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快乐”包含着一种持续调整、逐步积累的可能。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的开篇写道,每个降生于世的人都持有双重公民身份,一重属于健康王国,一重属于疾病王国。
写这本书前,她刚做完乳腺癌治疗。她在书中梳理了癌症身上附着的种种说法:它长久以来被视为不祥、不洁之物,情绪压抑、人生受挫的人被认为更容易患上它。又因为难以治愈,癌症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而神秘又反过来加深了人们的恐惧。
“患癌成了一桩丑闻,危及一个人的感情、升职机会,甚至饭碗,所以知道自己病情的患者往往讳莫如深,甚至守口如瓶。”苏珊·桑塔格在书中写,“而没有什么比给疾病赋予意义更具惩罚性了,而那个意义总是道德化的。”
对于癌症病人以及幸存者来说,病耻感更是无处不在的一件事。
杨梦的经历,为这种隐形压力提供了一个具体切面。32岁那年,她在一次偶然的妇科检查中发现自己患了卵巢癌。所幸尚在早期,这一类型的肿瘤生物学行为也相对温和。经过手术和六期规范化疗之后,杨梦的生活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确诊之后,杨梦常暗自庆幸,自己得的不是最险恶的癌种,可以一边治疗一边上班。父母从国内赶来照顾她,最后只帮得上遛狗,杨梦甚至还给他们安排了一次周边游。
除了家人、顶头上司和两三个挚友,没有人知道她的病情。渐渐地,她自己也快忘了“癌症患者”这个身份。她计划过做一次医美,去掉腹部的瘢痕,后来因为工作太忙作罢。
直到有一天,有人向她打听肿瘤治疗的事。她事无巨细地回复了对方。关掉手机之后,她跑进卫生间大哭了一场。
心理医生告诉她,这是她的trigger——和母亲一样,她其实从来没有接受自己得癌这件事。她觉得这段经历不值得向旁人提起,以为回到工作岗位,生活就能回到正轨,业绩超过所有人,就能弥补内心缺失的那一部分。但“不提”并不等于“过去”,看似如常的生活之下,病耻感仍在影响她如何理解自己。
《Oncology Nursing Forum》2023年发表了对中国华南一家三甲肿瘤中心19名肺癌患者的访谈研究。它指出,隐瞒患癌事实、抗拒患者身份、觉得自己不再是正常人,是病耻感的三种常见表现。从癌症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往往需要用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来与病耻感作斗争。
一项2023年的调查显示,七分之一的英国公众认为,被诊断出癌症这样的严重疾病是一个“禁忌”话题;19%的癌症患者因担心别人的反应,不愿谈自己的情绪问题。2025年的数据显示,58%的英国成年人仍持有“过时的”癌症观念。
杨梦问医生:没有了生死的忧虑,一切看似回到正轨,为什么自己还是会崩溃,还是不快乐?医生只说了一句:find your support system。
和大多数人一样,杨梦起初也把support system理解为外部条件。是钱吗?有了钱,就能负担更好的日常营养,甚至可以辞掉工作,彻底放松,四处旅行。是一套更大的房子吗?对一个远在家乡千里之外的人来说,那是尤其实在的安全感。还是一个体贴入微、事事照顾她的男友?
更何况,support system对杨梦来说是个新鲜事。从小镇做题家一路走到欧洲,杨梦最熟悉的字眼是“靠自己”:和男友同居,她没让对方付过一次账单;去年拿下德国永居,用的是未婚的身份。
但业绩、身份、独立,每一样都是做给别人看的证明。她很少停下来问自己,累不累,开不开心,需要什么。find your support system的第一步,或许不是向外找人,而是先向内看。
一场晚霞,和一匹粉色小马
慢慢地,杨梦开始发现support system更像是由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拼成的:一次郊野徒步,一场和朋友的长谈,雨天里读完的一本书,和父母打电话的寻常寒暄,或者一节让全身彻底放松的瑜伽课。
“有一次,我连续三天在回家路上看到很漂亮的晚霞,心情一直很舒畅。”她说,“以前从没留意过,因为那段路通常很堵,我的注意力全花在生闷气上了。”
晚霞一直都在,变化的是她与生活相处的方式。治疗结束后,她曾把“回到正轨”理解为恢复效率、证明自己;如今,她开始练习把注意力从堵车与懊恼中移开,让一次交谈、一顿亲手做的饭、一片偶然抬头看见的晚霞进入感受。support system由此不仅来自他人的帮助,也包括一个人重新感知生活、安放情绪的能力。而这些细小的感受一点点累积起来,就是快乐最初的样子。
而这种感受,是可以被有意识地培养的。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积极心理学家彭凯平管这叫“品味”(savoring):留意美好,欣赏它,再去回味。在彭凯平看来,快乐不全是运气,也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强迫自己时刻积极,而是在日常中练习识别和留存美好,让身心重新获得滋养。
拉夫劳伦Pink Pony公益项目今年以“共生之力”为主题,想传递的正是这一点:让自己拥有更加快乐的能力。换句话说,“更加快乐”包含着一种持续调整、逐步积累的可能。
Pink Pony的起点,是一个人独自扛过的恐惧。拉夫·劳伦曾被诊断出脑瘤,除了太太和哥哥,他谁也没告诉。“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惧的时刻,而我是一个人扛过去的。”(It was the most frightening moment of my life—and I lived with it alone.)手术之后,他结识了一位好友、同样正与乳腺癌抗争的《华盛顿邮报》时尚编辑Nina Hyde。
1989年,他与《华盛顿邮报》出版人Katharine Graham推动成立了乔治城大学Nina Hyde乳腺癌研究中心,以向好友致敬。2000年,拉夫劳伦首次推出粉红色版本Polo小马徽标Pink Pony由此诞生。
2002年拉夫劳伦春季l秀场,模特身穿Pink Pony图案上衣
“当你别无选择,或者无人倾诉的时候,世界会变得很小。”(The world is so small when you don't have choices or you have no one to talk to.)拉夫·劳伦说。此后二十多年,从哈莱姆的社区癌症中心,到在美国新建或扩建的五个癌症中心,再到今年9月在韩国设立的患者及家庭康复中心,Pink Pony做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人不必独自面对。
2026 Pink Pony项目参与者:查德·帕隆博(Chad Palumbo),查妮塔·修斯-哈尔伯特(Chanita Hughes-Halbert)博士,萨姆·苏里亚库马尔(Sam Suriakumar),艾什·富(Ash Foo)
今年,Pink Pony的主题是“共生之力”,核心是“让自己拥有更加快乐的能力”。在这个狂奔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身份与期待推着向前。在人前,我们习惯了扮演无坚不摧的大人;但在深夜的疲惫里,我们却常常忘了如何让自己真正地快乐。
这份能力被拆成三层:了解得起自己,打破外界的定义,找回内在的底气;善良得起自己,在理解与联结中,允许自己被温柔接住;热爱得起自己,解放自己,发现新可能,在给予中获得力量。三者最终指向同一种关系:关爱他人,更解放自己。在体察他人处境的过程中,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需要,辨明真正值得珍视的事物——这就是“共生”的意思。
落到项目上,Pink Pony借癌症幸存者的故事讲述社群支持的意义,也提醒人们关注早期发现。普通消费者也可以参与:三件指定单品,斜纹棉布棒球帽、牛津纺衬衫和绞花针织衫,售价100%捐出;其余系列至少捐出25%;10月17日全球购物日,再捐出当天消费额的5%。项目覆盖17个国家和地区的38家受助机构,在中国内地,善款捐给上海市红十字会。
从认识自己、善待自己到热爱自己,拉夫劳伦希望与公众共同探索这份能力。今年,拉夫劳伦首度亮相进博会,把“让自己拥有更加快乐的能力”这一话题带到了论坛上,与心理学家、学者和媒体人一起讨论: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不快乐,快乐的能力又该如何练习。
让自己拥有更加快乐的能力
今天的人越来越不快乐了。
《世界幸福报告2025》显示,全球19%的年轻人表示,遇到困难时身边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比2006年增加了39%;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全国抑郁风险检出率为10.6%,18至24岁年轻人高达24.1%。物质从未如此丰裕,快乐却越来越难。
拉夫劳伦首度参加进博会,举办主题为“如何拥有快乐的能力”论坛
在Pink Pony“共生之力”的进博会论坛上,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给出了一个进化的解释:几千万年里,危险总是来自坏事情,于是人类的大脑天生带着“消极偏差”,容易关注、相信、记住不好的事。“你让别人开心其实挺难的,但是你让人不开心很容易。”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补充了现代人的“敏感性”。过去,人生的剧本是写好的,你只需要演好或演砸;如今剧本要自己写,“导演自己一个人可以有三个”,内耗由此而来。他对学生说,在三线城市租一间房,抽水马桶、空调和手机,“这四样事情慈禧太后都没有”,可人还是不快乐。科技提供的则是另一种陷阱:刷短剧时每一刻都快乐,“你刷了10个小时以后,你觉得自己好悲惨”。
既然大脑天生偏向消极,快乐就需要练习。彭凯平说,有意义的快乐离不开四种连接:与身体、与他人,与自然,与文化理想。
与身体的连接,往往是从接纳开始的。2019年,加拿大模特Ash Foo确诊卵巢癌,手术在她腹部留下一道近25厘米的疤。她起初不敢照镜子,后来却像展示纹身一样展示它:“我不完美,注定且永远有瑕疵。而这很美。”今年,她出现在Pink Pony“共生之力”的广告里。
2026 Pink Pony项目参与者:Ash Foo
论坛上,《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伟说,比起偏向消极的大脑,身体是“偏积极”的,他的方法朴素到近乎简单:晚上十点、十一点上床,睡够7个小时。
与他人的连接,则需要允许别人走近。“被看见、被懂得、被肯认,这三样事情你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刘擎说。Ash Foo则把自己走出低谷归功于一群不评判她的人:“作为人,我们需要社会连接才能茁壮成长。”同样出现在今年Pink Pony广告里的英国模特Saffron Vadher,3岁确诊白血病,7岁进入缓解期,如今是英国白血病慈善机构的大使。她说:“有时候,和一个经历过类似事情的人聊聊,就会有帮助。”
2026 Pink Pony项目参与者:Saffron Vadher
与自然的连接,拉夫·劳伦对此再熟悉不过。1982年,他和妻子在科罗拉多圣胡安山脚下找到一座百年谷仓,后来扩建成Double RL牧场。他对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说,自己需要另一面,一个完全私密的世界:“那里有自然,有宁静,有马,可以骑行。”(It was nature. It was peaceful. It was horses. It was riding. It was cattle.)在他眼里,牧场是“一个更贴近灵魂的地方”。
最后一种连接,彭凯平则称之为精神境界:与文化、与理想联系在一起,“这都不是空虚的感受,它一定是我们自己产生的连接感”。今年Pink Pony的广告里,41岁的英国人Sam Suriakumar是唯一以“患者”而非“幸存者”身份出镜的人。2020年2月,他在伦敦地铁上癫痫发作,随后确诊胶质瘤,医生告诉他手术只能切除约四成。他和妻子因热爱南亚音乐相识,他把自己的信仰称作“对抗肿瘤的第一力量和希望来源”。
2026 Pink Pony项目参与者:Sam Suriakumar
疾病王国的边境,不会因为一纸“完全缓解”的报告就消失,病耻感也不会自动退场。杨梦用了很久才明白,医生让她找的support system,不在银行卡、房子或某一个人身上,而在她终于抬头看见的那场晚霞里。
这条路,拉夫·劳伦在四十年前也走过,但他将一个人独自扛过的恐惧变成了一家公司三十多年的坚持:从乔治城的研究中心到哈莱姆的社区诊所,从一件印着粉色小马的T恤到17个国家和地区的38家受助机构,Pink Pony做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人不必独自面对。今年的“共生之力”想说的是,快乐也是如此。它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从了解自己开始,在被接住与接住他人之间,慢慢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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