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欧洲,世界其他地方的“惊奇感”与“可能性”更多——常年穿梭于全球各地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院长弗朗西斯科·韦洛索(Francisco Veloso)发出这样的感叹。
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每次来中国出差,他会尽量安排行程去参观研究中心和孵化器,以及与中国创业者会谈,感受“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氛围。“在中国以及亚洲,人们对如何利用新技术有极大的兴趣。那种‘欢迎变化、变化能带来繁荣’的心态在这里非常普遍。”他称,“或许我们在中国的存在感还不够。”
韦洛索认为,相较之下,欧洲显得活力不足。“这并非因为欧洲没有创新,在法国巴黎的Station F(全球最大的初创企业园区),有一批优秀的初创企业在那里成长。”他解释道,“但欧洲的情况是,创新或许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普及程度,扩张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韦洛索的担忧也是欧盟内部的长期焦虑,今年9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欧洲创新法案》,目标是解决欧洲长期存在的“科研实力强、商业化弱”瓶颈,推动创新成果在欧盟本土开发、融资与规模化扩张以提升竞争力与技术自主性。
像韦洛索这样的欧洲人如何理解中国创新生态?中欧双方在这一领域有哪些合作空间?中国企业出海欧洲又有哪些新机遇?
欧洲的复杂心态
在履新INSEAD院长前,韦洛索曾任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院长,研究重点就是科技创新和创业。两年前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他表示,中美两国在市场规模和一体化程度、资本规模与反应速度、大模型开发和训练所需的数据规模与应用场景的丰富性上远胜于欧洲,欧洲必须缩小与中美在创新上的差距。
时隔两年,韦洛索的观察已然更新。他称,在市场规模、运转速度、供应链密度上,中国依然优势坚挺的同时,还有新趋势涌现:一是高校、初创企业、成熟企业相互协作、滋养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日益成型;二则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通过创新突破以及规模化能力,具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同时,韦洛索坦言,对于中国近年来崛起的创新生态,欧洲抱有一种既感兴趣、又惊叹、同时又不免担忧的复杂心态。
“过去很多年,人们觉得能从了解美国及其创新生态中获益良多。现在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从中国的创新生态中也能学到很多。这种认识在欧洲是存在的,并且双方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人们有兴趣继续并拓展这种关系。”他说道,受贸易与产业顾虑、地缘政治敏感、国家安全关切等因素影响,某些领域的敏感性增强。在合作的基础与阻力并存的背景下,他称,双方的合作需要“精细操作”,要走好“中间地带”。
“中国企业赴欧投资的意愿持续上升,欧洲企业也希望能与中国生态建立更多连接。”他表示,为双方创造价值需要公共部门与企业两侧共同投入,并且要更加鼓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连接。“即使政府之间有时会略显紧张、存在顾虑,但商界往往足以理解和驾驭。”他称。
“对彼此的认知都有需校准的部分”
在韦洛索看来,中欧双方对彼此的认知都有需要重新校准的部分。
他称,对于中国创新产业,欧洲政治和商业领袖的一个常见误判是低估了中国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即使企业曾获得政府项目支持,例如参与核心技术开发、进行特定投资,或将大学研发成果产业化,其最终成功仍建立在经受激烈的本土竞争考验之上。这一认知偏差,使与中国企业正面竞争的欧洲及国际公司往往未能充分意识到中国市场的活力,也未能预见相关产品达到国际标准后所具备的竞争力。”他说道。
同样,韦洛索认为,部分出海欧洲、拉美的中国企业未能投入足够的资源充分把握不同国家市场的消费者关切,“我认为那些更成功的公司,都在采取审慎的步骤去理解并连接各个市场。比如它们可能会收购一家德国公司以从中学习,然后与一家法国公司合作,再在西班牙直接供货,以此了解各地的差异并建立连接。”
当下,中国企业出海到海外市场时,不免面对复杂的当地声音,例如中国教育资本入股英国的部分私立学校曾引发一些关于“教育改造”的担忧。谈及这一话题,韦洛索称,有时企业需要将自身与所谓的“公共言论”进行隔离。通过长时间的商业交往,民众会逐渐建立信任、疑虑也会逐渐消散。“一开始大家可能有顾虑,五年过去了,有些资产可能被卖出,有些则被买入,然后人们会意识到:这只是做生意,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他称。
合作机遇
作为INSEAD院长,韦洛索与跨国公司高管有密切交流。他表示,中国市场仍是并将继续是跨国企业的重要市场,但后者在追求机会时正变得更注重纪律性、更具有针对性。
“中国市场活力十足、竞争激烈,人工智能也创造了新的机遇,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商业竞争力的诸多要素。但中国市场的增速相对不如过去那样高,企业也必须面对当前的经济现实。”他表示,面对这些变化,跨国企业需要在投资和行动前就审慎地思考哪些领域值得投入资源,如何在其中构建竞争优势。同时他还观察到,一些跨国企业正借力成长中的中国创新生态,设在中国的研发实验室已成为全球产品的孵化工厂。
他认为,中欧双方在新能源领域以及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上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德国以及法国的部分地区有着高价值制造业的优良传统,而在中国以及欧洲,人工智能正在渗透这些领域。中欧双方如果能就机会、能力和发展路径进行交流是非常有价值的,甚至能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差异化竞争。”他补充称,尽管美国处在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前沿,但过去几年在制造业上的投入相对较少,这也为中欧在制造业能力互补的交流创造了机会。
他同时表示,与大学合作是了解当地环境的渠道,如今高管发展项目与校际科技创业交流正成为中欧创新合作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大学在创新成果转化上不断进步,成为越来越多初创企业诞生的摇篮,他期待这些出色的高等教育机构思考和探讨走出去和其他地区建立更广泛的联结。
“我认为在未来几年,你会开始在学术层面看到一些比过去更有意思的组合,而且是多向的。也许是欧洲和中国的大学一起在中东做点什么,或者是中国大学在巴西开设了新校区。”他笑称。
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与知识的稀缺性正被不断消解,教育与学历的价值正在面临一轮重塑。在变革浪潮中,商学院如何定义其核心价值?
韦洛索认为,当下技术本身并非瓶颈,甚至已经远远领先于价值创造,真正的障碍在于技术的应用落地、扩散、组织、战略和技能,而这些恰恰是商学院可以贡献的领域。
“不是说获得某种技术就行,‘这是最新的模型,你就该用最新的模型’——问题不在于此。你可以拿一个中档的模型,然后思考如何用它创造确定的价值,这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他表示,“人们所需要的,是具备人工智能素养、懂得如何带领人们推动这场转型的人才。”
他同时表示,除却研究和教育层面,在人工智能浪潮中参与公共讨论、发出独立的声音也是商学院的价值之一。他解释称,当下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热烈,但声音大多来自利益相关方。例如,一些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所有工作岗位的讨论背后传递的信息其实是“我的产品很强,你应该买我的产品”。因此,商学院需要充当独立观察者的角色,真正严谨地去审视正在发生的事情,帮助世界理解这些非常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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