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下网友的回答:
我们来仔细探讨下:
许多人谈起王安石变法,总绕不开司马光的阻挠、宋神宗的态度、吕惠卿等人的争夺。这些人和事都影响了变法,却解释不了一个现象:青苗法推行不久,反对声里便出现了大量关于抑配、催征、扰民的具体控诉。
把这些争议统统归为守旧官员造谣,很难说明农民为何也卷入其中。朝堂上的党派好恶之外,还有一套财政安排在持续制造麻烦。
这套安排,可以从常平仓说起。
宋朝设置常平仓,主要任务是调节粮价、预备灾荒。粮贱时收进,粮贵时卖出,遇到歉收,仓中积谷还能接济百姓。广惠仓也承担救济职能。它们的价值,平常日子未必显眼,一旦碰上水旱灾害,便可能决定一县百姓能否熬过青黄不接。
青苗法推行时,常平、广惠仓的钱谷被用作放贷本钱。农民可以在缺粮缺钱时向官府借贷,等收获后归还本息。按照朝廷规定,每料收息二分。制度设计要求民户自愿请贷,希望减少兼并之家趁灾荒放债牟利的机会,官府也能从中获得收入。
纸面上的安排十分周全。麻烦也由此生长出来:救急的钱谷开始承担生息任务,地方经办者既要照顾农民的难处,又要考虑本钱能否按时收回。碰上丰年,两边尚能兼顾;灾荒一来,矛盾便压到了县衙和农户身上。
鄞县的成功,为何复制不到全国
王安石早年在鄞县做知县,已经试过类似办法。农民缺粮,他把官仓谷物贷出去,收获后收回,附带一定利息。旧谷得以更换,农民度过难关,地方官府也有所得。这段经历给了王安石很强的信心。
鄞县的经验有它特殊的条件。县域不大,王安石能够亲自了解水利、农业和民情。哪些人家确实困难,哪些地方需要修渠,何时放贷比较合适,知县可以在具体事务中随时调整。政策出了偏差,影响也局限在一个县里。
全国推行政令,情形完全不同。
北宋各地耕作时间、土地肥瘠、灾情轻重相差很大。江南水田和西北旱地,很难共用一套收放节奏。朝廷无法掌握每个村庄的情况,只能依靠路、州、县逐级经办。皇帝和宰相想知道新法效果如何,也只能阅读官员送上来的报告。
报告里最容易写清楚的是数字:放出多少,收回多少,欠了多少,增加了多少收入。农民是否愿意借,借来之后有没有缓解困难,灾年展期是否落实,很难用几行字说明白。
数字于是逐渐压过实情。地方官知道朝廷重视新法,也知道自己的政绩会受到影响。放贷数量少,可能显得办事不力;欠款收不回,又可能被追问责任。在考课压力下,经办人可能更愿意把钱放给有偿还能力的人,同时尽量保证按期回收。
青苗法原本要帮助贫弱农户,执行时却可能出现一种尴尬局面:最穷的人让官府担心收不回,家境稍好的人又被要求多借。穷人依然难熬,中等人户平白添了债务。
王安石把一个知县能够随时照顾细节的办法,交给庞大官场普遍推行。政策规模扩大了千百倍,掌握民情和纠正偏差的能力却没有同步增长。县衙里一次看似普通的摊派,汇集到全国,便可能成为新法沉重的名声负担。
灾年最需要借钱,也最难还钱
青苗法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是利息。有人认为每料二分已经很高,也有人拿民间高利贷作比较,认为官府条件尚算宽缓。单看利率,很难把这件事说清楚。
农民借钱的时间集中在青黄不接之际,归还则依赖收获。风调雨顺时,还钱尚有机会;遭遇水旱,借来的钱粮已经救急用掉,下一季收成又失去着落。最需要官府接济的年份,恰好也是农户最难还债的年份。
朝廷对灾伤展期作过安排,制度设计并没有完全忽略歉收。可经办官员还面对回款与考课,展期可能使账面任务受到影响。宽缓到了基层,便容易打折扣。只要地方官把足额收回当成要紧事,灾年的农民就会感到官府催得很紧。
私人放债出现坏账,损失通常先由放债者承担。官府放贷的钱谷关系仓储与财政,大量拖欠以后,经办官员很难自行决定认亏了事。欠款若被追究,压力便可能沿着行政系统传到农户身上。
这种压力积累到基层,抑配便有了土壤。即便朝廷要求自愿请贷,地方官为了确保任务完成,仍可能把借款摊给民户。农户手中缺少有效的拒绝办法,自愿借贷便可能变成摊派。利息再轻,也会让人感到添了一项负担。
这里也要把话说稳。青苗法动用常平、广惠仓钱谷,无法据此推断各地仓储普遍枯竭。它带来的风险在于,救急和生息被放进同一套安排以后,地方经办者可能更在意收回本息,仓储原有的救济职能反而被挤到后面。
改革越向前推,朝廷越希望它尽快见效;越追求见效,越难容忍地方出现欠款和亏损。一项原本留有救急余地的政策,渐渐变得输不起。
官府亲自放贷,农民如何拒绝
青苗法暴露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新法中。
免役法有它的进步之处。过去承担差役的民户,可能要放下农活,到官府服役,遇上赔垫还可能破家。改成交纳免役钱,由官府出钱募人,农民可以安心生产,愿意服役的人也能得到报酬。让劳役负担改用钱来计算,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方向。
可是,户等由官府评定,交钱数额由官府核定,募役仍由官府办理。农民没有多少协商余地。若地方财政紧张,或者户等登记失实,原本为了减轻扰民而收的钱,也会形成新的压力。一些过去不承担差役的人户,同样被纳入助役钱的征收范围,反对面随之扩大。
市易法本想调节物价,帮助商贩。官府在货物滞销时买进,短缺时卖出,可以减少大商人操纵行情的机会。官府拥有资本和权力,经商时又掌握市场信息,边界一旦把握不好,平抑物价便可能滑向与民争利。经营越广,赊欠和亏损越多,经办者越倾向利用权力保住收益。
几项新法放在一起,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共同思路:宋朝市场发育不足,公共财力有限,便由官府主动介入,把闲置资源调动起来,让财政获得收入,也让百姓得到便利。
这个思路有远见,也带着危险。官府制定规矩,又亲自参加交易,发生欠款后仍由官府追收。普通商户很难与它平等竞争,普通百姓也难以把一项行政命令当成可以拒绝的买卖。
王安石生活俭朴,也没有借变法谋求私利的可靠证据。他或许因此低估了权力带来的变形。宰相的个人操守值得敬重,却无法保证每个经办官员都能克制催收的冲动,更无法让农户在面对县衙时拥有平等的商量余地。
王安石该承担什么责任
吕惠卿、司马光和宋神宗都影响了变法进程,王安石本人仍要承担重要责任。
北宋当时承受着军费、官俸、河防等长期支出,西北边防尤其耗钱。宋神宗希望改变国力不振的局面,他给王安石的支持,始终伴随着对财政和军功的期待。王韶经营熙河,让朝廷看到开拓的希望,同时也需要持续投入。改革必须尽快拿出成果,很难长期停留在一个地方慢慢试验。
王安石主持变法后,设制置三司条例司,集中筹划新法。这样做提高了决策效率,减少了旧部门的牵制,也使一些不同意见难以充分表达。支持新法、行动迅速的官员受到重用,反对者则容易被视为阻挠大局。
争论由此发生变化。地方汇报青苗法扰民,支持者可能怀疑官员故意破坏;朝廷强调不得抑配,地方又可能用账面成绩证明执行有力。信息经过层层筛选,宰相收到的材料越来越难反映完整民情。
熙宁七年大旱,郑侠进献《流民图》,灾情与新法争议一起压到宋神宗面前,王安石随后罢相。两件事在时间上相近,却不足以单独解释这次人事变动。旱灾、新法争议以及朝廷内部的压力,都构成了这次罢相的背景。
熙宁八年,王安石再度入相,次年又离开。此时宋神宗仍在世,新法也仍在推行,改革集团内部的裂缝已经十分明显。
王安石的局限,在于他过分相信正确目标能够带来正确执行。他把许多反对意见归入园于旧习,对政策自身产生的利益冲动估计不足。面对执行偏差,他更倾向于换官员、加督促、继续推进。
朝廷若只愿听到新法有效的消息,地方便很难坦白承认某一项办法做不下去。一项改革只能不断证明成功,及时修正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
司马光废除新法,老问题又回来了
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高太后主持朝政,司马光得到重用,新法大批废除,史称元祐更化。
司马光反对新法,有他对民生和财政的判断。他担心官府敛财过快,也警惕权力过度集中。不过,他上台后处理役法十分急迫,连苏轼等人也提出异议,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弊,不宜骤然更换。
这段争论很值得注意。反对王安石的人,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离开政坛,便找到了妥善办法。恢复旧法,同样要面对劳役不均、赔累破家、地方经办混乱等老问题。
朝廷此时关心的已不只是一项政策是否合适,还包括由谁掌握解释新法的权力。支持者与反对者互相攻击,具体利弊逐渐让位于派系立场。新法可以因皇帝和宰相更替而反复,地方官只能不断调整做法,百姓更难形成稳定预期。
后来宋哲宗亲政,新法又被恢复。到宋徽宗时期,蔡京等人打着新法旗号聚敛,许多做法已经偏离王安石初意。这些责任不能全算到王安石头上,可新法成为党派争权的旗帜,确实削弱了它作为制度改革的生命力。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能简单理解成所有政策全部作废。农田水利建设取得过成绩,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免役等办法也影响了后世。有些新法废而复兴,有些则以别的形式留下。
它未能完成的,是建立一套可以跨越皇帝更替、党派轮替,还能长期改善民生与国家财力的稳定制度。新法有实绩,改革工程却没能站稳。
大宋缺的,是那一点亏得起的余量
评价王安石,很容易出现两种极端:把他写成祸乱宋朝的执拗宰相,或者把他捧成只差皇帝坚定支持便能成功的孤胆英雄。两种说法都省略了最麻烦的部分。
王安石确实看见了宋朝的困难,也敢于承担责任。青苗、免役、市易等法,都包含改善资源使用效率的愿望。他发起改革的目的,也无法简单归结为替皇室搜刮享受。
他的局限同样清楚。他太急于让财政见效,把公共储备、官府信用和行政权力放在一起使用,却没有给经办者留下充分认亏和调整的空间。政策在账面上增加了收入,部分地方和民户手中的余量却可能减少。中央多了可以调用的钱,社会承受灾害的能力未必同步增强。
常平仓那笔本钱,最能说明这种难处。储备的意义,在于荒年可以拿出来救急,必要时承受损耗。生息的要求加进来以后,经办者自然会关心收回和收益。害怕亏损的心理传到基层,便可能变成催征,百姓也会逐渐把新法当成负担。
改革需要财力,也需要承受失败的余地。一项政策若长期依赖足额回款,又要求各地证明执行有效,灾荒和失误出现时便很难保持温和。王安石想帮助大宋摆脱困窘,却把有限的余量用得太紧,连调整政策的空间也受到了挤压。
宋神宗去世,只是让积累已久的问题集中爆发。即便没有司马光,青苗法仍要面对灾年欠款,免役法仍要处理负担公平,市易务仍要回答官府经商的边界。旧党上台可以更换法令,这些难题不会自动消失。
王安石值得敬重的地方,是他没有回避难题,值得警惕的地方,则是他相信靠道德、才干和行政力量,就足以把复杂社会纳入周密设计。鄞县的一位好知县,可以凭勤勉弥补制度缝隙。整个大宋,无法依靠每位知县都成为王安石。
如果由你安排常平仓的钱谷,你愿意拿它生息,还是留作荒年的保障?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评论区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