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对日本最记仇的国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国、韩国,可很少有人想到,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藏着一份刻骨铭心的血债。
这份仇恨从哪来的?答案得从婆罗洲丛林里的一座战俘营说起。
1942年新加坡陷落,一万五千名澳军官兵成了日军的阶下囚。这些人被分送到樟宜战俘营、泰缅铁路各处做苦役,光在泰缅铁路上就有近三千人丢了性命。死在日本人手里的澳军战俘,前前后后加起来大约八千。
可这些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地方叫山打根。
山打根在婆罗洲,被历史学家称为日军战俘营里条件最恶劣的一处。这里前后关押了2428名澳英战俘,其中澳大利亚人1787名,英国人641名。等到战争结束,活着走出去的只有6个澳大利亚人,英国战俘竟然全军覆没,一个都没能生还。
幸存者基思·博特里尔生前回忆,营里人人带病,痢疾、疟疾肆虐,疥疮和营养不良是家常便饭,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死亡的气味。他亲手埋掉的同伴,多达数百人。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战俘的处境反而雪上加霜。口粮削减到近乎为零,死亡率一路飙升。到了年底,日方干脆下了死命令——不管用枪杀、投毒还是绞刑,必须让所有战俘一个不留。
既然注定要死,日本人便起了歹毒的心思:撤退时让这些骨瘦如柴的战俘充当驮运物资的牲口。
那是一条后来被称为“死亡行军”的路。饥饿虚弱的战俘被迫徒步约250公里,穿越地球上最崎岖的热带原始丛林。茂密的植被遮天蔽日,战俘们管那里叫“绿色的牢笼”。病倒的人就地等死,走不动的直接被枪杀或刺死。博特里尔说,走了几天后,所有人都成了行尸走肉,倒在树桩上就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死去。
更骇人听闻的暴行还有不少。有档案记载,日军曾以身上溃疮太多为由砍掉战俘的四肢,再把躯干运到下游营地供人食用。食人、钉十字架、阉割、毒打——这些词写出来都让人脊背发凉。
1945年5月,在行军终点拉瑙,还发生了一件让澳大利亚人永世不忘的事。日军发现战俘偷了食物,把30名澳大利亚战俘排成一列,扬言没人认罪就全部枪毙。千钧一发之际,二等兵里奇·默里向前迈出一步,承认食物是自己偷的。他心里清楚,这一步就是迈向死亡。他被带走殴打,最终被处死。历史学家西尔弗评价说,这是澳大利亚军事史上最勇敢的举动之一。
日本投降前夕,澳军突击队员洛夫蒂·霍奇斯随队空降婆罗洲,救出了包括博特里尔在内的三名幸存者。身高马大的霍奇斯像抱婴儿一样抱起皮包骨的博特里尔,一路照料带回。这份生死之交,两人维持了一辈子。
战后真相浮出水面时,惨烈程度让澳大利亚政府决定不向遇难者家属公开全貌。像遇难者之子弗兰克·默里这样的人,五十年里只知道父亲“死于疟疾”,直到历史学家翻遍档案,才让他找到了父亲的墓地,也知道了父亲牺牲的真相。
2000多具遗骸被收殓,如今安放在山打根。今年5月,人民日报记者走访了山打根纪念园。每逢4月25日“澳新军团日”和8月15日“山打根纪念日”,园内都有追思活动。去年,山打根一座教堂的纪念花窗揭幕,全部由遇难者亲友出资建造。堪培拉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里,一面照片墙上挂着近1800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是儿子、兄弟、丈夫。
血债岂能不算?澳大利亚在战后表现得异常强硬。它是盟国里唯一坚持要审判天皇的国家,美国不答应,东京审判首席法官的位置就给了澳大利亚人韦伯。山打根那十名日军看守被送上法庭,博特里尔的证词起了关键作用。澳大利亚还自己开设军事法庭,追查乙级、丙级战犯,一直审到1951年,时间比任何盟国都长,处决人数也名列前茅。
所谓“拒绝日本投降”,说白了就是不肯轻描淡写地翻篇。日本面对这样的态度,哑口无言。
除了山打根,澳大利亚本土也挨过打。1942年2月,242架日本飞机轰炸达尔文港,一天炸死200多人。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被外敌打到本土,偏偏英国自顾不暇,总理柯廷只好转向美国求援。憋着一口气,澳军在新几内亚与日军血战到底,补给断绝的日军连野菜、老鼠都吃光了,成批倒在丛林里,这一仗成了日本老兵最不愿提起的噩梦。
八十多年过去,照片墙还在,纪念花窗还在,每年4月25日照样有人献花。
仇恨可以随岁月淡去,真相却一天也不能丢。遇难者的亲属说,他们宁愿永远心痛,也不愿让自己的心变成一块石头。
这份坚持,或许正是历史留给我们最深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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