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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几乎每个中国人,上学时都背过《岳阳楼记》。很多人以为,写下这句千古名言的范仲淹,只是一个文采出众、清廉正直的文人。可很少有人清楚,这句文字,并不是他坐在楼阁里凭空抒发的情怀,而是他用一辈子的坎坷、磨难、失败,用流血流汗的实践,兑现的人生誓言。

他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从小寄人篱下,在贫寒困苦中长大;入朝之后,三起三落,多次直言进谏被贬出京城;他带兵驻守西北,以文臣之身抵御西夏,让敌人不敢轻易南下;他主持庆历新政,想要革除王朝积弊,救百姓于困顿。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家中清贫,却始终把天下苍生放在自己前面。

后世无数文人把这句话当成作文里的佳句,可真正读懂范仲淹才明白:这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是一个读书人穷尽一生去践行的信仰。

范仲淹,字希文,生于北宋初年。他的童年,满是心酸。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就早早离世,家中无力维持生计,母亲谢氏无奈之下,只能带着年幼的范仲淹改嫁到长山朱氏。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跟着继父姓朱,叫做朱说。寄人篱下的日子,自然谈不上安逸。朱家子弟挥霍无度,早早懂事的范仲淹,却习惯了克制与苦读。

直到长大之后,他偶然得知自己的身世,才知道原来自己并不属于朱家。那一刻,他内心百感交集。他辞别母亲,决心独自外出求学,靠自己闯出一条路。在醴泉寺读书的那段日子,是他一生最苦的时光。没有充足的粮食,他就煮一锅稀粥,等粥冷却凝固之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配着一点腌菜果腹,这就是后世流传的“划粥断齑”。旁人难以忍受这样的清苦,范仲淹却甘之如饴,日夜埋头苦读。

有人同情他,送来丰盛的饭菜,他却婉言谢绝。他说,如果习惯了美味,以后再吃不下粗茶淡饭,就无法安心读书。贫寒没有磨掉他的志气,反而早早在他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读书不为升官发财,不为锦衣玉食,而是要做一个能够帮助百姓、担当世事的人。

苦读多年,范仲淹考中进士,终于踏入仕途。从基层的地方小官做起,他不贪不占,一心为民。在地方任职期间,他修水利、兴学堂、安抚流民,每到一处,都留下不错的口碑。北宋朝堂风气看似平和,内里却弊病丛生,权贵盘根错节,很多官员明哲保身,遇事缄口不言。范仲淹不一样,看见不公之事,便直言上奏,哪怕得罪权贵也毫不退缩。

当时宋仁宗年纪尚轻,太后刘氏临朝听政。范仲淹上书,请求太后还政于皇帝,这番举动触怒太后,他直接被贬出京城。这是他第一次被贬。后来太后去世,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朝堂。可他依旧不改刚直的性子,弹劾朝中徇私的权贵,没多久再次遭到排挤贬官。两度贬谪,旁人都劝他收敛锋芒,学会圆滑自保,范仲淹却不为所动。在他看来,食君之禄,就该担责,沉默就是失职。

正当他在地方辗转任职之时,西北边境狼烟四起。西夏李元昊自立称帝,大举出兵攻打北宋。北宋承平日久,边关武备松弛,几次大战接连惨败,损兵折将,朝野震动。危急关头,朝廷想到了范仲淹,将他调往西北前线。一个常年舞文弄墨的文臣,临危受命去镇守边关,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

可范仲淹到了延州之后,立刻看清宋军的问题:兵力分散、将领权责不清、士兵疏于训练。他重新整编军队,淘汰老弱,提拔有勇有谋的底层将士,不再沿用旧有的死板制度。他不急于主动出击,而是加固城寨、开垦屯田、安抚边境羌人部落。羌人原本摇摆不定,在范仲淹以诚相待的安抚之下,很多部族选择归附大宋,不再依附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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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和韩琦的共同经营之下,西北防线焕然一新。西夏军队数次试探,都讨不到便宜,西夏军中慢慢传出一句话:“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有范仲淹在,他们不敢轻易进犯。边关渐渐安定,百姓不用再饱受战火屠戮。一介书生,凭着谋略与格局,稳住了摇摇欲坠的西北边疆。这也是范仲淹人生当中,最为耀眼的军功时刻。

边关局势缓和之后,宋仁宗清楚看到王朝内部堆积的重重隐患:冗官、冗兵、冗费,国库空虚,百姓赋税繁重,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庆历三年,仁宗把范仲淹调回中央,任命他为参知政事,主持改革,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迅速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十条改革主张:整顿吏治、裁减冗官、改革科举、减轻徭役、重视农桑。改革的核心,就是拿臃肿腐朽的官僚体系开刀。新政一开始推行,朝堂风气为之一新。可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大批权贵、庸官接连抱团反击,不断造谣诬陷,污蔑范仲淹和新政官员结党营私。

流言愈演愈烈,仁宗的决心慢慢动摇。仅仅一年多时间,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草草落幕。所有新政措施陆续被废除,范仲淹再次离开京城,远赴邓州。一场想要拯救大宋的变革,终究以失败收场。

也就是在邓州,好友滕子京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的图纸,请范仲淹为新修好的岳阳楼写一篇记。此时的范仲淹,远离朝堂,壮志难酬,变法失败的遗憾压在心头。他没有去过岳阳楼,仅凭一张图纸,提笔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仕途起落,贬谪流离,理想受挫,他没有陷入消沉抱怨。无论身在朝堂,还是远在地方,他牵挂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得失荣辱,而是天下苍生。

晚年的范仲淹依旧辗转各地为官,走到哪里,便把善政带到哪里。他拿出自己的俸禄,在家乡苏州设立义庄,购置田地,用来赡养同族里面贫困的族人,接济孤儿寡母,开办义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宗族慈善机构之一,福泽后世数百年。他身居高位,家中却十分简朴,除非宴请宾客,平日里肉食都很少上桌。他叮嘱子女,不要追求奢华,守住本心。

皇祐四年,范仲淹在徐州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他离世的消息传开,各地百姓纷纷痛哭,羌人部落的首领也自发举哀。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他不是常胜将军,改革也没能成功,一生多次被贬,抱负没能完全施展。论官位,他算不上权倾朝野;论财富,他一辈子清贫度日。但是,他为后世读书人树立了一座精神标杆。

很多古代的士大夫,读书求仕,目的是光耀门楣、保全自身。范仲淹跳出了这个局限。得意之时,他想着革除弊病;失意之时,他依旧心系百姓。苦难没有扭曲他,挫折没有磨灭他。

后世无数人诵读《岳阳楼记》,很多人只记住了华丽的文辞,却忽略了文字背后沉重的担当。“先忧后乐”,短短六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多数人,都是先顾及自己的喜乐,再去看世间风雨。可范仲淹,用自己坎坷的一生,实实在在做到了。

岁月流转,北宋的繁华与纷争早已消散。当年反对新政的权贵,湮没在历史尘埃里,而范仲淹的名字和他的理想,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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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范仲淹太执着,明明可以安稳做官享受生活,非要迎难而上,不断给自己招来祸事。在你看来,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放到今天还有意义吗?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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