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听风的蚕

前两篇写了两组气质,一共六种。第一组是人被事情压到头上时怎么站住:临危不乱,有功劳先让给别人、有过失先担下来,说话留着分寸。第二组是队伍怎么带:人要用对,自己先做到,规矩对谁都一样。这六种管的是眼前这副牌怎么打。还有一类气质,管的是几年以后的走向:看得远,敢拍板,听得进不同意见。前六种决定今天带不带得动,后三种决定三五年后还在不在牌桌上。

领导队伍里不缺勤快人,缺的是在事情还没有结果的时候,敢按几年以后的局面做今天的决定。看得远不是算命,是把大方向先定下来,再拿这个方向去分人、分钱、分时间。

207年,刘备寄居在荆州,兵不多,地盘一块也没有。他三次去见诸葛亮,问的是同一件事:下一步往哪走。诸葛亮没有给他一句安慰话,而是把天下摊开算了一遍。曹操已经拥兵百万,又拿着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这条路不能硬撞;孙权占着江东,父兄三代经营,地势险要、人心归附,只能结盟不能图谋;荆州北面靠着汉水、沔水,南边通到南海,东边连着吴会,西边通巴蜀,是用兵的地方,守它的人却守不住;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当年汉高祖就是从那里起的家,刘璋同样守不住。他给刘备的画法是:先把荆州、益州拿到手里,守住险要,西面和诸戎和好,南面安抚夷越,外面结交孙权,内部整顿政事;等天下形势有变化,派一员大将从荆州出兵打向宛、洛,刘备自己带益州的兵出秦川。这番话记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里,后人叫它隆中对。

这段话的价值不在每一句都算准了。它的作用是把打谁、联谁、先拿哪块地、什么时候动手,一次定了下来。刘备此前二十年先后依附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一直没有自己的方向。定了这条线之后,208年联孙抗曹,214年入益州,219年拿下汉中,一步一步都对着那张图走。方向定下来,队伍才知道每一步为什么走,资源才敢往一处堆。

再举一个代价更明显的例子。1806年10月,耶拿一战,普鲁士军队一天之内垮掉,随后签下《提尔西特和约》,割掉近一半领土,赔款,军队被限制到四万余人。摆在国王和大臣面前的是两条路:赶紧求和,保住眼前这些;或者从制度上推倒重来。他们选了后一条。1807年颁布《十月敕令》废除农奴制,1810年建立柏林大学,军队改掉旧编制,建起总参谋部体制,推行普遍义务兵役。

这些事在当年都看不到好处,处处难受:废农奴得罪贵族,办学要花钱,征兵动的是既得利益。真正见效要等到1813年的反法战争,彻底结账是1871年德意志统一,中间隔了六十多年。看得远有一个明确的代价,就是当期难看,做这类决定的人往往在自己的任上看不到回报。

所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这份气质,办法很直接:看他三年前定下的方向,今天还在不在。方向年年换的领导,多数不是眼光变了,是本来就没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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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价值不完全在于是否正确,还在于有人负责,并且是在还有选择的时候做出来。拖着不定也是一种决定,而且通常是代价最大的那一种,因为时间会把选择权交给对手。

208年,曹操拿下荆州,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率水军八十万。江东朝堂上主张迎降的声音占了上风,张昭等人的理由很实在,实力差得太远。鲁肃、周瑜主战。周瑜把账算得很细: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兵不过十五六万,而且久战疲惫;收编的刘表水军人心不服;马超、韩遂还在关西,是后患;天寒,马没有草料。这些条件摆出来,实力差距就没有那么吓人。《江表传》记孙权听完,拔出刀砍在面前的案几上,说了一句话,谁再敢说要迎降曹操,就跟这张案几一样。

这个动作的作用是把讨论结束了,剩下的事变成执行。开会最怕的不是意见多,是没有人结束讨论,人人表态含糊,事情就自己拖着。孙权不是当时最有把握的那个人,曹操的八十万确实吓人,但他做了唯一能让江东继续存在下去的选择。赤壁之后,三分天下的格局成形。

1985年,日本的存储器厂商把价格压下来,英特尔做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就是计算机里存数据的那类芯片)连年亏损。管理层讨论了很多轮,没有人愿意先说退出。格鲁夫在办公室问了摩尔一个问题:如果董事会把我们两个赶走,换一个新首席执行官进来,他会怎么做?摩尔说,他会让我们退出存储器。格鲁夫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走这一步。1985年做决定,到1986年中完成退出,一年多之后公司恢复盈利,重心转到微处理器。这段经历格鲁夫写进了《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他管这种时刻叫战略转折点。

答案其实两个人都清楚,只是没有人愿意说出口。让外面来的人拍板比自己拍容易,因为不必否定自己干了十年的活。敢拍板最难的一种,是拍掉自己的老本行。

一个领导能听到多少真话,决定他能不能在错误还小的时候发现错了。位置越高,主动来纠错的人越少,因为下属会算账:说对了没有奖,说错了得罪人,于是只讲领导爱听的。

魏征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属下,还劝过李建成早点对李世民下手。李世民即位后没有清算他,反而经常把他叫进内室问政事得失。《旧唐书·魏徵传》记太宗对他说过一句话,你所谏的事前后二百余件,都合我的心意。魏征死的时候,太宗对侍臣说,用铜做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看兴替,用人做镜子可以看清得失,他常留着这三面镜子,防止自己出错,如今魏征走了,少了一面。

这段话的关键在“防己过”三个字,不在谦虚。皇帝身边从来不缺聪明人,缺的是敢在他错的时候说错的人。魏征敢说,是因为前面有人说了之后没有出事。这个先例比任何鼓励的话都管用。

现代的调查也能说明同一件事。2012年起,谷歌用两年时间研究了内部一百八十多个团队,想找出高效团队的共同点,2015年公开了结论。五个因素里排第一的不是成员聪不聪明,而是心理安全感:成员敢不敢在团队里冒风险、承认错误、提出反对意见,而不担心因此被看轻。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哈佛的埃德蒙森1999年的研究。需要说明,谷歌这项是企业内部研究,不是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结论被引用得很多,方法上也有讨论,但方向是清楚的。

这条结论和唐太宗那三面镜子讲的是同一件事,只是换了说法。有心理安全的团队,成本是领导要听几句不爱听的话;没有心理安全的团队,成本是一群人一起沉默,等到问题盖不住的时候一起承担。前者是每天烦一下,后者是一次性付清。

三篇写下来,一共九种。第一组三种,管的是事情压到头上时这个人的样子:稳得住,担得起,说得有分寸。第二组三种,管的是队伍怎么带:人要用对,自己先做到,规矩对谁都一样。这一组三种,管的是往后几年往哪走:看得远,方向才不年年改;敢拍板,机会才不会在会议里耗掉;容得下不同意见,错了才不会一直错下去。

这三样有一个共同点,代价都在当期,收益都在后面。所以它们最难练,也最容易装。要看一个领导有没有这三样,不必听他讲:三年前定的方向今天还在不在,关键的那次会议有没有结论,上一次有人当面提反对意见是什么时候。

九种气质加在一起,说到底是一件事。一件事还没有结果、责任还没有分清、意见还没有统一的时候,这个人能不能把方向和决定先拿出来。能拿出来,别人跟着他走,心里是有底的。所谓领导气质,也就是这么一点点攒起来的,跟嗓门和架子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