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四川通江县王坪村,一位老红军前来凭吊牺牲的战友。他走进墓园时,眼前只有荒草和土坡,原本应该矗立的墓碑却不见踪影。老人向村民询问,村民沉默片刻,才带他找到那块埋在地下整整16年的石碑。

石碑重新出土时,碑身已经沾满泥土,字迹却依稀可辨。碑高近4米,正中刻着“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上方的党徽并非通常的正立形态,而是倒悬向下。这个特殊设计,早在1934年就埋下了答案。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川北,通江、南江、巴中等地相继建立革命政权。根据地刚刚铺开,部队扩充、群众动员、土地政策和地方政权建设便同时压了上来。

张琴秋当时承担了大量政治工作。她讲话不绕弯,常常坐在村头,与乡亲们一边拉家常,一边解释土地革命和参军支前的道理。有人听完后,当场报名参加红军。不到一个月,红四方面军在当地的兵力便得到明显补充。

她还参与组织妇女工作,推动妇女联合会开展春耕、运输、护理和宣传。川陕苏区的妇女并不只是后方的帮手,许多人直接参加了交通、侦察和战地救护。张琴秋明白,想让群众真正支持革命,不能只讲口号,还得解决他们眼前的难处。

在红江县任职期间,她发现不少妇女长期承担繁重家务,却还要忍受打骂,买卖婚姻也并不罕见。她带着干部和战士到群众家里挑水、砍柴、做饭,用一件件小事改变乡亲们对红军的看法。

工作上的顺利,并没有让她摆脱复杂的内部关系。张国焘曾在小河口会议后调整红四方面军领导力量,张琴秋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后来,她又被调离这一岗位,转任红江县委书记,随后再次被调回总部等待安排。

“组织怎么安排,就怎么干。”张琴秋曾对身边同志说,“事情总要有人做。”

她没有把精力耗在个人得失上。川陕根据地遭到四川军阀和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她负责物资运输和伤员转移。有一次,队伍用担架转运武器,故意伪装成伤员小队,诱使敌军靠近,再借密林设伏,将追兵击退。

1934年春,张琴秋到通江县王坪村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任政治部主任。此时医院已有总院和分院,医务人员近千人。反“六路围攻”期间,伤员不断增加,许多年轻战士因伤势和战友牺牲而情绪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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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秋与院长苏井观商量,在医院俱乐部组织演出,让医务人员和康复中的伤员排练节目,到各分院慰问。条件很简陋,演出却起到了稳定情绪、鼓舞士气的作用。

更让她难受的是,许多牺牲者没有姓名,也没有家属地址,甚至连一块完整棺木都难以找到。那些年轻的生命埋在医院附近,若无人立碑,日后很可能连埋葬地点都无法确认。

于是,张琴秋提出修建烈士墓。选址、筹料、设计,她几乎件件过问。墓碑采用当地石材,高约4米,宽约0.6米,厚约0.69米。碑身两侧刻有手枪、红星等图案,正面则留下“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九个字。

最特别的,是碑顶那枚倒悬的党徽。它不是施工失误,也不是石匠弄错方向,而是张琴秋有意如此安排。烈士安葬于碑后,党徽低垂,象征党组织面对成批牺牲的战士沉痛哀悼。后来,陵园工作人员将这一含义概括为“党徽低垂,全党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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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四方面军为向川甘方向发展,发动广昭战役,随后抢渡嘉陵江,开始长征。部队撤离后,王坪遭到地主还乡团反扑,烈士墓被破坏,墓碑也被强迫砸毁。

当地百姓没有照办。他们冒险将墓碑运走,深夜掩埋。面对拷打和逼问,村民始终没有泄露石碑下落。就这样,这块墓碑在泥土中沉睡了16年,直到1951年重新被发现。

后来,王坪烈士墓园不断修缮扩建。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2011年后,通江县又将分散各处的烈士遗骸陆续迁葬于此。那块曾被深埋的墓碑,仍保留着当年的题字和倒悬党徽,成为王坪墓园最醒目的历史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