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冬天,广东雷州半岛外海风急浪高,法国军舰“白瓦特”号驶入广州湾避风。船上的法国人或许没有想到,这次临时停泊,后来竟成了法国染指中国南部海岸的起点。

当时的广州湾,位于广东高州府吴川县、遂溪县一带,港阔水深,进出南海便利。对一艘远洋军舰来说,这里是躲避风暴的好地方;对正在争夺海外据点的法国而言,它更像一枚可以落子的棋子。

村民起初并没有把这场靠岸当成大事。陌生的军舰停在海面上,士兵上岸打听消息,地方百姓更多是好奇。谁也不会料到,法国人看中的并不只是这处避风港,而是它背后的航运位置和军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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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列强在中国沿海争夺租借地。清政府刚经历甲午战争失败,国力衰弱,地方防务空虚,外国势力纷纷寻找能够停泊军舰、储存煤料、控制航线的港口。广州湾正好处在这样的风口上。

1898年,法国以设立趸煤站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要求。所谓趸煤,就是为蒸汽船储存和供应煤炭。表面看是商业与航运需要,实质上却是建立军事据点、扩大势力范围的手段。

面对法国步步紧逼,清政府没有足够力量抗拒。1899年11月16日,中法签订《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广州湾被租与法国,租期定为九十九年。条约所称“租借”,并没有改变当地百姓失去实际管辖权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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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偏偏是九十九年,而不是一百年?当时外交交涉中,租期的长短往往带有特殊含义。九十九年虽已漫长,却仍被保留为名义上的租借,而非直接割让主权。这个数字看似只差一年,背后却体现了清政府在屈辱局面下勉强守住的一点文字界限。

不过,纸面上的界限并不能减轻现实中的压迫。法国军队进驻后,逐渐修筑炮台、兵营和码头,并把租借地的中心称为“巴斯蒂亚”,后来又称“白瓦特城”。当地行政、税收和治安,均受到法国势力控制。

百姓并没有安静接受。海头汛、遂溪、吴川等地的民众曾组织抵抗,地方官员和乡绅也参与其中。武器简陋,力量悬殊,但他们清楚一件事:军舰可以暂时停靠,外国人却不能因此把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据为己有。

“这是我们的地方,不能说让就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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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朴素的喊话,正是广州湾民众抗争的真实底色。1912年端午节前后,广州湾各行业曾以罢市等方式表达不满,反对法国当局的统治。抗争迫使法国方面调整部分行政安排,也说明所谓租借并非一纸条约就能让当地人心甘情愿接受。

闻一多在1925年创作《七子之歌》时,把中国近代被列强割占、租借的七处土地写成离散的孩子。香港、澳门最为人熟知,另外五处则包括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广州湾后来改称湛江,正是其中的一“子”。

有意思的是,七处土地的遭遇并不完全相同。台湾是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威海卫和广州湾属于租借地,旅大经历了俄国、日本先后控制。闻一多将它们并列书写,是因为它们共同见证了近代中国主权受损的处境。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湾的命运再次发生变化。1943年,法国在战争压力下与日本签订有关广州湾防务的协议,日本接管了这片租借地。法国人在这里经营数十年的统治,被另一支侵略力量取代,百姓承受的苦难并未因此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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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收回广州湾。8月18日,中法双方办理交接;8月22日,广州湾改为省辖市,定名为湛江市。自法国进入到中国收回,名义上的九十九年租期只持续了约四十七年,提前结束了这段屈辱的租借历史。

今天仍能在湛江霞山一带看到福音堂、维尔德天主教堂、法国公署等旧建筑。它们有法式外观,却不只是异国建筑的遗存,更是广州湾被强行纳入外国势力范围的历史凭证。墙面能够留下风格,土地却始终记得自己的归属。

广州湾的故事,既写在条约和外交照会里,也写在当地百姓一次次的抵抗中。那片曾被法国称作“白瓦特城”的海湾,最终回到了湛江这个中国地名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