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天,北京,十二大刚开完,一份人事安排正在最后落定,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因为身体原因要退下来,接替他的人选已经酝酿了几个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各方面都认可的人。

军委那边提前打了招呼,叶飞、刘华清这些人见了陈丕显,已经改口叫“陈主任”,中央办公厅甚至派人给他量了尺寸,一套新军装正在赶制,就在这个时候,余秋里托王震给邓公带了一句话:我想和他换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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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当时六十六岁,这个年纪在1982年的高级干部序列里不算老,但他已经干了五十三年革命,1931年他十五岁,在中央苏区当儿童局书记,毛主席见他个子小,叫他“阿丕”,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他留在南方,跟着陈毅在油山一带打了三年游击,吃的是野菜,睡的是山洞。

1948年他三十二岁,已经是华东野战军第四兵团的政委,后来授衔时最年轻的开国上将肖华坐到兵团级政委的位置上时,年龄比他还大几个月,如果不是建国后被调去地方,1955年上将名单里多半有他的名字。

地方工作他也是从最实的地方干起,1952年调到上海,从第四书记一路做到市委第一书记,上海那么大一座城市,工业、市政、港口、粮食,桩桩件件都要经手,后来调到湖北,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军政两头都占着。

邓公点他回军队,不是随手一指,总政主任管的是全军的干部和思想工作,需要一个既在部队里待过、又镇得住各大军区的人,陈丕显的履历放在那张桌子上,确实挑不出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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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原定的去向是政法口,十二大之前,中央的安排是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从经济工作转到政法工作,准备接彭真的班,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余秋里对这件事的反应,不是“服从安排”四个字能概括的,他在家里连着几个晚上没睡好,政法系统和军队、和经济工作都不一样,八十年代初正是法制重建的时候,条条框框都是新的,一个从没在公检法系统里待过的人坐上去,每天要面对的东西他既不熟悉,也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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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托王震带的那句话,说得很直:我到书记处以后不管政法,能不能和丕显同志换一下,由我做总政治部主任,丕显同志做中央政法委书记。

他敢提这个,底气来自另一条线,余秋里是江西吉安人,长征时在得章坝战斗里为了推开团长成钧,左臂被机枪打穿,骨头碎了,没有条件做手术,他拖着一只断臂走了192天,过金沙江的时候连人带臂掉进江里,一直到甘南才把那条已经发黑坏死的胳膊截掉。

此后他成了“独臂将军”,但军队政治工作这条路他走得比谁都深,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西北野战军搞“诉苦”和“三查”,开创了新式整军的路子;1958年当石油部长,把军队里那套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搬到大庆会战上去,用在了几万石油工人身上,他离开军队二十四年,但那套东西一直没有丢。

邓公听了王震转来的话,没有一口回绝,他考虑的是余秋里虽然离开军队久,但政治工作是他的老本行,回总政是可行的,于是邓公托人去找陈丕显,把余秋里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他,问他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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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的回答没有绕弯子,他和对方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到总政治部也可以,到中央政法委也可以,这句话不是客套,他当时已经做好了穿军装的准备,军装正在做,老战友的恭喜电话接了一个又一个。

1982年9月10日,邓公在征求意见的报告上批了一行字:“就这样改定:秋里去总政,丕显管政法”,几天之后,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余秋里和陈丕显都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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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余秋里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9月21日他去总政上任,军装来不及做,穿着一身蓝色中山装走进了总政治部的大门,陈丕显那套定制的军装,叠好收了起来,再也没有穿过。

十二大主席团开会期间,余秋里见到了陈丕显,他走过去,当着周围一群人的面,认认真真鞠了三个躬,说:“阿丕,我感谢你,我要请你吃饭,连续三天请你吃饭。”

陈丕显比他小两岁,但参加革命比他早,资历比他深,在苏区当儿童局书记的时候余秋里还在基层连队,余秋里这三个躬,不是客套,是知道自己拿走了一个别人已经准备好的位置,而那个人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

陈丕显后来去了中央政法委,先协助彭真工作,1983年5月正式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那几年正是武警部队组建、国家安全部设立、政法队伍重建的关口,他在地方主政几十年攒下来的协调经验和实际感,在这个岗位上用得比在军队里更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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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在总政干了五年,抓干部年轻化,抓军地两用人才培养,1987年主动退下来,两个人换了一道岗,各自去了一个自己更能使上劲的地方,那套没穿上的军装和那三个躬,留在了1982年秋天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