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4日上午,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操场上开了宣判大会。

判决书念完,犯人被押上车,往郊外一片荒地走。到了地方,两名军法处的军人同他下车,走出去几百米,一人往旁边让开几步,另一人立正,朝他的背影敬了个军礼,然后举枪。

倒下的人叫沙飞,38岁,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主任,正师级干部。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生,广东开平人。1936 年他在上海替鲁迅和几位青年木刻家拍过合影,那张照片成了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之一。

1937年平型关战役之后,沙飞以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的身份到前线采访,随后在河北阜平经聂荣臻批准加入八路军,成为这支军队第一位专职战地摄影记者,此后十多年一直在晋察冀。

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这些职务都是他一手干起来的。

1939 年白求恩去世,遗嘱里专门写了一句:照相机给沙飞。此后他把白求恩送的那台相机和装鲁迅底片的小铁盒随身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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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百团大战,他在井陉煤矿的炮火里拍下聂荣臻牵着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照片。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敌后根据地第一次有了像样的图片刊物,印出来的画报送到了延安和大后方。

八路军在华北那些年留下的影像,很大一部分出自他手。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肺结核在当时没有特效药,只能靠静养和药物慢慢压,主治医生是留用的日籍内科医生津泽胜。

沙飞对日本人的敌意始终没有消退,外面又流传着鲁迅死于日本医生之手的说法,他对津泽胜越来越不信任,认定对方借着治病害他,是潜伏下来的特务。

身边的同事只当他脾气变了,没有人往病上想。

1949年12月15 日上午,沙飞把津泽胜叫到病房,津泽胜开完处方转身出门时,沙飞从床边取出手枪,朝他后背打了一枪,随后走到跟前又补了一枪,警卫员赶来夺下枪时,沙飞喊的是“他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

两天后津泽胜离世,时年42岁。

案子很快报了上去,1950 年 1 月 10 日,华北军区政治部作出决定,开除沙飞党籍。聂荣臻听到消息,第一句话问的是:沙飞精神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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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同沙飞在晋察冀共事多年,军区的许多照片出自沙飞之手,画报的纸张、器材和印刷,也多亏上面点头才办得成。

调查的人带着医院的检查结论回来,上面写着神经未见异常。军法处又找干部和医护人员座谈,多数人说他动手时心里清楚,属于明知故犯。

医生们复查了病历和用药,也认为津泽胜的治疗没有差错。

1950 年 2 月 24 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沙飞死刑。华北军区随后颁发训令昭告全军。判决下来那天,聂荣臻当场落了泪,他对人说: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

沙飞是广东人,爱吃鱼。行刑前几天,聂荣臻交代下去:他是南方人,爱吃鱼,想办法给他弄点鱼吃。

沙飞自己提了几条要求,其中一条是行刑时不下跪,理由是他为党工作多年,不该按犯人或敌人的样子处置,这条被答应了。

枪响以后,两个军人把他翻过身,正了正军帽,把军服拉平,用纱布擦掉脸上的黄土和血。棺木里铺了一条绿色军毯。

留在家里的是妻子王辉和几个孩子,组织上后来给了一份证明书,上面写的是病故,按正师职干部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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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华北解放军》报把军区的训令和判决书全文登了出来,全军都看到了这件事。

沙飞死后,家里人一直没有停止申诉。1979 年底,中国摄影家协会有人找到沙飞的女儿王笑利,想收集她父亲的材料,一家人重新看到了希望。

此后几年,沙飞的老战友罗光达等人四处奔走,家属一趟趟跑档案馆,把当年的审判卷宗、证词和旁人的回忆一份份翻出来,当年经手判决、去刑场执行的老军法干部也写了证明材料。

权威的精神病研究机构对病案反复论证,结论是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他行凶的时候已经失去自控能力。

聂荣臻对这案子的态度一直清楚。他跟杨成武谈过四条:沙飞杀了日本人是事实,我们杀了他也是事实,他有精神病是事实,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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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第四条,他在批示里写过:当时我不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

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再审后判决:撤销 1950 年 2 月 24 日的原判决,恢复军籍。6 月11日,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恢复他的党籍。

沙飞拍过的照片,今天还在印。鲁迅和青年木刻家的合影,白求恩在手术台前弯腰的背影,聂荣臻牵着美穗子的那只手,还有《晋察冀画报》那些颗粒粗糙的封面。

他替一个年代留下了影像,自己身后只留下一份判决书、一份平反裁定,和行刑前那顿鱼。

津泽胜同样死在这场悲剧里,身后撇下妻子和两个孩子。沙飞的家人后来一直在想办法同津泽胜的家属联系,希望这件事能有个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