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长居日本的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记者德米特里·加夫里洛夫甫一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随身携带的日元现钞兑换成人民币。在日本多年养成的生活惯性中,出门必揣几张纸币几枚硬币——买杯咖啡、搭趟公交、甚至拧开一瓶矿泉水,手里有现金才安心。
可短短数日穿梭于APEC会议现场与南山、福田商圈之间,那叠崭新的人民币竟始终未离钱包半步。一位习惯指尖触碰纸币温度、耳畔听闻硬币清脆落袋声的人,在深圳仅凭一部手机便完成全部消费动作——这种真实发生的转变,比任何精心剪辑的城市形象片都更具说服力。
他在镜头前坦言:“直到今天,我连一次现金都没动过。”停顿片刻后又笑着补充:“我真的特别喜欢深圳,完全没想到这里会如此令人惊喜。”临别之际,他望着地铁闸机上一闪而过的绿色通行灯,脱口而出:“在深圳,还有谁会特意掏现金呢?”
由此引出一个值得深挖的问题:一位在现金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度生活多年的访客,为何踏入深圳后会自然放弃使用实体货币?两种支付生态之间的鸿沟,究竟是如何经年累月、层层累积而成的?
落地即换钱,结果整沓钞票原封未动
加夫里洛夫此行专程赴深报道2026年APEC会议周。刚走出机场海关通道,兑换柜台工作人员便善意提醒:日常消费用微信或支付宝扫码即可,无需急于兑换大量现金。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启行程——展馆签到、商场购物、网约车接驳、便利店结账……全程轻点屏幕、对准二维码,那叠人民币静静躺在衣袋深处,未曾开封。
这句看似随意的感叹,背后却有扎实的数据支撑。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最新统计,2026年1至9月,境外人员在深圳发生的非现金支付交易达1.63亿笔,总金额达238.83亿元,同比分别跃升19.66%与26.65%。
微信支付方面,2026年1至10月,境外用户通过绑定国际银行卡完成的支付笔数同比增长74%,借助合作境外电子钱包(如韩国KakaoPay、新加坡GrabPay等)直接扫码的交易量更飙升84%。外籍人士来深“一扫即付”,早已不是偶发个案,而是被反复验证、高效运转的常规操作流程。
若把这一现象拆解开来,其便利感并非源于深圳消灭了现金,而是这座城市提前为国际访客铺设了多条并行不悖的支付通路。
商户端,全市支持境外银行卡刷卡的门店已突破5万家;取现端,3400余台ATM全面开通外卡取现功能;交通端,自9月10日起,深圳地铁全部17条运营线路、总计432座车站,同步启用维萨、万事达等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服务。
换汇网络方面,全市布设银行网点超1600家、外币兑换点逾100处,覆盖机场、陆路口岸及重点涉外酒店,可办理币种多达47种,并于APEC筹备期提前5个月实现21个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备付——此举系国内大型国际活动首次达成此类全覆盖目标。此外,小微商户与巡游出租车司机手中,还配备了超过6万个标准化“零钱包”,确保小额找零顺畅无阻。
这里有个常被游客忽略的关键细节:深圳并未切断现金流通路径,而是将扫码、刷卡、取现、换汇、数字钱包五条支付渠道并列呈现,尊重每位使用者的既有习惯与现实条件。
加夫里洛夫选择了最顺手的扫码方式,现金因此留在口袋;倘若他临时遗失手机、未完成银行卡绑定,亦可随时切换至其他通道完成支付。他那句“谁还用现金”,实为个体体验下的情绪化表达,绝不可误读为深圳已全面淘汰现金系统。
沿着他的足迹继续推演,真正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为何在日本,现金至今仍是多数民众不可或缺的支付选择?答案需回到两国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中去寻找。
同样是高收入经济体,钱包里的构成差异究竟从何而来
先看日本的基本面。日本经济产业省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该国无现金支付渗透率达58%,表面看并不逊色。但细究结构可知,信用卡类支付占无现金总量的82.7%,而二维码支付仅占10.2%。
更具象的信号是:日本时隔11年重启大规模铸造1日元硬币,年度产量由原计划2000万枚大幅上调至1.32亿枚——只因小额交易场景对硬币仍有稳定且刚性的需求。纸币与硬币在日常消费中的基础地位,并未被移动终端真正撼动。
若将时间轴拉得更长,差距的源头其实比公众普遍认知的还要早。2015年,韩国非现金支付占比已达89%,中国为60%,美国为45%,而日本仅为18.4%。
近年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无现金转型,2018年曾提出“2025年达40%”的目标,如今58%的成绩虽属进步,但与二维码深度嵌入民生毛细血管的经济体相比,发展路径与推进节奏存在本质不同。
首当其冲的是商户侧成本门槛。在日本,信用卡单笔交易手续费普遍处于1.98%—3.25%区间,主流方案多锁定在3.24%,且费用几乎全部由商家自行承担。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2026年4月发布的行业报告,零售企业支付手续费占销售额比重,十年间上升约45%;餐饮业该项支出更是接近翻倍。
对于利润微薄的小型店铺而言,3个百分点左右的固定扣费,足以令一笔原本盈利的交易转为亏损;相比之下,收现金零成本、无需购置POS机、不惧网络中断,自然成为更稳妥的选择。
反观国内,扫码支付费率长期维持在极低水平,一张静态收款码贴纸即可启用,设备投入趋近于零。夫妻杂货铺、菜市场摊主、社区小饭馆都能轻松接入,这才是二维码能迅速下沉至基层商业网络的根本动因。
再看人口结构变量。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9.4%,位居全球老龄化程度榜首。老年群体对智能手机操作普遍生疏,同时高度担忧信息泄露、账户盗刷及支付纠纷风险。商户顺应主要客群习惯,自然保留传统收银方式——这不是靠行政指令短期内可扭转的局面,只有当消费者行为发生结构性变化,终端升级才会水到渠成。
另一重常被忽视的因素,是技术演进路径的分野。某种程度上,中国跳过了信用卡主导阶段,直接由线上电商担保交易迈向二维码扫码时代。2004年支付宝诞生于淘宝担保机制,2011年推出条码支付雏形,2013年8月微信支付上线,2014年春节微信红包引爆全民绑卡潮,当年关联银行卡的钱包账户突破1亿大关。
随后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叠加4G网络全面覆盖,“打车—外卖—买菜—缴费”等高频小额场景,将扫码习惯悄然植入日常生活肌理。而日本早已拥有成熟稳定的信用卡体系与交通IC卡生态,既有的硬件设施与用户心智占据主导,二维码要重构整套基础设施,迁移成本远高于中国当年的“白纸作画”。
文化心理与社会信任维度同样关键。日本社会治安良好,随身携带现金安全性高;在婚庆礼金、丧葬奠仪、寺庙参拜等仪式性场合,纸质货币承载的情感价值与象征意义,是数字账户难以替代的。
加之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金融机构频繁动荡的历史记忆,许多民众对实体货币仍抱持着一种深层的心理依恋。多重因素交织共振,最终塑造出当下“信用卡为绝对主力、二维码为新兴补充、现金稳守基本盘”的三足鼎立格局。
因此可以明确判断:中日支付生态的差异,绝非一句“技术先进与否”所能概括。它是商户经营成本结构、老龄人口占比、历史技术路径依赖、社会信任机制与文化心理惯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本政府新设定的目标是2030年无现金比例达65%,长远向80%迈进,但每一步推进,都必须跨越小微企业成本承受力与老年客群接受度这两道现实关卡,节奏注定稳健而审慎。
厘清这本复杂账目,再回望深圳“一机走天下”的流畅体验,便会意识到它并非坚不可摧。一座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城市,不仅要有最便捷的主干道,更要为不熟悉这条路的人,预留清晰可靠的备用通道。
除手机之外,还铺设了几条坚实后路
首先要正视一个基本事实:移动支付在中国确实已成为主流选项。权威数据显示,全国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从核心商圈到城中村夜市,二维码标识随处可见。但主流不等于排他,现金从未退出法定货币序列。
央行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中经常使用现金的比例超过75%,其中县域地区达80.4%,城市地区为67.6%;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小微经营者对现金的依赖度依然显著,这些群体的日常经济活动,尚未被智能手机完全覆盖。
制度层面的保障机制同步强化。自2026年2月1日起,《人民币现金收付及服务规定》由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金融监管总局联合施行,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人民币法定地位,建立拒收现金行为常态化整治机制。
凡采用人工收款、面对面服务模式的经营主体,一律不得拒收现金,亦不得对现金支付设置歧视性条件。无论扫码多么高效,商家都无权将坚持使用现金的顾客拒之门外。
聚焦本次深圳APEC涉外服务保障,备份通道建设尤为周密。境外银行卡可直接刷卡消费;国际银行卡可绑定本地支付平台;合作境外电子钱包支持直连扫码;现金取现与兑换网络全域覆盖;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则实现“可碰、可视、可扫”三位一体功能——无需绑定银行账户、无需中国大陆手机号,持香港八达通或境外银行卡即可充值,在深圳近4万家商户通用。
自11月3日起,同一张硬钱包可在地铁全部17条线路、432座车站及近900条公交线路上“碰一碰”通行,全程无需打开App、无需联网,即便手机关机或电量耗尽亦可完成支付——这正是为极端场景预设的离线应急方案。
这里有两类常见误读亟需澄清。一类是将个别前沿城市的体验泛化为“全国已彻底告别现金”,另一类则反向推断“扫码普及=现金即将消亡”,二者皆失之偏颇。
实际情况是多种工具协同互补:二维码适用于高频小额日常场景,银行卡承接中大额交易,现金保障基础兜底功能,数字钱包拓展跨境与离线能力;深圳作为对外开放门户城市,又叠加APEC重大国际活动契机,涉外支付配套经历了一轮集中强化升级,其服务水平不能简单等同于全国所有地级市现状。外籍嘉宾扫码顺畅,不等于乡镇集市老人、流动摊贩都能获得同等数字化便利。
移动支付自身存在的脆弱性亦不容回避。手机电量告罄、网络信号中断,付款码即刻失效;绑定银行卡后,面临钓鱼链接诱导、免密支付滥用、消费数据过度采集等现实风险;对部分老年人、视障人士及数字技能薄弱者而言,复杂的界面操作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若整个支付体系过度依赖单一技术路径,一旦遭遇区域性停电、通信中断或大规模设备故障,系统韧性将被集中考验。这些常被赞誉声遮蔽的短板,恰恰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着力补齐的关键环节。
我的观点非常清晰:支付工具的竞争,终极标尺从来不是谁淘汰旧方式最彻底,而是谁能确保不同年龄层、不同使用习惯、不同国籍背景的人群,都不至于被挡在交易场景之外。
展望未来,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将持续深化,境外银行卡、电子钱包与境内扫码网络的融合度将进一步提升,来华消费的便利性将持续增强;但现金作为最后一道安全底线的地位不会动摇,数字人民币硬钱包、离线支付等冗余机制也将同步迭代完善。
二维码支付将日益普及,现金也将长期稳居钱包一角,二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一座真正有底气的城市,是让哪怕不擅操作智能手机的老人、初来乍到的外国游客、临时断电的上班族,都能从容完成每一次支付,安稳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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