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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eo Giuseppe Pani

利维坦按:

很多心理学家都试图辨认希特勒权力欲、偏执、暴怒与自我神话背后的心理机制。兰格的这份报告,并非对希特勒私人生活的猎奇式剖析,而是对一种毁灭性人格逻辑的预判:一个无法容忍失败、将自身命运等同于国家命运的人,一旦失去胜利的可能,便可能宁愿让整个世界陪葬,也不愿接受自己的终结。七十余年后重读这份报告,它不仅是一份关于希特勒的心理档案,更是一面关于独裁权力如何在自我崇拜、谎言与仇恨中不断走向极端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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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春天,哈佛大学精神分析学家沃尔特·C·兰格(Walter C. Langer)收到了一项来自威廉·J·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的委托。多诺万当时是美国政府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的负责人。该机构是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主要负责秘密行动。多诺万希望委托兰格为阿道夫·希特勒制作一份心理侧写。

“我们需要的是对德国局势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多诺万对兰格说,“如果希特勒是那个掌控全局的人,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野心是什么?他在德国人民眼中是什么形象?他与身边亲信相处时又是什么样子?”这位战略情报局局长希望了解希特勒的“心理构造——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他”。多诺万尤其想知道,当逆境日益加剧时,希特勒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希特勒早已习惯了胜利。从1933年到1943年,这位纳粹领袖一路从一个惊人的政治和军事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他先是夺取总理职位,摧毁德国的宪政秩序,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又相继入侵波兰、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北非多个国家以及俄罗斯。直到1943年之前,希特勒似乎始终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他摆脱宪政约束,撕毁国际条约,破坏贸易联盟,颠覆国际秩序,最终将整个世界拖入战争。

然而,随后接踵而至的军事挫败终于让希特勒的攻势停滞下来:1942年11月的阿拉曼战役,以及1943年1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多诺万想知道,如果战争的形势开始逆转,希特勒在军事、政治和个人层面上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你觉得能否围绕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分析?”多诺万问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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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战时秘密报告》(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The Secret Wartime Report)。© Wikipedia

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委托心理学家对外国领导人进行心理侧写,以判断其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多诺万对一项纯粹的学术研究并不感兴趣,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份“切合实际的评估”,能够提供具有实际情报价值的分析,帮助预测这位元首下一步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兰格召集了三位精神分析学界的同行共同开展研究,其中一人来自哈佛大学,一人来自新学院社会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另一人来自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New York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随后,他们开始着手工作。兰格深入研读希特勒的演讲和著作,从头到尾读完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两卷本,搜集报纸剪报和杂志文章,并采访了那些曾与希特勒共事、后来与这位纳粹领袖决裂、当时流亡海外的前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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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纽伦堡举行的“第四届纳粹德国党”会议(1929年8月1日至4日)。© The National WWII Museum

“世人已经认识到,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对权力有着贪得无厌的欲望、冷酷无情、残暴成性、毫无感情可言的人。他蔑视既有制度,且毫无道德底线,”兰格在阐述研究范围时写道。“在短短几年间,他竟设法攫取了如此巨大的权力,以至于只需几句含蓄的威胁、指控或暗示,就足以令整个世界为之战栗。”兰格写道,直到世界终于厌倦了希特勒的威胁与虚张声势,并认定这一切不过是虚张声势时,这位纳粹领袖才“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最具毁灭性的战争”。

据兰格反复听到的描述,希特勒是一个自负到极点的人,他需要时刻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无论事情大小,希特勒都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无论是经济、教育、外交、宣传、电影、音乐还是女性着装,”兰格报告说,“他认为自己在每一个领域都是无可争议的权威。”

一位曾经的希特勒亲信向兰格讲述了自己试图纠正希特勒某件事情时发生的情形。希特勒回答说:“我不可能犯错。我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兰格将这种“幼稚化思维”归因于情感发展迟缓,而这也导致希特勒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开场合,都经常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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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施特拉塞尔(1897-1974),德国政治人物、纳粹党早期成员。奥托·施特拉塞尔和他的哥哥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一同属于纳粹党左翼领导人,他们的政治思想被称作施特拉塞尔主义。©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兰格反复听到有关希特勒对下属肆无忌惮地大发雷霆的故事。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是纳粹党的早期成员,后来因经济政策分歧而与希特勒决裂。他告诉兰格,希特勒经常对自己核心圈子里的成员进行言语上的粗暴训斥。兰格写道:“暴怒与辱骂成了他最常用的武器。”除此之外,他还会当众贬低、羞辱他人,偶尔甚至诉诸谋杀。施特拉瑟的哥哥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同样是纳粹党成员,也因政策分歧与希特勒决裂,最终在“长刀之夜”中被杀害。

兰格写道:“他的一些最亲近的同僚认为,他会有意识地诱发这些暴怒,以恐吓周围的人。”另一位纳粹党的早期官员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告诉兰格,希特勒某些“时机恰到好处的暴怒发作”,其目的就是让身边的人陷入混乱,进而屈服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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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戈培尔,约1930年。© Roger Viollet/Getty Images

兰格还记述了一次社交聚会。当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都在场。希特勒借着幼稚的玩笑,当众奚落了这两人。

“你们都知道伏特是什么,安培又是什么,对吧?”希特勒对在场众人说道,“但你们知道一个戈培尔或一个戈林又是什么吗?一个‘戈培尔’,就是一个人在一小时内所说的废话的总量;而一个‘戈林’,就是能够别在一个人胸前勋章的总量。”

兰格观察到,希特勒利用广播和群众集会散布谎言与仇恨,以操纵公众舆论。兰格写道:“希特勒的演讲被恰如其分地形容为一种‘语言腹泻’。”他还记述,劳施宁曾将希特勒的演讲比作“灌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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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还听到了大量有关希特勒迷恋女性的说法。兰格写道:“希特勒喜欢身边围绕着漂亮女人。每当总理府举办宴会时,他通常都会要求电影公司送来几位女演员。”为了佐证这一点,兰格还附上了一张美联社照片,照片中的希特勒被一群年轻的电影明星簇拥着。

兰格还引用了一些未经证实的说法,涉及希特勒的性癖好与性能力,其范围从阳痿、同性恋到各种各样的性变态行为。兰格写道,希特勒“通过让女人在自己身上小便或排便的行为获得性满足”。

尽管这可能并非战略情报局局长所寻求的那种“可付诸行动的情报”,但兰格受过弗洛伊德心理学训练,因此将报告的很大篇幅用于对这位纳粹领袖进行精神分析。兰格写道:“希特勒最突出的心理防御机制,通常被称为‘投射’。这是一种心理技术,个体通过否认自身存在某些令人不快的冲动、倾向或特征,同时将它们归咎于他人,来保护自我。”

作为证据,兰格指出,希特勒指责政治对手大肆“散布谎言”,然而这种指控恰恰是希特勒自己用来攻击对手的手段。兰格推测,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实际上源于他对自身的憎恶:希特勒“将自身内部的个人问题与冲突转移到了外部世界,使之呈现为种族和民族冲突的规模”。

兰格将希特勒的暴怒、仇恨、执念与妄想,归因于一个不幸的童年:父亲粗暴蛮横,母亲虽然饱受情感折磨,却依然深爱着他。兰格还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分析希特勒对建筑工程的迷恋,尤其是位于德国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附近的“鹰巢”(Eagle’s 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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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拍摄的“鹰巢”入口隧道照片,隧道通往鹰巢的电梯,“鹰巢”位于画面上方。© wikipedia

兰格写道:“首先是一条漫长而艰险的道路,接着是一道戒备森严的入口,再经过一段漫长的隧道,最终抵达一个极难到达的地方。在那里,人可以独处,安全而不受打扰,尽情享受大自然所赐予的乐趣。从象征意义上说,人们很容易将其想象为一个孩子对重返子宫的构想在现实中的具象化。”

1943年10月,在多诺万的催促下,兰格的报告被匆忙完成。此时,希特勒虽然已处于劣势,却远未走到穷途末路。伦敦正遭受猛烈轰炸。有关一种能够改变战争进程的“奇迹武器”(Wunderwaffe)的传闻甚嚣尘上。以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为首的德国物理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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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264 V1 原型机。© wikipedia

戈林已经为这种武器开发出一种原型投送载具——梅塞施密特Me 264,被称为“美洲轰炸机”(Amerika Bomber),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曼哈顿。希特勒的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回忆说,希特勒“描述着摩天大楼如何变成巨大的燃烧火炬,彼此倾塌,爆炸城市的火光照亮漆黑的天空”。施佩尔还回忆,希特勒说道:“凭借这样的航程,我们就能以摧毁我国城市所造成的千倍代价报复美国。”

直到这份冗长报告的最后三页,兰格才终于给出了多诺万一直寻求的那份关于希特勒未来可能采取何种行动的“切合实际的评估”。根据访谈结果,以及对共计11,000页原始资料的审阅,兰格推演了希特勒在面临最终失败时可能作出的几种反应。

兰格认为,希特勒不太可能像人们所熟知的某些独裁者那样,试图逃往另一个国家。因为,逃跑这一行为最有可能彻底摧毁希特勒作为伟大领袖的神话,“没有什么比逃跑更能做到这一点”。

尽管兰格怀疑希特勒会允许自己落入盟军之手,但他并未排除这位元首扭曲的性格反而可能乐于接受这种结局的可能性。为此,他举出了16世纪一位宗教狂热分子的例子:当他所建立的神权崇拜团体被解散后,他竟要求人们将自己关进笼子里游街示众。兰格写道:“在希特勒身上,这种结局似乎不太可能,但一个极端受虐狂为了满足自身倾向,究竟会走到何种地步,却很难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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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剧照。© SBS

兰格确实认为,希特勒有可能在战斗中牺牲自己。兰格写道:“当他确信自己无法取胜时,他可能会率领部队投入战斗,并以无所畏惧、狂热不屈的领袖形象,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然而,兰格最终认为,希特勒同样有可能遭遇彻底的精神崩溃。兰格接着写道:“希特勒身上有许多特征已经接近精神分裂症。”他还认为,从盟军的立场来看,这并非一个坏结果,因为这将极大地动摇希特勒的神话。

兰格颇具先见之明地将自杀列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他知道,希特勒始终是一个被“幼稚化思维”驱使、动辄走向极端、完全无法理解妥协为何物的人。希特勒曾在斯大林格勒牺牲整整一支军队,又在突尼斯葬送了整个非洲军团。兰格逐字引用了希特勒那段充满宿命论色彩的狂热宣言:“我们绝不投降……不,永远不会。我们或许会被毁灭,但如果我们被毁灭,我们也要拖着整个世界一起陪葬……让整个世界陷入火海。”

兰格甚至指出,局势对希特勒越不利,他就越有可能变得顽固不化。兰格最后总结道:“他会竭尽所能继续战斗,动用任何能够想象出来、足以应对危局的武器或手段。他几乎可以肯定会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在他看来,这条路最有可能使自己获得永生,同时也能让他向一个自己所鄙视的世界施加最猛烈的报复。”

万幸的是,希特勒从未掌握过核按钮。

文/Timothy W. Ryback

译/树上的男爵

校对/tamiya2

原文/www.theatlantic.com/ideas/2026/11/hitler-langer-cia-psychoanalysis/689434/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树上的男爵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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