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策胡懋仁主张,在当下人才培养、干部教育当中重新主推“又红又专”这一表述。粗看是接续传统、坚守方向,细细辨析,其实是忽略了历史语境的变迁,看不清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话语体系拨乱反正、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参照,就是1988年《红旗》杂志更名创办《求是》。读懂这次刊名调整的深意,就能明白:审慎使用“又红又专”,不是丢掉原则,而是摆脱旧话语裹挟的历史包袱,坚持实事求是。

“又红又专”的提法,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当时有特定的历史作用。它原本的要义,是纠正两种偏向:一是不问政治、埋头业务的倾向,二是脱离业务、空谈政治的倾向,主张政治与业务统一。这个内核,放到今天依然有合理价值,和我们今天强调的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精神上是相通的。但一个提法,不能只看它最初的文本原意,还要看它在长期实践中被怎样解读、被扭曲成什么样,附着了怎样沉重的历史记忆。

在之后一段时期的运动当中,这个二元划分的表述很容易被简单化、绝对化。“红”常常被简化成表态、站队、口号,而“专”随时可能被贴上“白专”的标签。不少踏实钻研业务、潜心科研治学的人,仅仅因为不擅长高调的政治表达,就遭到批判和打压。“红压倒专”、政治标签优先于实绩本领,成了这一口号在很多人记忆里难以抹去的负面印记。它原本辩证统一的初衷,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常常异化为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这就是关键矛盾:内核可取,但这个话语外壳,已经承载了太多被异化、被扭曲的风险,极易被复古叙事截取利用,重回标签化、运动化的老路。

回看《红旗》改《求是》,逻辑完全相通。《红旗》杂志在建国初期的理论宣传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长期的历史演变,让它的话语范式和特定年代的斗争式宣传、口号化动员深度绑定。改革开放之后,全党回归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路线,需要一套更加务实、尊重规律、聚焦实践的理论阵地。更名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是淡化理想信念,而是主动和过去那种重论战、重口号、脱离实际的话语模式切割,把理论工作的重心放到研究现实问题、尊重客观规律上来。是守根本之正,弃形式之旧。放到“又红又专”这个问题上,道理一模一样。我们不需要抛弃“政治过硬、本领高强”这个根本要求,但是完全可以选择更稳妥、更适配新时代的表达。“忠诚干净担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些新表述,既承接了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相统一的要求,又跳出了“红/白”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不容易滑向简单贴标签、重表态轻实干的形式主义。新表述的优势,在于它的内涵是开放、务实、面向实践的,自带拨乱反正之后的历史共识,没有旧口号附带的历史暗伤。有人会说,提法本身没错,错的是后来执行的人。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话语本身有引导性。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二元划分的口号,在特定氛围里极易被极端化解读。话语选择,本身就是风险预判。明知它容易被复古思潮拿来做文章、容易唤醒旧的斗争式思维,还要主动把它推为主流表述,就是刻舟求剑。胡懋仁的主张,问题不在于认同“政治和业务都要抓好”,而在于把一个在历史上多次被扭曲、语境已经过时的旧口号,当成当下首选的概括,看不到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路线迭代的成果。我们要区分两件事:承认这个提法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价值,和主张它作为今天主流推广的表述,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不是要全盘否定、彻底封禁这个历史名词,在党史学习、历史文献梳理当中客观介绍它的由来和原意,是正常的历史研究。但是,不适合把它拿来作为新时代育人、干部建设的主推口号。

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立场、德才兼备的育人原则;而不是固守某一个年代的特定口号。传承红色传统,是传承精神内核,不是复刻旧时代的话语外壳。

当年《红旗》更名《求是》给我们的启示历久弥新:真正的理论自信,是立足现实、尊重历史教训,主动淘汰容易滋生教条、激化对立的话语范式,而不是抱着旧符号不放。审慎对待“又红又专”,优先使用“忠诚干净担当”“德才兼备”这类更科学、更稳妥的表述,正是实事求是,正是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