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1928年5月24日—2016年11月20日)
对作家来说,能被认为比肩契诃夫似乎是比任何奖项都更有说服力的赞誉。在当代,收获过这一赞誉的有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她在2024年离世,还有一位是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他逝世于2016年,到今天正好十年。
两位作家都以短篇小说知名,门罗几乎只写短篇,特雷弗除了短篇,也写长篇,他一生创作了15部长篇,近150篇短篇,称得上著作等身。他并非生来就把写作当成人生目标,在从事写作之前,他当过历史和美术老师、为教堂创作木雕和石雕的全职雕塑家和伦敦诺特利广告公司的文案撰稿人。1965年,当决定辞去这份广告工作,全职从事写作时,他三十七岁,与妻子简·瑞安的婚姻稳定,育有两个孩子。这一年,他的第二部长篇《老男孩》大获成功,获得了霍索登文学奖,特雷弗一家搬离伦敦,定居在英格兰德文郡克雷迪顿附近的一处偏远农舍,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他在这间农舍创作了他职业生涯中的绝大部分作品。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特雷弗的短篇成就和知名度都要高于长篇,要用几句话描述他笔下的短篇世界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个世界总归围绕着爱尔兰,围绕着这个国家从1920年代在传统农业和宗教神权主导下,向着21世纪初期迈向世俗化、现代化的转变,特雷弗将焦点对准了这种转变下,没落的庄园主,宗教兴盛与衰落下的牧师、修女,被生计和土地围困的乡村教徒,城镇生活中的情欲男女……这是一幅涵盖爱尔兰不同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画卷,它并不宏大,作家没有野心为它赋予类似编年史的特质,不追求全景式的巨细靡遗,现身其间的故事和人物总是遮掩在阴郁、晦暗的弧光里,无法完全被看清,又随着时间和记忆的叠层缓缓后退,如同画布正布满灰尘——这是特雷弗短篇小说的关键,一种永远停留在彼时彼刻的印象。
收录在短篇集《生活的囚徒》里的《爱上阿利亚德涅》或许能很好地体现这点,“在斑驳错落的碎片中渐渐浮现出一幅幅拼图。巴尼最初的记忆是一只倒扣的黄油盒,尤其是它上大下小的形状”——小说的开头,巴尼从记忆里搜寻过往,他三岁丧母,跟身为医生的父亲和佣人们住在乡间别墅,在二战期间成长,战争结束后前往都柏林学医,在那里,他认识了房东勒内汗太太的女儿阿利亚德涅。
巴尼渐渐爱上了这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孩,他谨慎地思量着怎样表达自己的爱意,最后决定邀请阿利亚德涅一块散步。在散步中,两人交换了各自残缺的童年生活,特雷弗对这场散步的描写几乎全由对话构成,虽然克制,但足以让人将它遐想成一段感情的起点。然而,小说家并不以满足读者的期望为故事向下走的动力,或者说,他早已为期望的落空做足了准备。散步过后,当巴尼再次回到出租屋,得知阿利亚德涅去了修道院,并且不再回来。关于阿利亚德涅的出走,她的奶奶芬内蒂太太隐晦地提及了女孩残缺童年里消失的父亲,在经历了“电车上的‘儿童事故’”后,这位父亲因畏惧自杀。
故事到此接近尾声,阿利亚德涅的内心世界完全交由巴尼和读者揣度。在她幼年时,因道德风波死去的父亲留下了羞辱和恐惧,带来了外人窥探和冷漠的眼神,这些足以摧毁一个孩子融入世界的渴望,以至于阿利亚德涅在成人后情愿将自己困在这栋房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巴尼租住进来后,发觉阿利亚德涅不像同龄人那样外出工作或求学,而是永远呆在家里做家务的缘由。在巴尼眼中,阿利亚德涅有着“古典美人气息”和“圣徒的表情”,举手投足都表现得克制得体,吸引巴尼的这份特质正是一直以来束缚阿利亚德涅的,即便巴尼表达的爱意已经非常克制和礼貌,但对于一个长久背负创伤的灵魂而言,它的出现意味着胁迫,它可能带来的混乱和失衡远超出这个灵魂所能承受的。阿利亚德涅选择了修道院,用高墙和誓言将自己困得更紧、更深。曾在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里落下的那场雪,以类似幻灭感的方式再次落在了都柏林的街头,巴尼站在雪夜的修道院外徘徊,“他环视灰色外墙时,没有窗帘的晃动,栏杆外也没有脚步声响起。这座丑陋建筑的深处藏着他曾目睹过的超凡的美好”。
丹麦画家威尔汉姆·哈默修伊画作
在特雷弗的这个短篇里,阿利亚德涅这个人物回答了什么是“生活的囚徒”,并非我们在此时此刻落入一个现实强加的困境,而是我们沉湎在一种过去带来的心绪或状态里,我们亲手造好了囚笼,困住自己。再回顾小说里,阿利亚德涅几次出场时,留下来的只有脚步声和说话声,“有时她会在暮色笼罩的门厅里低声说。说话时她刚从一扇门里走出,话音未落已消失在另一扇门后”,她从未以完整的样貌被巴尼忆起,她的形象接近19世纪丹麦画家威尔汉姆·哈默修伊画布上的女人,在色泽灰暗且冷峻的房间里,画中的女人独自一人,谨慎地留下背面或侧着的身影——永远不愿被看清。与其说,巴尼忆起的是一个具体且真实的人,不如说是一道被定格的残影,一种难以释怀的感受,它的结局与那个倒扣的黄油盒一样,会在多年后成为巴尼“记忆的碎片”。
1989年,特雷弗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提到,他将短篇小说视为一幅印象派绘画,“它的力量在于,它略去的东西,要不是很多的话,正好和它放进去的等量”。《爱上阿利亚德涅》中,巴尼视角中模糊的恋人和她身上没有完全说透的故事,践行了这种创作观。但这并不意味着特雷弗没有抓住细节的能力。有时候,他将这种能力放在了看似不紧要的地方,比如收录在短篇集《雨后》中的《寡妇们》,在初次介绍装修工利里时,特雷弗写他,“稀疏的灰发从他窄窄的额上直刷刷地梳向脑后。他两只手的食指、拇指、中指,还有上嘴唇和牙齿都被香烟熏黄了,那烟是他用一个小装置自己做出来的”。他可以写出手指、嘴唇和牙齿的细节,却在描述利里的样貌时,用一句“一种一下子叫不出名来的树篱动物”带过了,他提到了动物,又拒绝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动物。小说讲述了马修死后,曾为他干活的利里上门,向马修的遗孀凯瑟琳讨要一笔欠款,而凯瑟琳认定,向来做事细致的丈夫已经付过这笔钱。特雷弗模糊利里脸庞的细节,对应着他在这个人物身上留下的道德疑点:他是不是趁着马修死后没人对质,动了讹人的心思?利里身上的疑点又延伸到了马修这里,这个在妻子和邻居眼中有着好口碑的丈夫,是不是有未被知晓的秘密?马修死了,这些疑点和秘密都没有机会说清,用“略去的东西”,特雷弗为故事留下了绵长的余味。
如果说,《寡妇们》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道德疑云来呈现特雷弗“省略的艺术”,那么当小说家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爱尔兰土地时,这种“省略的艺术”便从私人的秘密转变为一种未被晕染开的历史记忆。收录在短篇集《出轨》中的《舞蹈教师的音乐》里,14岁的农家女孩布里吉德是这座爱尔兰乡间大庄园的洗碗女佣,她在这里的生活被庄园内一道厨房尽头的绿色大门隔开,门外是她未曾见过的艾弗拉德一家,门内是跟自己一起工作的厨娘和仆役,在这道门内,他们正分享着关于庄园内新来的舞蹈教师的风闻——他来自意大利,专程为庄园的小姐们教授交际舞。
小说里,特雷弗抹去了具体的年份,借由没有通电、仅靠油灯和壁炉照明的大宅,延续维多利亚乡绅传统、从意大利聘请巡回教师上门教授交际舞的主人家族,这些器物与风尚将故事定格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此时的爱尔兰乡村正被信奉盎格鲁-爱尔兰新教的地主阶层统治。
始建于1792年的爱尔兰摩尔庄园,在爱尔兰独立战争后成为废墟。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一个礼拜四的夜晚,应主人的要求,舞蹈教师在客厅里为全体佣人举办了一场小型演奏会。这是布里吉德第一次跨过绿门,走进那间华丽的客厅,她听到了让她此后怀念一生的舞曲。演奏会结束的那一刻,终止的音符似乎预示着旧时代的落幕,在20世纪初爆发的爱尔兰独立战争后,统治爱尔兰乡村的地主阶层走向没落,这种变迁在特雷弗笔下依旧没有留痕,他略去了独立战争、土地改革与经济动荡等所有宏大的历史编年,没有交代庄园破败的具体成因,没有写他们如何变卖家产、如何在失落中告别特权,甚至,他也略去了布里吉德在那扇绿门后,从少女走向暮年期间漫长而琐碎的几十年人生。
在处理时间上,出色的短篇小说家总能表现得游刃有余,门罗如此,特雷弗也不例外。随着“又过了一些年月,主人家的光景日渐衰落”,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已经是一幅跟华丽且繁忙的庄园生活不同的景象,“树被砍掉卖作了木材。石板瓦被从屋顶上吹落下来也没人管,落在哪里就留在哪里”。在这片被大面积留白的时空废墟上,庄园衰败的画面,与老去的布里吉德凭直觉确信依然留存着的那段钢琴旋律,成为小说家留下的两个遥遥相对的印记。这是特雷弗“省略的艺术”,将半个世纪的阶层倾覆与时代变迁,压缩进一个见证者的听觉和视觉残影里。当庄园的建筑与那扇绿门代表的等级制度都烟消云散,当昔日的主人与仆人都已作古,唯独那个14岁的洗碗女佣在油灯阴影里听见的乐声依然像幽灵般固执地徘徊在这片土地上。历史记忆在特雷弗笔下,最后留痕的只是“一缕不死的幽魂”。
作为一名成长于天主教主导社会中的新教徒,又在成年后长期隐居英格兰乡村、遥望爱尔兰故土,特雷弗一生都自觉地站在历史的边缘与生活的门廊之外,正如他在采访中提到的,“我们是局外人;我们在社会中没有位置,因为社会是我们观察、论述的对象。其他人在世界上闯荡”。在特雷弗的短篇小说中,他从未试着为笔下的人物或故事找到出路,也从未居高临下地审视他们的命运,“当代契诃夫”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因为足够冷静,所以能在最该落笔的地方选择省略;因为懂得包容温柔,所以愿意妥帖地安放普通人的创伤、秘密与遗忘。世界的喧嚣被按下静音键,在特雷弗构建的这座印象派画廊里,只有时间流逝后残余的微弱弧光,以及一位旁观者注视的双眼。
Dzo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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