驶电动摩托车到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某小区附近,从该小区南门进入1号楼3单元,使用木棍将消防通道的窗户打开后进入被害人王某家中进行盗窃。武某军在主卧和次卧盗窃现金1万元、三条黄金手链、金箔纸和小金币。当日19时22分许,王某带孩子回到家中,发现正在行窃的武某军,随即使用拖把进行防卫,在武某军逃跑过程中,王某持拖把击顶武某军的肩膀部位。武某军持木棍反抗并逃离现场。2021年3月18日,武某军被公安机关抓获。经依法认定,被盗足金物品总计14.31克,价值人民币6010元(币种下同)。以上被盗物品已被侦查机关依法追回并发还给王某,电动摩托车由侦查机关扣押。

另查明,2017年4月10日被告人武某军曾因犯盗窃罪被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2020年7月18日刑满释放。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2日作出(2021)晋0105刑初654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武某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扣押的电动摩托车由侦查机关依法处理。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裁判理由

被告人武某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盗窃他人财物,价值1601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武某军行窃被发现后,持木棍反抗并逃离现场的行为,能否构成转化抢劫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5]8号)第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1)盗窃、诈骗、抢夺接近“数额较大”标准的;(2)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述行为的;(3)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4)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的;(5)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本案中,虽然武某军盗窃“数额较大”,但没有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也没有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武某军持木棍反抗的前提是被害人王某用拖把击顶武某军的肩膀部位,目的是尽快逃离现场,非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暴力程度较小,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可不认定为‘暴力’,不以抢劫罪论处”。所以,武某军的行为不以抢劫罪论处。

武某军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三)裁判要旨

转化型抢劫是法律拟制犯罪,旨在处罚以暴力方式侵犯被害人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的行为。但转化型抢劫的主观恶性和行为动机与普通抢劫罪差别较大,对“暴力”的认定应当依法严格把握。对于入户盗窃后被发现,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暴力程度较小,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可不认定为“暴力”,不以转化型抢劫罪论处。

案例二

刑事审判参考 第1186号

尹某军、任某军盗窃案

——盗窃后为抗拒抓捕实施暴力程度不明显的摆脱行为,能否认定为“转化型抢劫”?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尹某军,男,1989年1月3日出生。2012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13年3月21日因涉嫌犯抢劫罪被逮捕。

被告人任某军,男,1988年3月25日出生。2010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3年1月17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逮捕。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尹某军犯抢劫罪、被告人任某军犯盗窃罪,向麦积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尹某军对起诉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对指控的罪名提出异议,称其被被害人发现后并未动手,而是被害人对其实施殴打,其与被害人从楼梯上摔下也是因被害人踹其用力过大所致,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而应构成盗窃罪。麦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被告人尹某军、任某军预谋共同入户盗窃。同月12日10时许,尹某军、任某军撬开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永生家园6号楼1单元601室的防盗门,窃取黄金手镯1只(价值9864元),“OMEGA”女式手表1块(价值500元),“BALLY”女式手表1块(价值500元)和现金600元。其间,被害人陈某某返回家中,发现了藏在室内的尹某军,遂抓住尹某军衣领将其推到墙上,打其脸部几拳致尹某军面部受伤流血。尹某军为尽快脱逃,在陈某某抓住其衣领不放的过程中,与陈某某从室内拉扯到四楼楼梯后摔倒,尹某军即将上衣脱掉,从二楼楼梯口的窗户翻出逃走,任某军在此过程中逃离。

麦积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尹某军、任某军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共同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尹某军在盗窃过程中被被害人发现,为抗拒抓捕与被害人发生撕扯,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对被告人实施殴打,被告人始终未还手,没有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其与被害人拉扯是被动地针对被害人的殴打及抓捕行为进行的抵抗、摆脱,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的构成要件,故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二被告人均系累犯,应当依法从重处罚。鉴于二人均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盗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尹某军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判处被告人任某军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尹某军、任某军均未提起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盗窃后为抗拒抓捕实施暴力程度不明显的摆脱行为,能否认定为“转化型抢劫”?

(三)裁判理由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理论界将该法条规定的情形称为“转化型抢劫”或者“事后抢劫”,即具备上述条件的行为可以直接认定抢劫罪。但是何为“暴力”,“暴力”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抢劫,司法实务中则存有争议。本案审理中,对被告人尹某军的行为能否认定抢劫罪,就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刑法没有对“暴力”作出限定,只要该强力行为帮助行为人实现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即可认定抢劫罪。被告人尹某军盗窃成功后,为抗拒被害人的抓捕,明知被害人紧抓其衣领,仍将被害人拖至四楼楼道并将被害人拽倒,最终成功脱逃并非法占有了被害人的财物,其行为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抢劫罪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法定刑起点即为三年有期徒刑,对其构成要件应从严解释。被告人尹某军面对被害人的撕扯,始终没有正面回击,仅是被动地摆脱、逃离,其摔下楼梯系因被害人踢踹所致,该行为不属刑法规定的“暴力”行为,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被告人尹某军盗窃既遂后,为逃脱被害人的抓捕,实施了暴力程度不明显的摆脱行为,该行为不符合转化型抢劫中的暴力行为特征,不应认定抢劫罪。转化型抢劫是转化犯的一种形式。所谓转化犯,是指在轻罪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或者轻罪状态的持续过程中,由于出现了法律规定的行为方法或者后果等转化条件,而使轻罪转化为重罪,并以转化后的重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例如,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五款的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以及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转化犯通常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法定性。法定性是转化犯的基本特性,只有法律明确规定了转化前的犯罪行为、转化后的新罪行为、启动转化的各种情形以及定罪量刑的原则等,才能成立转化犯。

(2)转变性。转变性是转化犯的核心特性。转化犯由两部分组成,基础行为是转化犯成立的前提,实施法律规定的行为、方法或者出现法律规定的后果是转化犯成立的条件,转化后即成为与前罪罪质相异的新罪。基础行为与转化行为的关系如下:首先,转化行为是在基础行为之上实施的,转化行为与基础行为无法割裂。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当场”,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五款规定的“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如果两者之间毫无关系,则不能成立转化犯。其次,转化行为是基础行为人基于新的主观故意实施的新行为。基础行为与转化行为需是基于两个故意实施的两个行为,两者主观故意产生的时间不同,具体内容也有所区别,且通常后者的主观恶性更深。最后,转化行为与基础行为的性质不同。正因在前罪基础上实施了性质不同的转化行为,才能依照他罪定罪惩罚,如果后续行为没有超越前罪罪质,则一般只能以前罪处罚。

(3)趋重性。趋重性是转化犯的本质特性,即转化后的行为性质和惩罚力度均要重于基础行为。由于行为人主客观方面均发生了变化,使整个行为脱离原行为,符合新行为的罪质,故以新罪定罪处罚。

(4)唯一性。唯一性是转化犯定罪处罚的标准,即对于转化犯在定罪量刑、诉讼追诉等方面均依照新罪处理。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属于典型的转化犯,基础行为是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转化条件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转化后的新罪是抢劫罪。抢劫罪在罪质和罪责方面均更重,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而且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法定刑从三年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属于刑法体系中的重罪,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对其犯罪构成要件应从严解释,防止扩大打击面。

因此,这里的“暴力”只能是狭义的“暴力”,即对被害人不法使用有形力,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通常具有主动性、强制性、攻击性等特点。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暴力”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暴力的对象是人。抢劫罪通过压制人的反抗来获取利益,其手段行为侵犯的是难以估价的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转化型抢劫的暴力手段同样针对的是人,是对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人窝藏赃物、毁灭罪证起阻碍作用或者对行为人实施抓捕的人。

2、使用的时空条件是当场。这里的“当场”是指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或者刚一逃离现场即被人发现和追捕的过程中。这是转化行为附属性质的要求,即使用暴力的行为不能与盗窃等行为分割开来,只有两者具有时间、地点、事实和追索事态方面的连续性时,才能成立转化犯罪。因此行为人入户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只有在户内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才能构成“入户抢劫”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3、暴力的程度是足以压制人的反抗,但不要求事实上压制了人的反抗,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质。抢劫罪通过压制被害人的反抗来获取财物,其暴力程度只要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能力和勇气,使被害人不敢反抗或者不能反抗即可。通常认为,行为人使用凶器、以凶器相威胁或该行为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就可认定使用“暴力”。转化型抢劫与抢劫虽然认定性质相同,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动机毕竟不同,行为人最初目的是盗窃、诈骗、抢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才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因此对其暴力程度应当有所限制,应以被害人不敢抓捕或者不能抓捕为限。如果行为人不具有伤害意图,只是为摆脱和逃跑而推推搡搡,没有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则可不认定使用暴力,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如此处理,有效区分了主动使用暴力和被动摆脱行为之间的罪责差异,体现了刑法道义性的要求,也通过追诉后果的差异来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害人的人身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抢劫指导意见》)亦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指出“对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暴力程度较小,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可不认定为使用暴力,不以抢劫罪论处”。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尹某军、任某军以撬门入户的方式,从被害人陈某某家中窃取了价值1万余元的手镯、手表和现金等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尹某军离开前遇到返回家中的失主陈某某,陈某某随即抓住尹某军的衣领殴打其面部几拳,尹某军并未主动回击,而是想尽快摆脱被害人的抓捕。尹某军逃离途中,因被害人拉扯其衣领不放,将被害人扯至楼下;其间,被害人还踢踹尹某军,致二人摔倒,后尹某军借势脱掉外衣逃离。整个过程中,尹某军没有对被害人主动使用暴力,仅是躲闪被害人的殴打和追捕,虽致被害人摔倒,但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的后果,依照前述观点和《抢劫指导意见》的规定,尹某军的摆脱行为不应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的暴力行为,对其不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综上,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考虑到尹某军的累犯情节和如实供述的情节,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是适当的。

PART03 犯罪形态的认定

案例一

入库编号

2025-02-1-220-001

邓某周抢劫案

——转化型抢劫犯罪中既未遂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

2021年10月2日10时许,被告人邓某周进入四川省芦山县迎宾大道某小区,撬门潜入被害人周某军家中,从卧室衣柜内窃取现金1100元放入裤袋内,尚未逃离即被返家的周某军发现。邓某周为抗拒抓捕,与周某军在客厅发生撕扯,周某军报警后继续阻止邓某周逃脱,将邓某周按倒在客厅地上。邓某周从地上捡起玻璃碎片抵住自己颈部,威胁周某军放其离开。此时,周某军接听出警公安人员电话,邓某周趁机挣脱后进入厨房拿来一把菜刀,继续威胁周某军放其离开。周某军夺下邓某周手中的菜刀和玻璃碎片。其间,周某军的手被划破,构成轻微伤。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将邓某周抓获,从邓某周裤袋内搜出现金3079元。到案后,邓某周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认罪认罚。后周某军出具谅解书,对邓某周的行为表示谅解。

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30日作出(2022)川1826刑初4号刑事判决,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邓某周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人邓某周构成抢劫罪既遂还是未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据此,对于转化型抢劫,应当依照刑法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转化型抢劫犯罪的既未遂,同样应当适用抢劫罪的标准,而非依照转化前触犯罪名的标准予以认定。对于抢劫罪既未遂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5〕8号)第十条规定:“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该规定中的“劫取财物”,应当理解为行为人实际控制了被害人财物,否则一旦着手实施抢劫、尚未得逞即构成既遂,与刑法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相矛盾,显然不妥。综上,转化型抢劫中,若财物未脱离被害人实际控制范围,应当认为行为人并未当场实际劫取财物;如其也未造成被害人轻伤及以上损害后果的,应当认定为抢劫罪未遂。

本案中,被告人邓某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盗窃他人财物,被发现后,为逃脱抓捕当场与被害人发生撕扯,又手持利器相威胁,属于犯盗窃罪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的情形,构成抢劫罪,且系入户抢劫。邓某周虽将周某军现金放入自己裤袋,但是当场即被周某军发现,直到被公安民警制服,未能摆脱周某军抓捕、逃离现场,故涉案现金一直在被害人控制范围之内,未被邓某周实际劫取。邓某周行为也未造成被害人轻伤及以上损害后果,因此属于抢劫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综合考虑邓某周的犯罪事实、性质、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坦白、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作出上述判决。

(三)裁判要旨

1、转化型抢劫中,若行为人未能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也未造成被害人轻伤及以上损害后果的,应当认定为抢劫罪未遂。

2、行为人是否“劫取财物”,应当根据涉案财物是否实际脱离被害人控制范围予以确定。

案例二

刑事审判参考 第441号

谷某成抢劫案

——如何把握转化抢劫犯罪既遂未遂的区分标准?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谷某成,男,1973年9月17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2005年5月因盗窃被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05年9月1日被逮捕。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谷某成犯抢劫罪,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谷某成辩解称,抓捕其时未反抗,其行为系盗窃而非抢劫。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5年8月7日10时许,被告人谷某成在北京市丰台区丽泽桥东方家园建材城停车场内,用随身携带的改锥撬开车锁,盗窃被害人尹某格雷牌自行车1辆(经鉴定该车价值人民币80元),在被保安员潘某浩发现后,为抗拒抓捕,用改锥将保安员颈部划伤,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谷某成无视国法,盗窃他人财物,被发现后,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致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应予惩处。被告人谷某成关于其行为是盗窃而不是抢劫的辩解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谷某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谷某成不服,以没有抗拒抓捕,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一审定性不准为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谷某成盗窃他人财物被发现后,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致一人轻微伤,已构成抢劫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谷某成抢劫犯罪系未遂,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对于谷某成所提没有抗拒抓捕,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一审定性不准的上诉理由,经查,谷某成盗窃他人财物被发现后,当场使用暴力抗拒抓捕的事实,有证人潘某浩、张某涛的证言、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对其行为依法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故谷某成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谷某成犯抢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未认定其抢劫犯罪系未遂,导致量刑畸重,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

1、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2、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谷某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二)主要问题

1、转化抢劫是否存在未遂状态?

2、如何把握转化抢劫犯罪既遂、未遂的区分标准?

(三)裁判理由

对于被告人谷某成在停车场盗窃他人自行车时,被保安员发现后,为抗拒抓捕而将保安员划伤的行为性质,一、二审法院均没有争议,认为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第五条“关于转化抢劫的认定”第(3)、(4)项的规定,其行为已转化构成抢劫罪。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转化抢劫行为是否存在未遂状态?被告人谷某成的行为是构成犯罪既遂还是未遂?

1、转化抢劫同样存在未遂状态对于转化抢劫是否存在未遂状态,司法实践中存有争议,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转化抢劫不存在未遂状态,只要行为转化构成抢劫罪,就一律为抢劫既遂。理由是:(1)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为抗拒抓捕,以暴力相威胁的,即构成抢劫既遂,轻微暴力也是暴力,因此采用轻微暴力抗拒抓捕的,即属犯罪既遂;(2)从立法意图看,刑法规定转化型抢劫罪的目的是强调对人身权利客体的特别保护,凸显的是对人身权利侵害的处罚,为严厉惩治此类多发犯罪,有必要对此严格掌握。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对人身权利造成了客观的侵害或危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5]8号)“五、关于转化抢劫的认定”规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1)盗窃、诈骗、抢夺接近‘数额较大’标准的;(2)人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述行为的;(3)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4)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的;(5)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转化型抢劫就是既遂,即转化型抢劫没有未遂。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转化抢劫是否存在未遂状态,要根据具体的转化形式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单纯侵害财产的转化抢劫存在未遂,但对于造成他人伤害后果的转化抢劫不存在未遂状态。这是因为,《意见》第五条规定了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可以认定为转化抢劫罪的五种情形,其中第三种情形“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与其他四种情形不同,该种情形把犯罪结果作为转化抢劫的条件,本身已包含犯罪结果的因素,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加重情节类似,不存在未遂,即只要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就应认定为抢劫既遂。因为轻微伤、轻伤只是危害程度上的轻重差别,不是区别既未遂的标准,正如盗窃数额较大与盗窃数额巨大一样,只是适用不同法定刑幅度的条件,而非犯罪既未遂的划分标准。因此,在转化抢劫中,行为人只要给被害人造成轻微伤即构成抢劫既遂。

第三种观点认为,不能认为只要行为转化构成抢劫罪,就一律为抢劫既遂,转化抢劫与一般抢劫一样,同样存在既遂未遂状态的区分。

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转化抢劫同样存在未遂状态,具体理由如下:

(1)从刑法理论上讲,除了过失犯罪以外,所有故意犯罪均存在未遂的状态。转化抢劫与一般抢劫行为一样,罪质均为抢劫罪,犯罪构成条件没有本质差异,既然一般抢劫存在既遂未遂,那么转化抢劫亦应存在既遂未遂。而且,我国刑法总则规定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该原则对适用分则的具体规定进行定罪量刑时具有普遍规制意义。与一般抢劫相比,可以认为,转化抢劫的罪责本来相对较轻,因为毕竟行为人起初只有盗窃、诈骗、抢夺的故意,其主观恶性本要稍轻于一般抢劫;在其他要件一样的情况下,显然径直对被害人实施暴力强行劫取财物的一般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均比转化抢劫者要大,因此,对一般抢劫行为所给予的刑法评价的严厉程度理应重于转化抢劫。根据《意见》第十条的规定,在均未劫得财物的情况下,对一般抢劫,没有造成他人轻伤以上伤害结果的应认定为犯罪未遂,而对于转化抢劫,只要造成他人轻微伤的即可认定既遂,也即一旦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就转化抢劫既遂,将导致后者的处罚反比前者更重,这显然是不妥的,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2)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规定了由盗窃、诈骗、抢夺转化为抢劫的条件,符合法定条件的就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但该条只是规定了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并非规定只要转化就构成抢劫既遂。构成抢劫罪与抢劫既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确定盗窃等行为转化构成抢劫罪之后,仍然存在对转化后的抢劫行为如何认定既未遂的问题,这同一般抢劫一样。因此,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只是转化定罪标准,是否构成犯罪既遂需根据案情具体明确。

(3)《意见》第五条“关于转化抢劫的认定”的有关规定,是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了当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时,可以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的几种情况。该条也只是明确了可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但具体转化行为属于抢劫的何种形态,应当受《意见》第十条对抢劫罪既遂未遂标准规定的制约,依据该条的规定进行具体认定。

2、认定转化抢劫既未遂的标准应当与一般抢劫既遂未遂的标准相同,即以是否抢得财物或造成他人轻伤以上伤害后果为准对于认定转化抢劫既遂未遂的标准,实践中同样存有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转化抢劫的既遂未遂标准应以转化为抢劫前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既未遂情况及抢劫既未遂标准予以综合确定。转化抢劫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典型抢劫有所不同,《意见》第十条是就典型抢劫罪作出的规定,不能适用于转化抢劫。具体而言:如果转化前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系既遂,则转化为抢劫后,应认定为犯罪既遂。因为在犯罪已达既遂状态后,不能再回转到未遂形态,在行为人已实际控制所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即便其后因他人抓捕导致财物被追回的,也属于事后追赃,并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如果转化前的行为虽属未遂,但在转化过程中,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最终劫得财物或者致被害人轻伤以上的伤害后果的,也属于抢劫既遂。据此观点,本案中,谷某成将自行车的车锁撬开并推走后,已实际控制自行车,其盗窃行为已构成既遂。故之后其抗拒抓捕的行为虽只造成他人轻微伤,其行为亦已构成抢劫既遂。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犯罪既未遂的区分上,转化抢劫与典型抢劫应当适用同样的标准。转化抢劫同样是抢劫,在认定转化抢劫的形态时应当以抢劫罪的既未遂标准为依据,而不能再以盗窃、诈骗、抢夺的既未遂标准作为认定转化抢劫形态的依据。据此,依照《意见》第十条的规定,应当以是否实际劫得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作为转化抢劫既未遂的区分标准。具体而言,凡在转化抢劫过程中实际劫得财物或者已造成他人轻伤以上伤害的,应认定为犯罪既遂;反之,既未劫得财物,又未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的,则属犯罪未遂。本案中,被告人谷某成既未实际劫得财物,也未造成他人轻伤以上伤害,而只是造成他人轻微伤,故依法应认定为抢劫罪未遂。

我们认为,上述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意见》第十条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典型抢劫,也同样适用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抢劫,主要理由是:

(1)根据“构成要件齐备说”之犯罪既遂理论,应当以是否实际劫得财物,或者有无造成他人轻伤以上伤害结果,作为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构成要件齐备说,是目前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主流观点。据此,对于任何犯罪,都应当依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已齐备该种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分别认定其是属于犯罪既遂还是犯罪未遂。对于类似于抢劫罪的侵害双重客体的结果犯而言,则应当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已对刑法保护的双重客体之一已造成实际侵害,作为判断其是否已构成犯罪既遂的标准。也就是说,对此类犯罪,并不要求必须对两种客体同时构成实际侵害才能认定既遂;也不能认为,只有对主要客体构成实际侵害的才能认定既遂,这也是《意见》第十条规定的基本精神。否则,便会造成罪刑不均衡。例如,如果认为必须对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同时造成实际侵害才能认定既遂,或者认为只有对财产权利造成实际侵害才能认定既遂,则会带来如下问题:因为行为人没有实际劫得财物,即使其已经造成他人实际伤害,也要认定为未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在造成被害人同样程度的伤害的情况下,危害程度本来较重的抢劫罪的量刑反倒有可能比危害程度相对较轻的故意伤害罪要轻!这显然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此外,还应当注意的是,犯罪构成不仅有定性因素的要求,也有定量因素的要求,这是我国刑法的重要特点之一。由此,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已齐备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时,不仅要看行为人是否已实施了相应的行为,还要看该行为对有关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的侵害是否已达到了法定程度。以诈骗罪为例,只有实施诈骗行为,且实际骗取财物的价值已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方能认为已齐备该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才能认定系诈骗既遂。也正是因此,《意见》第十条才规定对于抢劫罪,只有实际劫得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伤害的,才属抢劫既遂。如果只是造成轻微伤,但并未实际劫得财物,仍要以犯罪既遂论,则会带来刑罚适用过重的问题,特别是在行为人意图劫取的财物价值本来就不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2)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抢劫并不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与故意伤害罪等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新的、独立的犯罪,即抢劫罪。在刑法规定对相应行为要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以后,就应对有关行为作一体评价,以抢劫罪的基本构成作为其既遂未遂的区分标准,而不应再以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是否已经既遂作为判断其犯罪既未遂的标准。因为在转化抢劫案件中,先前的盗窃等罪已与其后的暴力等行为联成一体,成为连续的犯罪过程,盗窃等行为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已不具有独立评价的意义。换言之,尽管行为人已经盗窃“得手”,其犯罪行为仍处于继续进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犯罪已达既遂形态,后又转回到未遂形态”的问题。因此,对于转化抢劫,应当适用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典型抢劫相同的既未遂区分标准。转化抢劫与普通抢劫同属一罪,犯罪构成要件完全相同,故其既未遂区分标准也应当一致。换言之,只要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犯罪既遂;如果行为人并未实际劫得财物,也未造成他人轻伤以上伤害,则不能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已齐备抢劫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而应认定构成犯罪未遂。

本案中,谷某成被当场抓获,所盗窃的财物被当场起获并已发还,其并未实际劫取到财物;在抓获过程中,谷某成实施暴力抗拒抓捕的行为致一人轻微伤的后果,根据《意见》第十条“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的规定,谷某成的行为不属于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之一的情形,不符合抢劫既遂的特征,因此,对谷某成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劫未遂。综上,我们认为,二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谷某成构成抢劫罪未遂,并对其减轻处罚是正确的。

案例三

刑事审判参考 第687号

杨某飞、徐某抢劫案

——转化型抢劫犯罪是否存在未遂?

(一)基本案情

徐汇区检察院以杨某飞、徐某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徐汇区法院根据市一中院指定管辖的决定将本案移送长宁区法院审理。杨、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杨的辩护人认为,杨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且系抢劫未遂,认罪态度好,并对被害人作了赔偿,请求法院对杨免予刑事处罚。徐及其指定辩护人认为,徐某犯罪时不满18周岁,系初犯,有立功、认罪、悔罪情节,并对被害人作了赔偿,请求法院对徐某减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17日21时许,杨、徐骑摩托车进入上海南站3号轻轨1号进出口处自行车停车场内,窃走一电动自行车上的电瓶(价值人民币150元),上海南站社保队员吴某林发现后进行拦截。杨某飞、徐某为抗拒抓捕,分别用大力钳、拳头对吴某林实施殴打,杨某飞挣脱吴的抓捕后逃逸,徐某在逃跑途中被抓获,遗留在现场的摩托车和电瓶被公安机关扣押。吴某林的伤势经鉴定构成轻微伤。

法院认为,杨、徐盗窃他人财物,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其行为构成抢劫罪。徐某犯罪时不满18周岁,依法应予减轻处罚。杨某飞、徐某均表示认罪,并在亲属帮助下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杨某飞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被告人徐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杨某飞、徐某及徐某的法定代理人均提出上诉。

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杨某飞、徐某盗窃他人财物,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系未遂。原审法院对其犯罪的定性和认定的从轻处罚情节并无不当,但未认定本案的抢劫犯罪系未遂,应予纠正。据此,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二项和《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原审法院对被告人杨某飞、徐某定罪的判决,撤销对两名被告人量刑的判决,改判杨某飞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改判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二)主要问题

1、转化型抢劫犯罪是否存在未遂?

2、如何把握转化型抢劫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三)裁判理由

本案在事实和定性方面不存在争议,但对于是否认定转化型抢劫犯罪系未遂的问题,有不同认识。对于转化型抢劫犯罪过程中是否存在未遂,以及应如何把握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都有较大争议。下面,结合本案情况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盗窃后抗拒抓捕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劫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抢意见》)第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由此可以看出,转化型抢劫罪中的“盗窃、诈骗和抢夺”不以构成犯罪为必要,即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不以所实施的盗窃达到数额较大即构成犯罪的标准为必要条件:本案中,杨某飞、徐某盗窃价值人民币150元的电瓶,未达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在被社保队员发现并拦截时,此二人为抗拒抓捕,分别用大力钳、拳头殴打被害人并致被害人轻微伤,应当认定为抢劫罪。

2、转化型抢劫罪存在未遂形态

对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未遂,理论界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否定说认为,在转化型抢劫罪中,只存在此罪向彼罪转与不转的问题,只要行为转化成抢劫罪,就一律为抢劫既遂。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转化型抢劫罪就是既遂。肯定说则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既然已经转化成抢劫罪,犯罪形态就应当按照普通抢劫罪的犯罪形态来认定,因此和普通抢劫罪一样存在未遂形态。我们赞成肯定说,具体理由如下:

(1)从刑法理论分析,转化型抢劫罪存在未遂形态。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条件有三:一是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抢夺、诈骗行为;二是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三是实施暴力或以暴力威胁的目的是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由于行为人已实行了盗窃等行为,且具备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客观条件,显然属于“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故不可能存在犯罪预备形态。同时,转化型抢劫罪从基本犯罪行为(盗窃等)到实施新行为(暴力、胁迫),再到新行为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也就使犯罪中止或未遂的存在具有现实可能性。

(2)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对转化型抢劫罪区分既未遂形态。对转化型抢劫罪区分既遂和未遂,是为了区分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从而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与普通抢劫犯罪相比,转化型抢劫犯罪的行为人在犯罪性质转化前只具有盗窃、诈骗、抢夺的故意,因而主观恶性程度相对较小。如果对转化型抢劫犯罪不论结果均认定为既遂,就可能导致量刑偏重。如本案中二被告人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且未取得财物,如果没有转化抢劫的行为,只成立普通抢劫罪的未遂;但若因系转化型抢劫而不论结果地认定为抢劫既遂,其处刑就比普通抢劫还重,明显罪刑不相适应。

(3)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并未否定未遂形态的存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仅仅是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标志,并不能以此来否认既遂、未遂形态的划分。构成抢劫罪与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在确定盗窃等行为转化为抢劫罪之后,仍然需要考虑对转化后的抢劫行为能否认定为未遂的问题。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不存在未遂形态的观点其实是将转化行为本身看作抢劫罪既遂的成立条件,而没有认识到转化行为只是导致整个行为性质的改变,即由盗窃罪等转化为抢劫罪,但不能阻却抢劫罪既遂、未遂形态的划分。

3、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未遂标准应参照普通抢劫罪

转化型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普通抢劫罪使用暴力、胁迫在先,劫财在后;而转化型抢劫罪占有财物在先,使用暴力、胁迫在后;两者只是占有财物行为先后顺序有差异,在犯罪构成上并无实质区别。根据《两抢意见》的规定,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同样,对于转化型抢劫罪,认定既遂的标准是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二者必居其一;而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的,属于未遂。需要注意的是,在转化型抢劫罪中如何理解“劫取财物”。在转化型抢劫罪中,对盗窃等行为中的非法占有财物,并不能认定为转化行为中已劫取财物,即先行为的既遂不必然导致后行为的既遂。本案中,杨某飞、徐某先盗窃了价值人民币150元的电瓶,为抗拒抓捕而实施暴力造成被害人轻微伤,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二被告人虽然已经将电瓶拿走,非法占有了该财物,但是在此后的抗拒抓捕过程中,二人逃离现场时将电瓶遗留在了现场,并未实际劫获财物。另外,行为人的暴力行为仅造成被害人轻微伤,没有达到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后果。因此,本案中二被告人既未劫取财物,也未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二审法院认定二被告人的行为为抢劫罪未遂,并依法进行改判是正确的。

PART04 其他问题

案例一

刑事审判参考 第575号

杨某、石某等破坏电力设备案

——盗窃电力设备过程中,以暴力手段控制无抓捕意图的过往群众的不构成抢劫罪

(一)基本案情

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以杨某、石某等犯破坏电力设备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1--6)略

7.2006年9月6日3时许,杨某等伙同他人,窜至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东凤村牌坊附近盗剪电缆,见被害人梁某庭、邝某贤等人驾车途经该处时,即持铁水管拦截,并将邝驾驶的汽车玻璃砸烂,剪得正在使用中的BVV一240mm2铜芯电缆700米(价值人民币155750元)、BVV—120mm2铜芯电缆800米(价值人民币88472元),致35户居民停电65小时。

8.2006年9月9日3时许,杨某等同他人,窜至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进龙街附近盗剪电缆,见被害人邱某前驾摩托车途经该处时,即持铁水管殴打邱,并对闻讯出来的附近居民张某根进行控制和威胁,剪得正在使用中的BVV一95mm2铜芯电缆900米(价值人民币79614元),致120户居民停电10小时。

法院认为,在第7、第8起犯罪中,杨某等人不仅盗剪正在使用中的电缆,还采取暴力手段控制过往群众,使之不敢反抗、报警,并强行劫取剪下的电缆,其行为同时符合破坏电力设备罪和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属法条竞合,应遵循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适用原则,结合本案事实,对相关被告人实施的该二起犯罪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杨某、石某等人结伙破坏正在使用中的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均已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上述8人及苏超还结伙以暴力手段抢劫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又构成抢劫罪。杨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其他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照《刑法》第263条第(四)项、第119条第一款、第69条、第25条、第26条第一、四款、第27条、第65条第一款、第17条第一、三款、第55条、第56条、第52条、第53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杨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犯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2.石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八万元;犯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八万元。

一审宣判后,石某提出上诉,石某及其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威吓、控制过往群众的目的是便于盗窃电缆,其行为属于“牵连犯”而非“法条竞合犯”;(2)抢劫罪与破坏电力设备罪的法定刑一致,原判认为抢劫罪重于破坏电力设备罪错误;(3)石某只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

广州市中院认为,石某等人虽采取暴力手段控制过往群众,但殴打、威胁过往群众的目的是为了使盗剪电缆这一犯罪行为得以完成,并非为占有过往群众的随身财物,客观上也只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抢劫罪是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过往群众并非被剪电缆的所有者、保管者或守护者,故石某等人的行为均应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原判定性错误,应予纠正。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二)项、《刑法》第119条第一款、第17条第一、三款、第25第一款、第26条第一、四款、第27条、第45条、第47条、第65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07)云少刑初字第72号刑事判决的第一至九项中对各被告人犯抢劫罪的定罪和量刑。

2.上诉人石某犯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3.原审被告人杨某犯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其他被告人略)

(二)主要问题

1、盗窃电力设备过程中,以暴力手段控制、殴打无抓捕意图的过往群众行为,应如何定性?

2、盗窃电力设备过程中,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能否转化为抢劫罪?

(三)裁判理由

1、盗窃电力设备犯罪过程中,以暴力手段控制、殴打无抓捕意图的过往群众,不构成抢劫罪。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对被害人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或者以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迫使其当场交出财物或者夺走其财物的行为。在抢劫罪中,行为人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对被害人实施人身攻击,使之产生恐惧,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行为人的抢劫行为有两个指向目标:一种是为劫取财物,对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或持有人实施暴力、胁迫或其他人身强制行为(手段行为),这种行为侵害的客体是人身权利;一种是劫取财物的行为(目的行为),它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财产权。与抢劫罪的双重客体相对应,抢劫罪的行为对象因此也是双重的,即除了财物外,还包括人。“人”作为抢劫罪的行为对象,即被害人,常态表现的是针对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持有者,而不是与对象财物无关的其他人。因为针对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或持有人之外的在场人实施暴力,一般情况下达不到迫使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被迫交出财物的目的,不符合抢劫罪的暴力劫财的本质特征。当然,在特定情况下,如在盗窃现场,行为人对财物所有者和协助抓捕的群众实施暴力,也可以实现暴力劫财的效果,符合刑法有关以抢劫定罪的规定。本案中,各被告人长期以盗剪电缆为生,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盗窃团伙,他们一般采取秘密窃取的方法盗剪电缆,但当有群众从案发现场附近经过时,为保证犯罪行为的顺利实施,即持凶器控制过往群众,若遇反抗,则殴打反抗者。各被告人采用暴力手段控制过往群众的目的是为了顺利实施盗剪电缆这一犯罪行为,而不是为了占有过往群众的财物。客观上,各被告人也只是实施了盗剪电缆的行为,并未劫取被其控制之群众的财物;同时,本案中的过往群众也非被剪电缆的所有人或守护人,也无抓捕被告人的意图或行为。各被告人实施暴力,控制过往群众的行为只是手段行为,剪取电缆才是其目的行为,上述行为特征符合破坏电力设备罪和故意伤害罪的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处罚。就本案而言,各被告人的行为仅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而非抢劫罪,一审法院定性错误,二审法院改判是正确的。

关于本案的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盗窃使用中的电力设备,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的,择一重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破坏电力设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119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造成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或者十人以上轻伤的;(二)造成一万以上用户电力供应中断六小时以上,致使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四)造成其他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后果的。”同时,该解释第四条规定:“本解释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范围,包括电量损失金额,被毁损设备材料的购置、更换、修复费用,以及因停电给用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本案中被盗剪电缆的价值及停电的用户数量等尚不符合该司法解释第一条前三项的规定,但结合该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及本案的具体案情,各被告人作案手段恶劣,多次结伙盗窃电缆,造成大量用户电力供应中断,被盗剪电缆的购置、更换、修复费用及其中多间工厂和大量居民因停电造成的直接损失难以具体估算,对该地区的居民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二审法院认定相关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该解释第一条第(四)项“造成其他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后果的”的规定,对相关被告人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适当。

2、盗窃电力设备过程中,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可以适用刑法第269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前文分析了在盗窃电力设备过程中,行为人控制、殴打对其并无抓捕意图的过往群众的行为不构成转化型抢劫罪,但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电力设备,为抗拒抓捕而对电力设备的管理者或实施抓捕者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况并不鲜见(与此类似的还有盗窃广播电视设施、盗伐林木等),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能否依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学界的意见并不统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是否定说。此观点认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只限于侵犯财产罪一章中的普通盗窃、诈骗、抢夺罪,且该前行为必须独立成罪,其他特殊类型的盗窃(如盗窃电力设备)、诈骗(如金融诈骗)、抢夺(如抢夺枪支、弹药)由于刑法规定了单独的罪名和法定刑,就有别于普通盗窃、诈骗、抢夺犯罪,在刑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能转化为抢劫罪。二是肯定说。此观点认为,盗窃电力设备,无论是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还是盗窃罪;或者是既不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也不构成盗窃罪;或者是同时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与盗窃罪,都不影响其在法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抢劫罪。三是区别对待说。此观点认为,对于盗窃电力设备不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但构成盗窃罪的,可以转化为抢劫罪;但盗窃电力设备没有构成盗窃罪,只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的,则不能转化为抢劫罪,理由是破坏电力设备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与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犯盗窃罪”不符。

我们认为,盗窃电力设备过程中,为抗拒抓捕而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可以转化为抢劫罪。

首先,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并不以前行为构成犯罪为必要。尽管刑法第269条表述的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但并不意味着要求这些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犯罪。因为抢劫罪的成立没有数额限制,故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也不应有数额限制,由于转化型抢劫行为人也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与普通抢劫并无本质区别,所以只能将其理解为行为人有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故意和行为,才谈得上向抢劫罪的转化,否则会不当缩小转化型抢劫罪的打击范围,有违立法意图。对此,有关司法解释也予以了肯定。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批复》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依照刑法(注: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条抢劫罪处罚”;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再次对此给予明确。据此,只要行为人故意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无论是否达到构成犯罪的标准,都符合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前提条件。

其次,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盗窃、诈骗、抢夺罪”应理解为类罪。上述否定说的论据之一为,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都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其侵犯的共同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因此,具有转化为抢劫罪的客体基础;而破坏电力设备罪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与财产犯罪侵犯的客体不同,不能转化。我们认为,抢劫罪属于侵犯财产犯罪,因此,转化型抢劫罪,其先行行为之对象必须是公私财物,犯罪主观方面也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特定财物为犯罪对象,如盗窃电力设备,与盗窃普通财物在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这一客体上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罪名有差异。在此情况下,盗窃电力设备的行为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与盗窃罪的想象竞合,虽然有的情况下不以盗窃罪定罪而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这是因为在想象竞合的情况下,某一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应择一重罪论处,并非其行为不属盗窃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而是根据相关法律适用原则,不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而已。且如前所述,应将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理解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性质的行为,而不拘泥于罪名,此外,从转化抢劫的立法意图出发,这些特殊盗窃、诈骗、抢夺虽在罪名上有所区别,侵犯的对象有所区别,而其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或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或公开抢夺公私财物,因此,从理论上讲,普通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可以转化为抢劫罪,那么,特殊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更可以转化为抢劫罪。如果因为刑法将特殊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从普通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种中分离出来规定为不同罪名,反而使得这些特殊罪不能转化为抢劫罪,这显然破坏了刑法体系解释的当然结论,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此,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盗窃、诈骗、抢夺罪”应理解为类罪,而非特指盗窃、诈骗、抢夺三个个罪。

需要指出的是,肯定盗窃电力设备的行为在法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抢劫罪,并不意味着最终对行为人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盗窃使用中的电力设备,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的,应择一重罪处罚。因此,当对盗窃行为选择破坏电力设备罪处罚较重,而盗窃行为又具备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时,对行为人应在破坏电力设备罪和抢劫罪中择一重罪处罚。

案例二

入库编号

2023-05-1-220-005

龚某彬等抢劫、贩卖毒品案

——诈骗未得逞后以暴力手段取得财物的定性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某为主与被告人龚某彬、刘某、王某高等人结伙,在浙江省瑞安市以摆摊摸奖的方式设局诈骗钱财,且事先明确如果“摸奖”的人不愿交出钱款,即围住胁迫对方交付。2008年4月30日早晨,由赵某驾车与龚某彬、刘某、王某高、张某(在逃)等人到瑞安市仙降镇某超市前路边摆摊“摸奖”行骗。被害人陈某良“摸奖”发现被骗后不愿交付钱款,龚某彬、刘某、王某高、张某等人即将陈围住迫使陈某良交出了240元人民币。陈某良遂从自行车上取下一个装有切料刀具的袋子挥打反击,龚某彬、王某高及张某夺下袋子,并从袋子里各取出一把刀具,伙同刘某持随身携带的铁棍共同殴打陈某良。其中,龚某彬持刀朝陈某良左大腿砍了一刀,致陈左股动脉、左股静脉断裂大出血而死亡。随后,赵某驾车载龚某彬、刘某、王某高等人逃离现场。

2008年3月5日上午,刘某平(另案处理)和虞某舒、林某荣约定进行毒品交易,刘某平指使被告人刘某乘坐刘某明(另案处理)的摩托车到瑞安市永光村老人亭后面的厕所边与林某荣、虞某舒联系,后又指使杨某智(另案处理)携带50.23克毒品海洛因到该厕所内伙同刘某,以人民币1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林某荣与虞某舒。经鉴定,查获的海洛因疑似物重50.23克,检出海洛因成分。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31日作出(2008)温刑初字第292号刑事判决:1.被告人龚某彬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被告人刘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3.被告人王某高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4.被告人赵某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龚某彬、赵某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9日作出(2009)浙刑三终字第37号刑事判决:1.驳回被告人赵某的上诉;2.撤销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温刑初字第29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龚某彬、王某高、刘某故意伤害罪、赵某窝藏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及对被告人刘某的决定刑部分,维持其他部分;3.被告人龚某彬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4.被告人王某高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5.被告人刘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决定对刘某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6.被告人赵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二)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龚某彬、刘某、王某高、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行骗过程中被人发现后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均应依法严惩。刘某帮助他人非法出售毒品,其行为又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应予并罚。龚某彬、王某高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刘某帮助他人贩卖毒品,系从犯,对其所犯贩卖毒品罪可减轻处罚。鉴于龚某彬行凶刀具系从被害人手中夺得,砍击被害人时有所节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等情节,其尚不属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罪犯。原判审判程序合法,对刘某贩卖毒品的定罪量刑适当,但对龚某彬、王某高、刘某以故意伤害罪、对赵某以窝藏罪定罪处罚不当,应予改判。基于上诉不加刑原则,改判抢劫罪后不加重刑罚,不再增判罚金刑。遂作出上述判决。

(三)裁判要旨

1、区分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抢劫罪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转化型抢劫罪,关键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区分。抢劫罪中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具有不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如果行为人不是在“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的目的支配下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则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2、行为人在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劫得财物之后,再次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行为的,如果行为人是为了保护所劫得财物,其暴力伤害(或杀人)行为不是行为人的目的而是手段,根本目的仍在于非法占有财物,那么其当场实施的暴力行为尽管是在劫得财物之后,仍然属于抢劫犯罪的手段行为,无须单独定罪。

3、如果行为人虽然在他人犯罪后实施了帮助其逃匿的行为,但事前知道并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则行为人与他人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应作为共同犯罪来处理,而不能仅对其帮助逃匿的行为认定为窝藏罪。

4、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改变一审定性的案件,对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改变罪名后应当适用附加刑的,不得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