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还有手搓的时代,赶紧形成文字”,这不是我的话,是本书统筹宋老师的话,我深以为然。
戎默老师供职上海古籍出版社,深耕古籍出版,他在《上海书评》等平台的文章,我大半读过,实践性、故事性都强。所以,那天,在朋友圈看到戎默《与古为新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10月版)出版的消息,第一时间下了一单,两三天时间,就读完了,获益很多。札记如下:
一是即便发表过的诸篇,戎默老师也进行了润色与核对。如《古籍出版的取与舍——〈人境庐诗草笺注〉出版史探隐》,《上海书评》版有句话“跋文中提到该书建国后出版的版本对原1936年商务版似有不小的删改。将1936年商务版与建国后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两相对照,确实”,我初读时,就觉得很啰嗦,这次改成“跋文中提到该书后来的版本有不小的删改。将1936年商务版与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两相对照,确实”,孰优孰劣,一望便知。另外,还有些引文,我复核了下,也有不同。这就是编辑出身的作者的好处,文字不断优化、克制、节约,而且能自觉按照编校规范写作,不知给编辑省了多少力。我工作中最幸福的一次,就是为一位编辑出身的学者整理的古籍作责编,谈不到多高明,但真的省力,真的能学到东西。
二是通过史料见世道人心。自2013年起,我不断读钱仲联先生的书,有种隐隐约约的感触,在所谓“江苏四老”——任半塘、唐圭璋、钱仲联、程千帆之中,钱先生对政治是最敏感的,在与政治关联最弱的古籍整理工作中,都能感觉到他对政治的噤若寒蝉、如履薄冰;甚至钱先生弟子写纪念钱先生的文章、著作中,也能感觉到对政治的回避。这当然由钱先生与汪伪政权的关系而起,但我一直以为钱先生著作中体现出的那种敏感,已经是极限了。不过读了《古籍出版的取与舍——〈人境庐诗草笺注〉出版史探隐》发现,实际上钱先生可能更敏感,比如钱仲联最初主动删去了太平天国、义和团相关诗作,出版社反而认为不应删去,请作者补回。出版社在政治正确与客观事实之间尽力平衡,才避免了钱仲联先生可能出现的一边倒。这与现实中大家对出版社的印象颇不吻合,只有出版社为了规避敏感话题删作者东西的道理,哪有让作者自己补回敏感话题的事情。
另外,对钱仲联先生,钱钟书是有些不阴不阳的怪话的,我一直不以为然,古籍整理的种种难处,钱钟书先生这样的聪明人未必能深度体会。但按戎默老师所述,在当年的特殊环境下,钱钟书的批评是学术层面的,而对政治过度敏感的钱仲联先生恰恰可以拿这种学术批评做理由、借口,甚至保护伞。恰如出版行业所谓“申辩”,即有些问题不是政治错误,而是学术争议。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三是一字之差的另一个故事。《有关“一字之差”的两个故事》中,戎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沁阳与泌阳,一个是周汝昌收到一封“一定”误作“不一定”的编辑来信。笔者也有个关于一字之差的周汝昌故事,有年看到了俞平伯先生(也可能我记错了)的信件(也可能是日记)手稿,其中有几处很突兀的“周末来”,我就好奇,为什么突然提到周末,这和周末没关系啊,后来发现,应该是“周未来”,即“周汝昌没来”。
四是笔者的一点“不满”。纵观诸篇,都是戎默老师对已经湮没史料的钩沉,他并非亲历者。只有最后一篇《记陈尚君先生和他的〈唐五代诗全编〉》,戎默老师系主要亲历者之一,想必他掌握着大量的一手甚至独家资料,但写得太少了,或许以后可以对自己责编的书,诸篇撰写编辑手记,单独成一书。
另外,感叹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档案工作,真的是厉害。但即便如此厉害,也会有很多遗憾,比如《瞿蜕园整理〈文馆词林〉初探》中,瞿本“消息至此杳然”,但后来戎默在办公室壁橱中发现旧书稿一箱事。我想起刚工作那会儿,在老东家参与一套古籍整理本的出版,有一间小屋子,专门存放各类稿件和作者交流信件。或许,有不错的史料价值,不知道在不在了。
我一直有个感觉,编辑手记,只要不是内容简介或歌功颂德式的,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学指导意义,毕竟编辑是“成书中”环节不可取代甚至独一无二的,他所掌握的幕后材料,读者不会掌握,甚至作者都未必掌握。比如戎默这本书,如果不是他对档案的钩沉,除钱仲联先生的身边人外,旁人绝不会知晓钱先生远比著作中体现的更如履薄冰;再就是,戎默钩沉档案、比勘文献的方法,都很简单,但很有实践性,可以学习下。
说回标题——趁着还有手搓的时代。前几天,我转发了篇文章“文史学科的传统研究方式必将消亡”,阅读量不小。但我不认可这个说法,即便消亡,也不是在当下。趁着当下,赶紧手搓,戎默老师这本书或是一个例证,只要陈尚君《唐五代诗全编》的责编不是AI,那很多一手史料只能是包括戎默老师在内的责编们来制造、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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