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福田那边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去年被带走的时候,他老婆在经侦门口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她说:“钱是老板让他转的,转给老板自己另一家公司用,他就是一个签字的,怎么也算共犯。”
这话搁在挪用资金罪的案子里,几乎每个经手人的家属都说过。签字的是你,流水上走的是你的U盾,但钱去了哪里、谁决定的、为了什么,这些才是检察院真正要看的东西。
上市公司这个场景,跟普通公司不一样。钱从上市公司出去,经过几道手,最后落在关联公司账上,中间还套了一层“委托理财”或者“供应链付款”的壳。生物谷那个案子就是这么走的。林艳和是上市公司实控人,同时也是金沙江投资的实控人。他安排财务总监贺元,用投资理财的名义把上市公司资金转出去,外面过了好几家公司,最终流向金沙江投资,用于金沙江的日常营运和还债。昆明那边一开始按挪用资金罪对他取保候审,最后判的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三年。
这个案子值得家属琢磨的地方在于:**同样是上市公司实控人把钱弄到自己另一家公司,罪名可以不一样,刑期也可以不一样。**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和挪用资金罪,量刑档次不同,构成要件也不同。检察院最终选哪个罪名起诉,取决于资金流向的证据链怎么搭、主观故意怎么证明、有没有“归个人使用”的情节。
家属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钱没装进自己口袋,只是借给合作公司周转,也算挪用?”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没有一个一刀切的答案。公安部经侦局2004年那个批复说得很清楚,挪用资金罪的“归个人使用”参照挪用公款罪的立法解释,三种情形:给自然人用、以个人名义给单位用、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给单位用但谋取个人利益。第三种情形是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案子里的主战场。老板决定把上市公司的钱借给关联公司用,如果他在关联公司里有个人利益,那就踩线了。如果没有个人利益,纯粹是集团内部资金调配,辩点就落在这里。
最高法再审的顾某某那个案子,6300万那一笔改判无罪,核心逻辑就是这个。钱从第三方公司转到顾某某控制的另一家公司,但始终在单位之间流转,没有进个人账户,也没有证据证明顾某某或者姜某某从中谋取了个人利益。再审法院说得很直白:原审参照旧司法解释把“给私有公司使用”等同于“归个人使用”,适用法律错了。这个案子是2018年最高法刑再4号,到现在还是辩护律师引用的标准案例。
但顾某某另一笔2.9亿的就没跑掉。那笔钱是他指使下属从上市公司调出来,用作个人注册公司的出资款。钱最终落在个人出资的注册资本里,用途是个人营利,这个结构就绕不过去了。
所以资金用途这件事,在挪用资金罪里不是量刑情节,是定罪情节。四档情形入罪门槛不一样:归个人使用超三个月未还的,五万起;进行营利活动的,五万起,不看三个月;进行非法活动的,三万起,不看时间和数额。同样一笔钱,检察院往哪个档里放,取决于资金最终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深圳中院判过康达尔那个案子,罗爱华被控挪用1650万买房,一审判了无罪。法院的逻辑是:那1650万不是上市公司的钱,是前海光信公司对委托协议理解错误转出去的,罗爱华用的是中财汇金公司的资金,她跟中财汇金之间是个人债务关系,后来也清偿了。这个案子的辩护核心不在“有没有转钱”,在“转的是谁的钱”。上市公司资金经过委托理财出去之后,性质变没变,是这类案子的关键争点。
家属在这个阶段最容易做错的事,是让当事人“把话说圆”。人刚进去,办案单位问“这笔钱谁决定的”“你知不知道用途”,当事人一慌,把老板的指令、自己的猜测、事后才知道的信息搅在一起说。口供一旦做成,后面再想改,要费几倍的力气。李修蛟律师团队办这类案子,会见时问的第一组问题从来不是“你做了什么”,是“你当时知道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谁告诉你的”。主观故意的证明,靠的是客观证据——邮件、微信、审批单、会议记录——不是靠当事人事后回忆。
福田看守所在梅林那边,南山在麒麟路。地址家属查得到。查不到的是,那笔从上市公司出去的钱,在司法会计鉴定报告里被分成了几笔、每一笔对应哪个用途、哪一笔跟当事人的签字有关。这个答案在卷宗里,在律师阅卷之后才能拆开看。家属能做的是把当事人电脑里的审批记录、邮件往来、微信聊天备份好,别删,也别整理。原样留着,等律师来看。
#上市公司挪用资金罪辩护 #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认定 #关联公司资金流转是否构成挪用 #生物谷林艳和案 #深圳挪用资金罪律师李修蛟 #挪用资金罪用途认定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区别 #挪用资金罪无罪判例 #福田看守所会见 #南山看守所地址 #深圳看守所电话 #广州看守所律师预约 #东莞看守所家属须知 #佛山看守所取保流程 #珠海看守所导航 #中山看守所地址 #家人涉嫌挪用资金罪怎么办 #挪用资金罪营利活动认定 #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刑事风险 #顾某某挪用资金再审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